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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在奥斯瓦尔德·埃弗里阐明DNA可能是遗传物质之后，深受鼓舞的查加夫对DNA的化学成分进行了细致分析。不过后来，查加夫逐渐变成了一个尖刻的分子生物学批评者，例如，他曾写道：“分子生物学说到底，是由没有‘执照’的生物化学家搞出来的。”沃森的《双螺旋》出版后，查加夫更是写了一篇非常尖刻的书评，其具体内容请参阅本书附录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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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查加夫1950年发表于《实验》杂志上的论文中的一张表。该表显示A：T和G：C这两个比率都约等于1。但是，查加夫仍不明白这些比率对DNA结构的重要意义，而且他也没有发现碱基配对（尽管他后来声称这是他的发现）。他对双螺旋模型的批评持续了很多年，直到1962年，他还这样写道：“现在，DNA已经成了一个神奇的名称，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魔法石，成了现代炼金术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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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克里克认识剑桥大学的许多科学家，远远超出了卡文迪许实验室的圈子。在写给德尔布吕克的一封信中（1951年12月9日），沃森这样写道：“克里克非常有魅力，把剑桥大学最有前途的青年科学家全都吸引到了自己的周围，所以只要在他家里喝喝茶，我就可以联系上许多剑桥大学的科学家了，比如说宇宙学家邦迪、戈尔德和霍伊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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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这里所说的“完美的宇宙学法则”是稳恒态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描述了宇宙的性质，是由汤米·戈尔德、赫尔曼·邦迪（Herman Bondi）和弗雷德·霍伊尔（Fred Hoyle）一起提出的（他们三个是关系亲密的朋友）。根据稳恒态理论，宇宙在空间和时间上是均匀的、一成不变的。虽然宇宙正在膨胀（红移现象等宇宙学观测结果“要求”宇宙是膨胀的），但是，新的物质正在不断地被创造出来，从而使宇宙保持不变。在他们之前，乔治·盖莫（George Gamow）提出了宇宙大爆炸理论，他认为宇宙是由一个“奇点事件”膨胀而来的。1965年，宇宙微波背景辐射被发现，宇宙大爆炸理论被大多数科学家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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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盖莫和沃森创办了“RNA领带俱乐部”，这是一个由一群致力于破译遗传密码的科学家组成的团体。俱乐部的每个成员都有一个昵称（以某种氨基酸或核苷酸的名字来命名）、一个领带夹（上面刻有本人在俱乐部的昵称的缩写）和一条领带（上面印着“RNA”三个字母）。领带夹和领带是由盖莫设计，并由沃森亲自到洛杉矶找人定制的。本书第245页转载了盖莫戴着“RNA领带”的照片。另外，本书第248页还转载了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发给沃森的一封电报，上面的签名是“Gly”，那是费曼在“RNA领带俱乐部”的昵称“甘氨酸”的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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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帕斯夸尔·乔丹是一位理论物理学家，曾经与维尔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和马克斯·玻恩（Max Born）等人合作发表多篇重要的量子力学论文。他还热衷于将物理学的新发现应用于生物学领域：“自1900年以来，物理知识经历了大发展……这就自然要求不能将物理学的结果局限在物理学领域，而要扩展到有机生命科学的领域。”乔丹后来加入了纳粹党，并且成了一名冲锋队员（即“褐衫队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乔丹试图“去纳粹化”，但是马克斯·玻恩拒绝为他证明，相反，玻恩提交了一份被纳粹杀害的亲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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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在鲍林和德尔布吕克联名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这篇论文中，他们反对帕斯夸尔·乔丹提出的同样的分子相互吸引的观点，相反，他们认为“……在讨论分子之间的特定吸引力时，应该优先考虑互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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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克里克和格里菲斯的这次讨论，没有留下任何书面记录。不过，两年之后，克里克又请格里菲斯进行了类似的计算。格里菲斯给克里克写了一封信（1953年3月2日），里面有一张图，上面给出了他估算出来的腺嘌呤和鸟嘌呤中的原子间的偶极子力（dipole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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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对于这次会面，查加夫在后来回忆时也进行了生动描述。他说，克里克“……像一个走下坡路的赛车手……说话时不时发出假声，就像浑浊的激流偶尔闪现出一点点亮光”。至于沃森，“……虽然已经23岁了，但是显然还未发育成熟，经常咧着嘴，看上去很羞怯，其实相当狡猾。他很少说话，而且说不出什么重要的东西”。查加夫还告诉霍勒斯·贾德森，沃森和克里克“……说了很多次‘pitch’；我记得，我还为此专门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两个寻找螺旋的小贩（pitch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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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974年，查加夫在回忆往事时也谈到了这件事情：“不幸的是，留在人们记忆中的，总是我做的一些琐事。我记得1952年于巴黎举行的国际生物化学大会，还有出席会议的那个年轻人的笨笨的脸。他令我想起了内斯特罗伊（Nestroy）的戏剧《恶神或流浪汉》（Lumpazivagabundus）中的皮匠学徒。当然，我当时绝不是要嘲讽他，我只是在寻找地方上厕所，可是无论我打开哪一扇门，里面总是一间教室，而且总是挂着红衣主教黎塞留的巨幅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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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议还精心设计了金属材质的会徽（胸牌）。图中给出的是属于沃尔多·科恩（Waldo Cohn）的一枚会徽。科恩原先也是一位物理学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参与研制原子弹，战后转入生物学领域。他发明了离子交换层析仪，可以用于核苷酸的分离。科恩对沃森评价甚高，他说沃森是“……美国唯一一个比较像样的核酸化学家”。（出自科恩于1954年1月4日写给德尔布吕克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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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鲍里斯·埃弗吕西1901年出生于莫斯科，他曾经与摩根一起在帕萨迪纳利用果蝇研究过遗传学。后来，他又与乔治·比德尔（George Beadle）合作进行了眼部色素沉着的遗传学研究，证实了“一个基因一种酶”的思想，比德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脉孢菌属进行了研究，最终获得了诺贝尔奖。鲍里斯和沃森都是发表在《自然》杂志上那封联名搞笑信的作者（参见本书第20章）。哈丽雅特·埃弗吕西是奥斯瓦尔德·埃弗里的学生，她是一位杰出的细菌遗传学家。她曾与沃森合作（1952—1953年）对转化生长因子的生理特性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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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在5月护照被扣后（参见本书第17章），鲍林在两个月后又重新获得了护照。这个戏剧性的反转可能是媒体大肆渲染导致的结果。但是从这份电报来看，鲍林在表明“从来没有加入过共产党”的宣誓书上签字，才是他重新拿到护照的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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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威尔金斯在他的自传里描述了他前往巴西的原因：“……我接到了一个邀请，作为一个英国生物分子学家小组的成员访问巴西。根据计划，我们将参观实验室、举行关于生物分子领域重要进展的会议，以及参加其他活动。当然，总体目标是使巴西的科学研究‘活跃起来’。”但是，后来发生的一切似乎证明，反而是巴西使威尔金斯活跃了起来：“里约热内卢没有令我失望，这里有热舞、狂欢、游行、戏剧，还有快乐的音乐和自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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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在写给克里克的一封信中（1952年8月11日），沃森写道：“罗伊奥蒙特修道院本身是非常可爱的，也非常像剑桥大学的某个学院，因此它的总体氛围非常适合严肃的学术讨论，而巴黎不一样，那里有太多令人分心的东西了……利沃夫付出了很多心血，力图使这次会议显得很有文化气质……但是在各种场合，我都穿着短裤，而且没有把衬衫系到裤子里面，因此我可能是唯一一个异类。尽管我最近理了发，但是我的大多数朋友还是认为我的头发太长了，有人甚至恶作剧地把大半瓶维斯康蒂洗发水倒在了我的头发上，那可是很高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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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怀曼出生于波士顿一个警察世家，一生从事过多种职业，包括科学家和外交官。他曾经出任美国驻巴黎大使馆科学参赞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开罗办事处主任。在他的第一任妻子去世后，他就开始到处旅行，甚至曾经与日本人和阿拉斯加地区的因纽特人生活过一段时间。怀曼还用日记和水彩画将自己的日常生活记录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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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在写给克里克的一封信中（1952年8月11日），沃森说，关于彼得·鲍林到剑桥大学之后的生活，他给了艾娃·海伦一些建议：“从鲍林夫人的‘闲聊’中我了解到，彼得现在还没有安定下来，所以我们中间不会出现另一个像格林那样的年轻人。我给海伦的建议是只需要给彼得很少的生活费，那样就可以引导他过上一种清教徒式的生活，而我自己现在却正在逃避这种生活，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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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爱德华·德·罗斯柴尔德男爵夫人，她的丈夫爱德华·德·罗斯柴尔德男爵于3年前去世。桑苏西别墅位于离罗伊奥蒙特修道院不远的古维约-尚蒂伊，是爱德华·德·罗斯柴尔德男爵于1906年建成的，那时他的父亲刚去世不久。桑苏西别墅里养了不少赛马，里面还住着一些骑师和工作人员。赛马是男爵父子两人的共同爱好。在她的丈夫去世后，男爵夫人经常来这里小住，直到1975年离世为止。自那之后，桑苏西别墅被改建成了一所烹饪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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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正如沃森寄给他妹妹的明信片所显示的，那年夏天，沃森走了非常多地方，法国的会议结束之后，他一直在旅行，直到9月才回到剑桥大学。他与肯德鲁和乔·贝尔塔尼（Joe Bertani）一起走了一程，拜访了埃弗吕西，还碰到了德尔布吕克。这一次，他走遍了法国、意大利和瑞士。相关内容请参阅本书附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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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在那个时候，斯皮格尔曼正在研究细菌和酵母中的酶诱导，后来，他又转向了对RNA病毒及RNA复制的研究。他首次成功地分离出了RNA复制酶。斯皮格尔曼最著名的成果是他和本·霍尔（Ben Hall）一起开发了RNA-DNA杂交技术。这种技术首先是在溶液中实现的，然后他又与戴维·吉莱斯皮（David Gillespie）合作，在硝化纤维过滤器上实现了这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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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海斯在爱尔兰接受教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成了一名派驻印度的英国卫生官员。后来，他在哈默史密斯医院成立了细菌遗传学实验室，1957年该实验室转归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负责，并于1968年迁往爱丁堡。在细菌遗传学领域，除了在科学研究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之外，海斯还撰写了该领域最重要的教材之一的《细菌及其病毒的遗传》（1964年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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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诺顿·津德（Norton Zinder）当时还是莱德伯格的研究生，对于莱德伯格在1951年于冷泉港举行的“基因和变异定量生物学研讨会”上的表现，津德是这样描述的：“莱德伯格从我们实验室带了一篇论文，我敢夸口，它的‘不可理解性’压倒了所有竞争对手。他一口气讲了六个多小时，我相信只有穆勒能勉强听懂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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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莱德伯格的“复杂无比、几近天书”的论文启发鲍里斯·埃弗吕西、乌尔斯·利奥波德（Urs Leopold）、沃森和琼·韦格尔合作写了一篇论“细菌遗传学术语”的短文，发表在《自然》杂志上，但是《自然》杂志的编辑不知道的是，这是一个恶作剧。例如，他们在文中建议用“细菌间信息”（interbacterial information）来取代“转型”（transformation）。这篇短文的最后一句是故意用来泄露真相的，因为作者们建议“……未来必须认识到细菌层面控制论的潜在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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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对此，沃森在写给他妹妹的信中是这样说的（1952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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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我从帕兰扎回到剑桥大学后提出的这个理论很有可能是正确的，因为它完美地预测到了斯福尔扎近期得到的实验结果……接下来还有一个决定性的实验要做，如果它也支持我的理论，那么我的理论将会非常完美。它将解决一个五年来一直没有解决的导论，并将促使细菌遗传学进入一个迅速发展的阶段……这将是超越乔舒亚·莱德伯格（威斯康星大学）的毕生成就的好机会——当然，乔舒亚的‘毕生’到目前为止还很短，因为他才28岁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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