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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或许有另一种方法来研究遗传差异的影响。尽管家庭成员间的主成分大多是相同的，33但他们在各个成分上的值还是不尽相同。34实际上，在两组大规模研究中，在第一主成分上，兄弟姐妹间的相关性为0.95；第二主成分则是0.9。35在全美青少年与成年健康状况纵向研究中，兄弟姐妹间的相关性超过0.98。这意味着家庭成员间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尽管微不足道。在第三章中我们讨论过，通过考察家庭成员间的遗传差异，我们可以解开基因与环境的戈尔迪死结（Gordian knot）。兄弟姐妹的等位基因也会有不一致，例如，我的一个等位基因上有一个A，而我同父同母的妹妹则是G，这样的随机过程会导致兄弟姐妹间的某些位点上基因型不同。考察兄弟姐妹间的差异，一方面可以解决“筷子问题”，另一方面也有助于评估多基因分数和主成分的因果效应。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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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法的逻辑为：通过考察兄弟姐妹间的血统差异，并研究这些差异与认知能力间的关系，我们或许可以解决“筷子问题”，同时避开我们还不知道哪些基因起决定作用的问题（详情参阅附录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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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个方法同样有两个问题。第一，我们需要巨大的样本量。因为对象间主成分的相关性高达98%，发现差异所需的有效样本量要比从随机群体中分析差异时大50倍。第二，即便我们获得了如此大的样本量，发现了预期的差异，那又怎么样呢？假设我们发现非洲血统的比例——相应主成分的值——和认知能力呈负相关。这样的结果又会引发另外一个问题：这种影响是如何产生的？我们依然不知道大脑结构的差异能否在测试中体现，但我们确切知道的是，血统会在外貌上有体现。因此，即便是在家庭内部，我们也可以打赌说非洲血统更多的孩子头发更黑、更卷，而且拥有更多西非面部特征。甚至可能还有一些在美国尚未与种族联系起来，但实际上与血统相关的生理指标存在，如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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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生理指标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把我们带回了原点。换句话说，当赫恩斯坦和默里下结论说，黑人在认知能力上弱于白人的时候，他们假定这一指标完全由先天决定。也就是说，他们认为遗传差异造成了中枢神经系统的差异，而与环境条件无关。但是，就目前的各种方法而言，比如，研究兄弟姐妹间的差异，我们还不能将独立于环境的纯生物学效应（即它们不会作为中介变量影响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与社会系统发生相互作用的遗传效应（如肤色较浅的人会受到奖励）区分开来。认知差异可能确实是由基因决定的，但是从基因到智商之间的联系却是社会性的，而非生物性的。肤色更深的孩子有可能经常被警察呵斥，被老师、父母认为是愚笨的，这都会对孩子的认知能力产生质的影响。总之，即便基因能预测族群的智商值，那也可能只是因为基因预测了该族群受到的对待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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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杜波依斯（W.E.B. Du Bois）时代开始，美国黑人（也包括白人和拉丁裔社区）中间就存在“以肤色定等级”（pigmentocracy）的现象。最近的研究表明，这一现象不是美国特有的，它也出现在巴西、南非等拥有混血人口的国家。我们可以先去测量肤色指标，然后将其排除。但是在生活中，种族印记极其深刻，几乎不可能完全排除。而且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如上所述，非洲或欧洲血统与身高有关，而身高更高的人可能会在学校待遇更好，在家里获得的营养更充足，等等。即使我们不把身高作为区分种族的决定性因素，那也不能说明这和其他有显著差异的性状没有任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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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准确性，问题的反面也是需要探讨的。我们并不能说明基因型差异不能从生物学角度解释测试结果的差异。血统遗传差异可能以一种我们目前尚未发现的方式影响着中枢神经系统的功能。甚至控制黑色皮肤或者鼻子形状的基因有可能在大脑中有着其他的作用（一因多效），而不仅仅是影响人体外貌。结合已有的结论，最核心的解释可能是一个基于人群区分的动态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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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在上文中提到的，找到一个明确的、科学的方法几乎是不可能的。而这与某些学者随意做出的结论——遗传因素可以解释白人与黑人智力测试的分数差距——形成了鲜明对比。简要介绍了分析遗传学的方法后，我们希望这样的讨论可以警示科学家该如何对待涉及种族、基因和智力的研究。随着数据的增加，这一领域无疑会有更多大胆的尝试。因此，我们既要努力打磨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也要避免重蹈覆辙，以致有些人把模糊的证据用于给伪科学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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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虽如此，过往研究中的疑点并不意味着在种族分析中应用遗传学方法总是有害的。通过对基因型变量的控制，我们实际上可以更清晰地了解社会过程的影响，比如，歧视现象。也就是说，只要我们将人群间的生物或遗传差异设为控制变量，从而将它们的影响排除在外，环境（非遗传）因素的意义就会更加突出，例如，结构性的种族歧视。控制遗传差异排除了实际后果中的先天因素。例如，在一个之前进行的实验中，我们研究了同卵双生子出生时的体重差异对婴儿死亡率的影响，结果是它对黑人的影响比白人高得多。由于我们排除了两个孩子遗传差异和孕期母亲行为的影响（母亲的所有行为都会同时影响两个孩子），结果表明，新生儿健康状况的种族差异是引起死亡率差异的主要原因。38或者，如果我们对肤色和健康的关系感兴趣，我们可以比较肤色不同的兄弟姐妹，同时保证他们的遗传差异为一个定值。这样的话，假设我们发现肤色与高血压存在关联性，那么就对与肤色相关，而且可能会直接影响血压的遗传（和家庭病史）差异进行个体间比较，这种研究就能更有力地证明，这种关联的原因是肤色歧视带来的社会压力。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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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当中，我们进行了一场思维的探险，结果证明：常用的政府种族定义是不可靠的社会建构，不符合实际的遗传学分析结果。然而，我们也承认不同大洲祖先的比例是有生物学意义的，虽然这与人群选择有关。随着获取遗传数据越来越便捷，种族和遗传祖先的不一致可能会引发对种族理论的修正。也就是说，当许多白人意识到他们有非洲血统，而许多黑人也发现自己有欧洲人祖先时，“一滴血原则”可能就会被更复杂、更细致的分类方法所替代。另外，正如社会学家安·莫宁（Ann Moring）所说，“我们都知道种族融合。早在19世纪，人口普查单位就因此列出了‘1/4黑人’，甚至‘1/8黑人’这样的项目。但即使如此，‘一滴血原则’并未偃旗息鼓，反而在外界对其的反应中越发强化”。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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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种族融合的问题，科学知识也许比简单的、朴素的认识更能把问题讲清楚，权威性也更强。当然，也可能不是这样。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正如在择偶、社会流动和生育等方面一样，社会遗传学都揭示了隐藏在表象之下，与直觉相悖的种族奥秘。在如此强大的工具面前，我们显然不能望而却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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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不平等的遗传 第六章 基因国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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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一个社会的内部，遗传因素对个人成败、子嗣数量乃至婚配对象起到了重要作用，那么推而广之，它可能也会对整个社群（乃至整个民族和国家）的贫富之道有巨大影响。在本章中，我们会回顾之前章节提到过的微观遗传现象，然后把它们放大到宏观的角度，探究和国民财富相关的多个问题。我们会探讨遗传学和演化学对历史解读的塑造或者重塑。我们把焦点放在了经济史上：“国家人口”与“财富的全球分布”。这一主题结合了两种看似不相干的理论：经济发展史和种族遗传学。这种整合能够解释各国发展道路的成因，以及全球贫富差距是如何变得如此之大，以致超过上百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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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将演化学、遗传学、生物学与经济学、人类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结合起来的工作一直存在着很大争议，甚至有些学科之间存在着整体的对立关系。人类学家将一些经济学家的著作描述为“业余的大话，数据薄弱，方法不当，而且会带来有害的社会政治影响”。1这简直是学术界里的门派争斗。尽管存在着这些争论，学科融合带来的新发现还是层出不穷，使我们无法忽视这种探究解读经济发展史的新思路、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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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学的一个基本问题是，为什么一些国家在过去几百年间兴旺发展而另一些国家却停滞不前。来自世界银行的数据表明：世界上1/7的家庭日收入不足1.25美元，而且贫困现象在全球的分布极不均衡。比如，在欧洲，不到1%的人口处在这条贫困线以下，而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则接近一半。2在马拉维，家庭平均年收入是226美元，而挪威的家庭平均年收入则超过10万美元。3经济以外的福利指标存在着同样的不均衡。斯威士兰和塞拉利昂的预期寿命不到50岁，而美国、法国等国家则超过了80岁（美国为81岁）。4我们该如何解释世界各地所存在的巨大差异呢？遗传学理论是否可以帮助我们探究这一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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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几十年中，国家间经济差异的理论解释总是随着政治风向摇摆不定。在“二战”后乐观主义洋溢的20世纪50~60年代，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专注于研究国家的科技创新和资本积累，即一个国家对于机械设备、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力度。他的模型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决定向新技术投资。后续研究扩大了资本概念，将人力资本——教育和技术投资——也囊括模型之中。接下来，科技研发因素也被纳入这个经济学理论中。尽管这一模型在一段时期内不断完善，但它指出的经济发展方针却是一以贯之的，那就是国家应当投资科技和教育。如果欧美以外的国家模仿欧美的成功经验，那么这些国家也会迅速取得经济上的发展。落实到实践中，这条方针并未取得全面成功。由于只着眼于对经济发展最直接的影响因素，所以它得出了一个“一招鲜，吃遍天”的规则：投资科技和教育。实际上，它遗漏了很多其他会在更长时段上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包括自然地理、社会制度、民族文化，乃至人群间的遗传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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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与历史学的交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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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宏观经济学者开始转向历史纵深，结合长期历史进程中的历史、文化、社会层面因素，以进一步解释当今世界的发展模式。这一学派的经济学家在思考经济发展的“深层”根源时，将制度和文化的长期差异也考虑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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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领域已经提出了很多颇有争议的新颖假说。正如前文讨论过的先天后天之争，其焦点在于：环境因素和社会组织结构哪一个更重要。一方面，许多学者相信，国家层面上的收入、发展、健康差异主要是由地理和历史因素决定的，也就是相对恒定的地理优势（河流丰富、气候适宜、土壤肥沃、少有疾病瘟疫等），再加上有利的偶然历史事件（如驯化家畜较早）。这些资源在特定阶段与相应技术结合，从而使经济得到迅猛发展。另一方面，也有很多学者认为，决定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因素主要是制度上的，例如，所有权的形成、法律规定、代议制民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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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这一分歧是很重要的，其中最重要的动力在于，我们希望知道如何促进、刺激、创造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发展、福利和人口增长。广义来说，这个探讨是在问这样一个问题：发展到底是有一套方案可供遵循，还是已经被预先安排好了。一个极端观点认为，重点在于制度，通过遵循目前已经成功的发展道路，我们可以人为地去设计和规划发展。例如，美国和世界银行的援助开发基金往往都有一些附加条件，规定和指导资金的使用方式。另一个极端观点则认为，历史和地理因素更加重要，单纯借鉴现有范例很难重现过去的成功。事实上，有很多发展中国家虽然遵循美国等富裕国家的发展模式，但成功者寥寥无几，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历史地理论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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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多数热门争论一样，正反双方都有大量的统计数据和案例。例如，有些学者认为，韩国与朝鲜在地理条件和人口上基本相同，但存在巨大的收入和健康水平差距，这就相当于一个支持“制度决定论”的自然“实验”。两国同处朝鲜半岛，气候条件基本相同，与贸易伙伴的距离也基本相等，甚至连血统都一样（这意味着两国人口的遗传背景是一样的）。尽管有如此多的相似性，但是两国的经济发展却有着天壤之别。韩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52012年的人均GDP超过32000美元；而朝鲜却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同期人均GDP仅有1800美元。6韩国依托美国经验取得的发展也让人感受到了“输出”成功模式的可能。一些学者认为，如果韩国与朝鲜从一开始就转换位置，即朝鲜学习美国，韩国效法苏联，那么也许现在的朝鲜会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富裕国家；而韩国则成为典型的经济失败案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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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观点最近被经济学家达隆·阿斯莫罗（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进一步强化和阐述。在《国家是如何衰落的》（Why Nations Fail）一书中，他们认为环境不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国家贫富的主要因素在于有利于推动经济增长的健全制度，包括民主权利、保障所有权、法制等。一些国家建立了榨取性体制，即少数人剥削其余大多数人（如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而另一些国家则建立了广纳性体制，让多数人都能参与到国家政治生活中。两人认为，正是这些国家的不同体制造成了经济发展的差异。支持他们论断的核心证据，是地理因素几乎相同但体制不同的国家之间存在的发展差异。让我们重新回到韩国与朝鲜的例子，阿斯莫罗和罗宾逊指出，近年来，韩国政府是广纳性的，而朝鲜政府则是榨取性的。所以，造成两国经济发展差异的重要因素，不仅是分别从美国和俄罗斯获取援助，更在于两国制度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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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再来看其他的例子，“二战”后东德和西德在经济发展上的对比，或者格兰德河（美国和墨西哥的界河）两岸分属于美国和墨西哥两国的两个小镇。在这些例子中，作为对比的两个地区都有着相似的环境和相当的人口，甚至对疾病也有几乎一样的传播或阻挡效果，但因为制度差异而走上了不同的经济轨迹。这些例子无疑表明，制度对于世界各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着极为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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