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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述观点持反对意见的学者或许会承认，制度的确在这些微环境对比中显得格外重要，比如，东德和西德。但是他们认为，如果我们把对比的尺度放大，上述观点就有些站不住脚了。比如，为什么美国和墨西哥同样都是民主国家，也都拥有适当的基础设施来支持强有力的制度，为什么经济发展差距却那么大呢？还有一些针对“制度决定论”的反驳声音指出，一个国家内部的相邻各邦（或各县）同样存在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例如，喀拉拉邦（印度西南部）与印度的其他地区制度相同，经济发展却差异巨大。又如，尼日利亚北部与石油丰富的南部相比要贫穷很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中的7个酋长国之间经济发展也处于不同的水平，原因就在于自然资源禀赋的巨大差异。阿布扎比酋长国人均年收入达50000美元，而相邻的沙迦酋长国却只有其1/3。在美国，阿巴拉契亚山区和美国东部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也不同，这其中地貌差异也有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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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如果我们认为环境因素不会对经济产生影响，那就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例如，在赞比亚，热带疾病缩短了人们的预期寿命，因此熟练工人只能保持10年的经济生产力，而这一数字在美国则超过35年。美国农田的单位产值是非洲的10倍。并且，为了避开非洲河流产生的洪水灾害，非洲是唯一一个人口远离河流和海岸线聚居的大洲，因此，非洲河流海岸附近适于耕种和贸易的地区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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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宏观经济学统计分析表明，大约50%的国家经济发展差异可以用少数几个地理和环境变量来解释，例如，海拔高度、气候、大陆/海岛等，其中仅海拔就能解释大约13%的差异。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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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理因素来解释经济发展差异的假说不仅仅局限于这些环境变量。学者不仅认为目前的地理条件对当前经济发展有直接影响，例如，高温会降低工作效率和生产力。他们还认为，当前的经济发展会受到历史地理状况的间接影响。例如，几千年前的高温可能会提高低生产力条件下开垦农田的可能性，这反过来降低了居民研发技术的动力，10最终导致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的长期放缓。热带气候的这一双重作用过程意味着，热带工人（和国家）面临着热带气候带来的双重不利影响：一方面高温使当前的工作很艰辛；另一方面数千年前的高温使这片土地没有被很好地开发维护。这一不断积累的过程产生了富者越富的现象：从一开始就落后的国家很可能再也没有机会追赶上一开始就领先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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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炮、病菌与钢铁》（Guns,Germs,and steel）的作者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与其他学者认为，初始地理环境与后来的富者越富现象其实是高度相关的。首先，在人类社会从狩猎文明到农耕文明过渡的时期（即公元前万年前后的新石器革命时期），气候温和等地理环境优势和较低的疫病率在欧亚大陆上的分布并不均匀，这就构成了初始的地理环境。而之后的富者更富则是众多因素叠加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可供驯养、种植的动植物种类，以及东西向延伸的欧亚大陆更适合（沿着类似的气候带）传播农耕技术，而对于非洲这样南北向延伸的大洲来说则相对不利。同样地，冰河时代末期冰川的消退在世界各地留下的表层土肥沃程度差距也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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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地理决定论”假说，初始地理环境优势后来被一步步地累积放大：富者变得更富，之后更富者继续保持更快的发展速度，就好像滚雪球一样，发展的优势不断积累，发展的差距也被进一步拉大。欧洲国家经历了人口激增，并通过连通东西方的丝绸之路和印度洋商路不断积累技术（东西方的技术交流还包括了移民和侵略，如蒙古西征11）。这些早期技术积累和人口激增带来的优势保持了相对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使欧洲有机会更快地发展军事装备、提高疾病免疫力和促进技术创新，这也就是戴蒙德所指的“枪炮、病菌与钢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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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动态的进程往往历经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才逐渐展现出其对发展的影响，因此这些因素被称为成功发展的长期决定因素。事实上，这一理论推测：一些成功发展案例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久远的史前时代。例如，当前发展程度的差异可以部分地归因于他们的祖先：在数千年前发展农业时，他们选择了短视还是长远的发展模式，12这是一个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的长期决定因素的例子。在史前时代，一个社会如果种植水稻，那么其可能也随之发展出很强的社会规范观念；13一个社会如果采用犁来耕地，那么由于这项技术对上肢力量的要求更高，用犁耕地的社会相比用锄头耕地的社会更有可能发展出性别分工。14地理和技术上的优势与劣势就像滚雪球一样，可能在很早的年代就开始累积，并最终以一系列直接的或者更多间接的方式，导致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国家兴衰15。长期决定因素的存在让我们难以充分认识与经济发展相关的关键因素，更别提给欠发达国家指出发展之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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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正如同单独的体制因素无法完全解释当下的国家兴衰一样，单独的地理因素同样做不到。历史地理论的批评者认为，历史地理论中许多因素过于宽泛，无法解释局部的显著发展差异。例如，很多欧洲国家都拥有东西向大洲带来的传播优势，然而，岛国英国却比欧洲其他国家更早开始了工业革命（虽然英国确实拥有浅层煤矿丰富的优势）。朝鲜与韩国，东德与西德之间的对比也是一样，历史地理论很难充分解释发展结果存在差距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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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论学者也有局限性——很明显，他们无法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榨取性体制只在某些地区确立。如果他们只是说明某几种体制对于经济发展非常重要，却没有说明这些体制如何建立起来，那么显然这套理论是不完整的。人们不知道为什么某些国家建立起了榨取性体制，而另一些国家则建立起了广纳性体制。让我们设想一个极端的例子，制度论学者给一个穷国提出建议——“你们的制度不够广纳，要提高制度的广纳程度”，这无异于历史地理论学者建议落后国家“不要再发生飓风和地震了”。这样的建议显然很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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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论和历史地理论对经济发展所做解释的分歧，将富裕国家、非营利组织和相关国家的公民联系在了一起。许多富裕国家认为有道德义务去帮助落后国家脱贫，因而采取了建设基础设施、支持当地工农业、扩大教育覆盖面、健全政府结构、直接捐赠现金和粮食等方式。然而，由于支援的实际效果有好有坏，而且学界对经济发展的核心决定要素也是众说纷纭，因此富裕国家支援贫困国家的行动一直伴随着争议和矛盾。事实上，随着历史地理因素和制度因素各自的作用逐渐明晰，对经济、制度、地理互动关系感兴趣的经济学家已经开始探索新要素了——群体，从而提出了群体遗传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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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不平等的遗传 [:1700229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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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理论的新议题： 遗传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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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社会学家提出了一套引发巨大争议的新想法，即将演化学、遗传学和生物学等学科中的概念引入对国家发展的阐释中。这些想法恰恰与当前学界的热点问题相吻合：解释长期决定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这些学者将群体遗传学视为一个影响经济发展的潜在长期决定因素，从而将环境变化与人类社会演变联系了起来。这一领域的研究刚刚开始，我们接下来讨论的都是新近的成果，因此留有很大探讨空间，同时这也意味着，这一新领域还远未成熟，只是雏鹰初啼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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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群体遗传学会测定某个遗传突变发生的频率，并分析造成当今各国、各地区差异的历史与演化过程。群体遗传学与宏观经济学、经济发展史的结合使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遗传漂变、突变和种群间基因流动（gene flow）等概念成为解释经济发展进程的潜在模型。这些概念还与冲突、贸易等宏观进程相联系。地球物理环境通过群体来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方式，就是改变群体的遗传组成（genetic compositions）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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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自然环境改变了不同国家居民的遗传变异情况。例如，在疟疾肆虐的地区，引发镰刀型细胞症的等位基因会被保留下来。又如，接触日晒时间和强度不同的人群，皮肤内黑色素的含量也不相同。与此同时，随机遗传漂变在经过漫长的发展后，会在群体中产生无数种基因型，其中有些突变是重要的，而另一些则可有可无。这些基因型都是可以流动的，即基因流动。环境改变，群体的扩张、缩减、迁移，群体互相之间的主动同化，疾病的爆发和传播，这些过程都会导致基因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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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一个群体的遗传组成，我们就能够了解在某个特定时间和地点，群体究竟利用了环境的哪些方面。如果环境远未达到适宜居住的条件，那既有可能刺激群体的发展（如发展动物驯养技术），也可能将他们赶出原本的栖息地（如传染病暴发导致人口衰减）。有些环境会被人类开发，而有些则不会。一个环境是否会被群体开发，依赖于环境与群体的契合度，而环境与群体之间的契合度也是在不断变化的。我们知道，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人类遗传特征（human genetic profile）与环境不断地发生着交互作用。那么这种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是否有助于解释国家层面的兴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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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不平等的遗传 [:1700229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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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经济学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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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第五章讨论过人类迁徙的自然史：一开始我们诞生于东非，随后缓慢地迁往非洲以外的大陆，最终覆盖了整个地球。这一理论如今已被学术界公认。简单来说，现代人类起源于非洲，他们当时的遗传多样性已经与今天的我们不相上下。当时走出非洲的一小部分人只携带了全部遗传变异的一部分。在15世纪初殖民时代开始之前，我们都能通过全球的遗传多样性状况了解到这些基本的遗传和历史事实。非洲人群有着最大的遗传多样性，而随着人类的脚步走出非洲，逐渐向更远的地方迁徙，遗传多样性也在逐渐变小。事实上，远古人类最难到达的南美洲的遗传多样性也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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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人群迁移、瓶颈现象、遗传漂变等群体遗传学现象对当今的全球发展差异有什么影响呢？遗传多样性是否会以某种方式促进或阻碍一个国家的福利和经济发展呢？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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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3年，夸姆罗·阿什拉夫和奥德·盖勒在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期刊之一《美国经济评论》上撰文，论证了具有“适中”（Goldilocks）遗传多样性的国家往往收入更高，发展更快。17作者观察到，许多遗传多样性过低的国家（例如，玻利维亚等大部分国民为美洲原住民的国家）和遗传多样性过高的国家（例如许多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相对缓慢；而遗传多样性适中的国家，如欧洲和亚洲国家，在前殖民时代和近现代的发展程度都较高。图6.1来自阿什拉夫和盖勒的文章，他们比较了各国人均收入和遗传多样性之间的关系。曲线呈“驼峰形”，最高点是适中的遗传多样性，对应着最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如美国和许多欧洲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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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各国人均收入和遗传多样性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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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Q.Ashraf and O. Galor. The “Out of Africa” hypothesis, human genetic diversity, and compara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no. [1] 2013：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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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注意到，用遗传学理论来解释国家层面的发展差距——如欠发达的非洲和发达的欧美——会不会有点太“顺手”了。事实上，这一发现可能会被曲解。如果我们仅凭这一发现，就认为国家层面的经济发展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不受政策影响，那显然是断章取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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