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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为了确定教育水平的分布中教育的遗传效应在何处下降，我们建立了线性概率模型（linear probability models）并以此分析教育阶段过渡的位置［R. D. Mare, “Social background and school continuation decisions,”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75, No. 370（1980）
:295–305］。以下几种情况是我们所关注的，至少完成高中学业（≥12年的教育）、至少上过大学（＞12年的教育），完成大学学业或更多（≥16年的教育），以及高于大学（＞16年的教育）。对于每个教育阶段，我们聚焦于那些已经完成前一教育阶段的个体（例如，对于那些仅仅高中毕业的人群，我们关注的是其中还上过一些大学课程的人）。当我们检验教育多基因分数在各个过渡阶段的预测作用时（例如，主效应在出生队列的各个时期基本保持恒定），我们发现，在高中毕业到大学毕业的过渡阶段，多基因分数的预测能力是提高的。然而，在大学毕业到研究生的过渡阶段进行建模时我们发现，其预测能力再次下降。然后，我们检验了多基因分数和出生年份之间的相互作用，发现多基因分数的效应是在教育分布的低端（高中毕业）下降的。事实上，在最高的教育过渡阶段，也就是从大学毕业进入研究生阶段，遗传效应在较年轻的出生队列中不断增加。我们也使用了来自同一批数据的多基因分数检验了这些模型［C. A. Rietveld, S. E.Medland, J. Derringer, J. Yang, T. Esko, N. W. Martin, H.-J. Westra, et al.,“GWAS of 126,559 individuals identifies genetic variants associated with educational attainment,”Science340, No. 6139（2013）: 1467–1471］，并专门用于预测大学毕业情况而且获得了相同的结果［D. Conley and B. Domingue,“The Bell Curve revisited: Testing controversial hypotheses with molecular genetic data,”Sociological Science3（2016）, doi
:10.15195/v3.a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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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教育阶段的分析又为家庭背景在教育系统中的影响的辩论增添了素材。梅尔认为，由于各个教育阶段的梯度选择，在教育阶梯上迈过的阶段越多，家庭背景的影响程度应该越小。虽然教育多基因分数也可以算是祖传的财物，然而它在家庭内部也有显著的差异。实际上，这一分数能否作为基于技能的禀赋（skill-based endowment）的衡量指标也备受争议，而一般性的选择梯度也是作用于这种禀赋的。我们发现，在所有出生队列中，教育多基因分数对大学教育时期影响最大而对高中毕业与研究生教育的过渡时期影响较弱——所展现的倒U形模式与选择梯度理论不一致。采用了这种按教育阶段分析的方法后，我们还检验了最大限度维持不平等（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MMI）理论的遗传版本［MMI; see A. E.Raftery and M. Hout,“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 Expansion, reform,and opportunity in Irish education, 1921–1975,”Sociology of Education（1993）
:41–62］，MMI理论的一个预测是，当一个给定的教育阶段（如中学）接近饱和（普遍可及，人人享有）时，阶层背景在该阶段中的影响将会更小。随着中学教育的普及，我们应该看到，在高中毕业的教育程度中，多基因分数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但是，后中学教育（post-secondaryschooling）并未达到同样程度的不平等抑制（ineuality-dampening），因此，对于后中学系统（post-secondary system）的各个过渡阶段，我们认为多基因分数对年轻出生队列的影响没有下降。根据最大限度维持不平等理论，遗传背景重要性的下降出现于教育分布的下半部分（主要是高中毕业以及向高等教育过渡的阶段）。实际上，对于大学毕业向研究生教育过渡的阶段，多基因分数效应的趋势是随时间增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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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当然，美国这段时期以来的教育水平变化巨大，已经超出了通常为10年的“强制性”（mandatory）教育要求。随着20世纪下半叶高等教育的扩招，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基因影响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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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A. Okbay, J. P. Beauchamp, M. A. Fontana, J. J. Lee, T. H. Pers, C.A. Rietveld, P. Turley, et al.,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identifies 74 loci associated with educational attainment,”Nature533, No. 7604 (2016): 539–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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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D. Conley and B. Domingue,“Bell Curve revis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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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尽管教育水平和职业选择通常在双方开始这段关系前就已经明确了，但收入水平很大程度上与关系建立后的一些决策有关。关于选型婚配方面的文献综述，可参见C. Schwartz, “Trends and variation in assortative mating: Causes and consequences,”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39 (2013)
:451–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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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C. R. Schwartz and R. D. Mare, “Trends in educational assortative mating from 1940 to 2003,”Demography42, No. 4 (2005): 621–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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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也许我们可以看到人们按基因型分类比按表型分类更多，因为“大学毕业”者众多，仅仅是一个称谓掩盖了许多可能反映在基因型相似性层面的微妙差异。换句话说，相比仅仅是简单的一纸文凭，基因型可能是个更合适的标准来指示配偶正在寻找什么（认知能力和其他能帮助学术成功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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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J. R. Alford, P. K. Hatemi, J. R. Hibbing, N. G. Martin, and L. J.Eaves,“The politics of mate choice,”Journal of Politics73, No. 2 (2011)
:362–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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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C. T. Gualtieri, “Husband-wife correlations in neurocognitive test performance,”Psychology4, No. 10 (2013): 771–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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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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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研究者在不同时间点对夫妇进行了检查，并没有发现相似性有所增加，因此目前暂时可以排除婚后相似性增加的可能。然而，研究已婚个体很难从复杂的情况下找出合理的解释。理想情况是，我们能够收集到个体结婚前的相关信息。M. N. Humbad, M. B. Donnellan, W. G.Iacono, M. McGue, and S. A. Burt,“Is spousal similarity for personality a matter of convergence or selection?”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49, No. 7 (2010): 827–830; R. R. McCrae, T. A. Martin, M. Hrebícková, T.Urbánek, D. I. Boomsma, G. Willemsen, and P. T. Costa Jr., “Personality trait similarity between spouses in four cultures,”Journal of Personality76, No. 5(2008): 1137–1164; D. Watson, E. C. Klohnen, A. Casillas, E. N. Simms, and J. Haig,“Match makers and deal breakers: Analyses of assortative mating in newlywed couples,”Journal of Personality72, No. 5 (2004): 1029–1068; G. C.Gonzaga, S. Carter, and J. G. Buckwalter,“Assortative mating, convergence,and satisfaction in married couples,”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7, No. 4 (2010)
:634–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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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在两个不同的研究中，政治学家分析了一个流行的在线约会网站上真实的用户信息。他们发现用户不愿意在个人资料中分享自己的政治信息。然而，自由主义者或保守主义者倾向于表现一些共同的非政治性特征，用户会根据这类特征来做出约会选择。因此，虽然人们不是明确基于政治意识形态来择偶，但是依据上述方式仍然可以导致选型婚配。C. A.Klofstad, R. McDermott, and P. K. Hatemi,“Do bedroom eyes wear political glasses? The role of politics in human mate attraction,”Evolution and HumanBehavior33, No. 2 (2012): 100–108；“The dating preferences of liberals and conservatives,”Political Behavior35, No. 3 (2013): 519–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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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最近，一个政治科学家团队的研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机制，人们能够通过气味识别具有相似政治态度的潜在伴侣。研究背后的逻辑是，出于许多进化的原因，例如，抵抗疾病和识别欺诈，人们有必要具备区分群体内和群体外的人的能力，而嗅觉信息能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实验，要求参与者评价匿名个体身体气味的吸引力，这些个体的政治态度属于“极左”的自由派或是“极右”的保守派。实验发现，参与者对具有类似政治倾向的人的气味评价更高。该研究的结论备受争议，政治态度上的选型婚配与嗅觉线索之间是否能建立稳固联系还需通过更多的实验来验证。这方面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人闻到腐烂食物时的厌恶反应。这种身体反应有助于保护我们不吃致病甚至是致命的食物。研究人员发现，厌恶敏感性（disgust sensitivity）与保守态度高度相关，特别是在道德和性行为方面。R. McDermott, D. Tingley, and P. K. Hatemi,“Assortative mating on ideology could operate through olfactory cues,”American Journal ofPolitical Science58, No. 4 (2014): 997–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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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L. Eika, M. Mogstad, and B. Zafar,“Educational assortative mating and household income inequality”(working paper w20271,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2014), http://www.newyorkfed.org/research/staff_reports/sr682.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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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R. Breen and L. Salazar, “Educational assortative mating and earnings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17 (2011)
:808–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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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另一种理论假设是，当收入不平等程度高时，群体之间的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更大，因此个体更可能在自己的阶层中遇到约会对象。当不平等加剧，人们会更不愿意与较低阶层者婚配，以致婚姻中阶层的异质性进一步降低。R. Fernandez, N. Guner, and J. Knowles, “Love and money: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of household sorting and inequality,”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20 (2005): 273–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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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http://discovermagazine.com/2003/aug/featkiss#.UuiJgWQo46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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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J. H. Fowler, J. E. Settle, and N. A. Christakis, “Correlated genotypes in friendship networks,”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108,No. 5 (2011): 1993–1997.我们还将这种相关性分析拓展到了朋友间的基因型，以显示教育（更一般地，如环境）塑造了这些相关性的创建方式。社会结构让朋友之间的基因型具有了一定的相关性，即使人们并不刻意寻找与自己类似的朋友。J. D. Boardman, B. W. Domingue, and J. M. Fletcher,“How social and genetic factors predict friendship networks,”Proceedings of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109, No. 43 (2012): 17377–17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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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也许是因为在蛾类体内亚油酸被代谢为信息素（pheromone）。但亚油酸代谢也与整个机体功能有关，包括脂肪细胞的运作以及骨骼的形成。所以人们可能是根据身体性状来决定是否和对方成为朋友的（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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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当发生负向频率依赖性选择（negative frequency dependent selection）（平衡选择）时，某一基因型的进化适合度（fitness）也取决于基因型的整体分布情况。我们可以用一片野花丛的例子来理解这个概念。当所有的花都是紫色的时候，如果我发生突变开出了绿色的花，那么我就可以脱颖而出来吸引我的传粉者（假设这些传粉者不是色盲）。因此，我的绿花基因将比周围那些无聊的紫花亲戚传播得更快，进而使花丛中绿花的比例随世代增长。但是当绿色是主色时，紫色可能就是醒目的颜色，因此紫花将会像前述的绿花那样发展。以上情况将使花丛中花瓣色调的比例保持均衡，也就是遗传学家口中的负向频率依赖性选择。当然，如果我试图伪装自己以防止被捕食，那么我的基因型的适合度将取决于我周围有机体的遗传性状。例如，如果叶子和花都是绿色的，那么由于可以为彼此提供伪装，正向的协同进化便能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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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研究了人类行为中上述情况的可能性，分析了在5-羟色胺神经系统和多巴胺奖励系统中都被充分研究的突变型。我们想知道，自己基因型的效应或者作用是否与兄弟姐妹的基因型有关。在婴儿床内，你和你的兄弟姐妹都在为得到父母的关注和投资而竞争。如果你的兄弟姐妹拥有更多“冷漠”的基因型，你可能会认为拥有“敏感、难以对付”的基因型将是你的优势。当然也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形：如果你是唯一吵吵闹闹的家伙，你估计会被呵斥或责备。但如果你和兄弟姐妹都拥有这种让人头疼的等位基因，你们将形成某种联盟，并从父母那里获得额外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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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惊讶地发现，对于多巴胺系统和5-羟色胺神经系统，如果在你的兄弟姐妹中，你是唯一拥有被认为是高敏感性突变型基因的人（该理论的详细讨论参见第七章），那么你患抑郁症的可能性和你的学业表现并不会受到基因型的影响（这可能反映了家庭环境的影响）。但是当你和兄弟姐妹（非同卵双生子）具有差不多的敏感性时，你们同时遭遇负面结果的风险更大。当然，如前面章节所讨论的，该研究基于相对较小样本，且用于分析的基因为候选基因，在研究结果被重复之前都只能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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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可能是因为身高多基因分数具有多效性，它还可以体现为其他外部性状诸如整体健壮程度等，而这些衍生的指标也是潜在配偶选型分类的依据。这是一个有趣的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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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父母双方大多数性状的遗传正相关性表明，基于双生子的经典方法低估了遗传力。回想第二章，ACE模型认为同卵双生子之间的遗传相关性是异卵双生子的2倍；因此，前者相比后者要获得加倍的A成分（加性遗传成分）。加之父母双方的遗传相似性相比随机配对更高，平均而言异卵双生子之间的遗传相关性也会高于0.5，所以在利用两者相关性的差值计算加性遗传成分时应当乘以一个大于2的数。当然，这种偏差来源可能被其他因素所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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