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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事实上，当我们排除用多基因分数预测的教育水平，并分析残差中并非由多基因分数预测的配偶相关性时，这种现象几乎不会发生。因此，尽管从图4.5中两条趋势线间的距离来看，基因型分类的强度约为表型分类的1/4，但它们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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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教育方面的遗传分类有可能增加，但这种分析方法并不能证明这一点。要想证明，需要非常大胆的假设来说明多基因分数在教育水平或智商的整体遗传贡献中不具代表性。第二个问题可能与幸存者偏差有关。我们将研究对象限于处在第一次婚姻中的，因此那些遗传分数更相似的夫妇能比那些具有更多不同基因型的夫妇维持更长时间的婚姻（或者说，更长寿）。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可以观察这个人群队列的差异，因为在样本的选择上存在差异。也就是说，较老的组会具有更相似的基因型，因为他们是样本中活着的并且是婚姻关系维持得足够久的。而样本中那些拥有更多差异的多基因分数的同龄人不是已经去世了就是已经离婚了。虽然我们还不能直接评估死亡假说（我们的确讨论和解释了其与上述整体基因型—表型趋势的相关性），但我们想知道，如果将二婚的以及更多次婚姻的样本包括在组中，结果是否会发生变化？结论是，将这类夫妇添加到样本中并不会改变总体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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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现在我们已经推翻了《钟形曲线：美国社会中的智力与阶层结构》中有关婚姻的观点，我们还想知道一个相关问题的答案，即你和情人或配偶的综合遗传指标——例如，特定多基因分数的不一致性——是否能预测婚姻的质量以及你们分手或离婚的可能性。然而，可用数据暂时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在美国，主要有两个数据库存储了配偶双方的基因型信息。综上所述，健康与养老研究中的配偶样本在我们进行研究时年龄太大了（最低年龄是50岁），所以在研究开始前就死亡或离婚的样本并没有被观察到（虽然我们可能会见证他们的第二次或第三次婚姻）。而弗雷明翰心脏研究中的第2代样本中的夫妇数量根本达不到我们对其进行婚姻追踪研究的要求。最好是所有单身人士在进入约会市场时都能备案，以供我们观察他们的基因型是如何影响关系的建立的。不幸的是，目前可用的数据无法回答这一问题。对此，我们需要对人口进行基因分型，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国家登记要求很严格，但目前尚未出台相关规定。美国对这种全方位数据的收集有着严格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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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R. Lynn,Dysgenics: Genetic Deterioration in Modern Populations(Santa Barbara, CA: Praeger Publishers,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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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T. J. Mathews and S. J. Ventura, “Birth and fertility rates by educational attainment: United States,Monthly Vital Statistics Report(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45, No. 10 suppl. (1994): 97–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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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R. D. Mare and V. Maralani, “The intergenerational effects of changes in women’s educational attainments,”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71 (2006)
:542–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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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F. C. Tropf, R. M. Verweij, P. J. van der Most, G. Stulp, A. Bakshi,D. A. Briley, M. Robinson, et al., “Mega-analysis of 31,396 individuals from 6 countries uncovers strong gene-environment interaction for human fertility,”bioRxiv(2016): 049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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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关于对潜在的死亡率偏差的提醒也适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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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种族是否有遗传基础？用全新视角看待世界上最惹人非议、最荒谬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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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F. González- Andrade, D. Sánchez, J. González- Solórzano, S. Gascón,and B. Martínez-Jarreta, “Sex- specific genetic admixture of Mestizos,Amerindian Kichwas, and Afro-Ecuadorans from Ecuador,”Human Biology79,No. 1 (2007): 51–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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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遗传漂变指的是在随机交配的群体中基因型频率的随机改变。由于子女只继承父母的一部分遗传物质，因此某个特定基因型能否传递下去并不是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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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R. Bhopal, “The beautiful skull and Blumenbach’s errors: The birth of the scientific con-cept of race,”BMJ335 (2007): 1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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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布卢门巴赫没有用肤色作为分类的依据。相反，他认为种族间的差异主要是气候造成的。而肤色、头骨形状、身高等都是气候影响的产物。他的其他观点还包括：世界最美的人是格鲁吉亚人，而且白色是最先出现的肤色，理由是晒黑比变白容易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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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分类体系也在随着时间不断变化。乔治·居维叶（Georges Cuvier）认为一共有3个种族——高加索人、埃塞俄比亚人和蒙古人［J. P. Jacksonand N. M. Weidman,Race, Racism, and Science: Social Impact and Interaction（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5）, 41–42］。卡尔·林奈（Carl Linnaeus）在他的著作中，把人种划分为白人、红皮肤美洲人、亚洲人和非洲黑人。虽然在种族的数目上有分歧，却都将白人划为高等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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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我们在这里过分简化了。一段时间内的地理划分仍是必要的。祖先的本意是追溯到原住民，但是“原住”这一概念就是和时间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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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不可否认的是，社会学家使用的种族分类法会强化遗传学的效应，因为我们总是把自己划归到3个大类族群中去——非洲裔、欧洲裔、原住民。这不过是把布卢门巴赫的分类系统从五类减到三类而已，任意武断的实质并未改变。同时这一体系忽略了拉丁裔，但他们恰恰是最混杂、最不规律的。比如，墨西哥裔的美国人有着最多的亚洲血统，而波多黎各人有着最多的非洲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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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L. Wacquant, “Deadly symbiosis when ghetto and prison meet and mesh,”Punishment &Society3, No. 1 (2001): 95–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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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近几年，DNA分析通过回溯他们自己祖先的方式，已经开始帮助很多非裔美国人重建种族认同。A. Nelson,The Social Life of DNA: Race,Reparations, and Reconciliation after the Genome(Boston, MA: Beacon,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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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宽扎节（Kwanzaa）是一个例外。这是一个非裔美国人的节日，出现只有50年时间，每年有1%~5%的美国黑人庆祝这一节日。M.Scott, “Kwanzaa celebrations continue, but boom is over,”Buffalo News,December 20, 2009, http://web.archive.org/web/20091220052310/http://www.buffalonews.com/260/story/89756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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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在欧洲人和他们的后裔中，1%~3%的基因组来自荷兰祖先，这是人种间通婚的结果。S. Sankararaman, S. Mallick, M. Dannemann, K. Prüfer,J. Kelso, S. Pääbo, N. Patterson, and D. Reich, “The genomic landscape of Neanderthal ancestry in present-day humans”,Nature507, No. 7492 (2014)
:354–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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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显然，如果我们回溯得久一点，所有人类都起源于“亚当”和“夏娃”——最早的现代人类（虽然是否有这样一个群体还没有定论）。然而，在非洲，几千年来的进化使变异不断积累，使在人类文明摇篮中的群体产生了大量的变异。而离开非洲东北部的那群人只携带了他们身上的一小部分遗传多态性，在彼时的人类中只占很小的比例。诚然，之后的6000年里变异在积累，但这种变异也以同样的速度在非洲大陆上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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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中性理论假定了遗传差异是如何在没有自然选择的压力下，在变异和漂变的过程中累积的。M. Kimura,The Neutral Theory of Molecular Evolutio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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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更精确地说，假设等位基因服从哈代—温伯格定律。这一定律代表一种理想的情况，其中基因频率是稳定不变的。构成哈—温平衡的条件有：无迁移、无自然选择、无变异、足够大的交配群体、交配行为是随机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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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如果我们形式上画出另一种统计量——F统计量——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规律（Q. Ashraf and O. Galor, “The ‘Out of Africa’ hypothesis,human genetic diversity, and compara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AmericanEconomic Review103, No. 1 (2013):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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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即使我们考虑到那些离开非洲的人实际上与非人类交配的事实——尼安德特人和丹诺夫人在现代人类出现前迁出非洲——这种区别仍然是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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