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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尽管教育水平和职业选择通常在双方开始这段关系前就已经明确了，但收入水平很大程度上与关系建立后的一些决策有关。关于选型婚配方面的文献综述，可参见C. Schwartz, “Trends and variation in assortative mating: Causes and consequences,”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39 (2013)
:451–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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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C. R. Schwartz and R. D. Mare, “Trends in educational assortative mating from 1940 to 2003,”Demography42, No. 4 (2005): 621–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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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也许我们可以看到人们按基因型分类比按表型分类更多，因为“大学毕业”者众多，仅仅是一个称谓掩盖了许多可能反映在基因型相似性层面的微妙差异。换句话说，相比仅仅是简单的一纸文凭，基因型可能是个更合适的标准来指示配偶正在寻找什么（认知能力和其他能帮助学术成功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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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J. R. Alford, P. K. Hatemi, J. R. Hibbing, N. G. Martin, and L. J.Eaves,“The politics of mate choice,”Journal of Politics73, No. 2 (2011)
:362–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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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C. T. Gualtieri, “Husband-wife correlations in neurocognitive test performance,”Psychology4, No. 10 (2013): 771–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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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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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研究者在不同时间点对夫妇进行了检查，并没有发现相似性有所增加，因此目前暂时可以排除婚后相似性增加的可能。然而，研究已婚个体很难从复杂的情况下找出合理的解释。理想情况是，我们能够收集到个体结婚前的相关信息。M. N. Humbad, M. B. Donnellan, W. G.Iacono, M. McGue, and S. A. Burt,“Is spousal similarity for personality a matter of convergence or selection?”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49, No. 7 (2010): 827–830; R. R. McCrae, T. A. Martin, M. Hrebícková, T.Urbánek, D. I. Boomsma, G. Willemsen, and P. T. Costa Jr., “Personality trait similarity between spouses in four cultures,”Journal of Personality76, No. 5(2008): 1137–1164; D. Watson, E. C. Klohnen, A. Casillas, E. N. Simms, and J. Haig,“Match makers and deal breakers: Analyses of assortative mating in newlywed couples,”Journal of Personality72, No. 5 (2004): 1029–1068; G. C.Gonzaga, S. Carter, and J. G. Buckwalter,“Assortative mating, convergence,and satisfaction in married couples,”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7, No. 4 (2010)
:634–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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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在两个不同的研究中，政治学家分析了一个流行的在线约会网站上真实的用户信息。他们发现用户不愿意在个人资料中分享自己的政治信息。然而，自由主义者或保守主义者倾向于表现一些共同的非政治性特征，用户会根据这类特征来做出约会选择。因此，虽然人们不是明确基于政治意识形态来择偶，但是依据上述方式仍然可以导致选型婚配。C. A.Klofstad, R. McDermott, and P. K. Hatemi,“Do bedroom eyes wear political glasses? The role of politics in human mate attraction,”Evolution and HumanBehavior33, No. 2 (2012): 100–108；“The dating preferences of liberals and conservatives,”Political Behavior35, No. 3 (2013): 519–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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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最近，一个政治科学家团队的研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机制，人们能够通过气味识别具有相似政治态度的潜在伴侣。研究背后的逻辑是，出于许多进化的原因，例如，抵抗疾病和识别欺诈，人们有必要具备区分群体内和群体外的人的能力，而嗅觉信息能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实验，要求参与者评价匿名个体身体气味的吸引力，这些个体的政治态度属于“极左”的自由派或是“极右”的保守派。实验发现，参与者对具有类似政治倾向的人的气味评价更高。该研究的结论备受争议，政治态度上的选型婚配与嗅觉线索之间是否能建立稳固联系还需通过更多的实验来验证。这方面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人闻到腐烂食物时的厌恶反应。这种身体反应有助于保护我们不吃致病甚至是致命的食物。研究人员发现，厌恶敏感性（disgust sensitivity）与保守态度高度相关，特别是在道德和性行为方面。R. McDermott, D. Tingley, and P. K. Hatemi,“Assortative mating on ideology could operate through olfactory cues,”American Journal ofPolitical Science58, No. 4 (2014): 997–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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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L. Eika, M. Mogstad, and B. Zafar,“Educational assortative mating and household income inequality”(working paper w20271,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2014), http://www.newyorkfed.org/research/staff_reports/sr682.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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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R. Breen and L. Salazar, “Educational assortative mating and earnings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17 (2011)
:808–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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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另一种理论假设是，当收入不平等程度高时，群体之间的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更大，因此个体更可能在自己的阶层中遇到约会对象。当不平等加剧，人们会更不愿意与较低阶层者婚配，以致婚姻中阶层的异质性进一步降低。R. Fernandez, N. Guner, and J. Knowles, “Love and money: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of household sorting and inequality,”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20 (2005): 273–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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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http://discovermagazine.com/2003/aug/featkiss#.UuiJgWQo46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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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J. H. Fowler, J. E. Settle, and N. A. Christakis, “Correlated genotypes in friendship networks,”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108,No. 5 (2011): 1993–1997.我们还将这种相关性分析拓展到了朋友间的基因型，以显示教育（更一般地，如环境）塑造了这些相关性的创建方式。社会结构让朋友之间的基因型具有了一定的相关性，即使人们并不刻意寻找与自己类似的朋友。J. D. Boardman, B. W. Domingue, and J. M. Fletcher,“How social and genetic factors predict friendship networks,”Proceedings of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109, No. 43 (2012): 17377–17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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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也许是因为在蛾类体内亚油酸被代谢为信息素（pheromone）。但亚油酸代谢也与整个机体功能有关，包括脂肪细胞的运作以及骨骼的形成。所以人们可能是根据身体性状来决定是否和对方成为朋友的（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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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当发生负向频率依赖性选择（negative frequency dependent selection）（平衡选择）时，某一基因型的进化适合度（fitness）也取决于基因型的整体分布情况。我们可以用一片野花丛的例子来理解这个概念。当所有的花都是紫色的时候，如果我发生突变开出了绿色的花，那么我就可以脱颖而出来吸引我的传粉者（假设这些传粉者不是色盲）。因此，我的绿花基因将比周围那些无聊的紫花亲戚传播得更快，进而使花丛中绿花的比例随世代增长。但是当绿色是主色时，紫色可能就是醒目的颜色，因此紫花将会像前述的绿花那样发展。以上情况将使花丛中花瓣色调的比例保持均衡，也就是遗传学家口中的负向频率依赖性选择。当然，如果我试图伪装自己以防止被捕食，那么我的基因型的适合度将取决于我周围有机体的遗传性状。例如，如果叶子和花都是绿色的，那么由于可以为彼此提供伪装，正向的协同进化便能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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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研究了人类行为中上述情况的可能性，分析了在5-羟色胺神经系统和多巴胺奖励系统中都被充分研究的突变型。我们想知道，自己基因型的效应或者作用是否与兄弟姐妹的基因型有关。在婴儿床内，你和你的兄弟姐妹都在为得到父母的关注和投资而竞争。如果你的兄弟姐妹拥有更多“冷漠”的基因型，你可能会认为拥有“敏感、难以对付”的基因型将是你的优势。当然也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形：如果你是唯一吵吵闹闹的家伙，你估计会被呵斥或责备。但如果你和兄弟姐妹都拥有这种让人头疼的等位基因，你们将形成某种联盟，并从父母那里获得额外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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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惊讶地发现，对于多巴胺系统和5-羟色胺神经系统，如果在你的兄弟姐妹中，你是唯一拥有被认为是高敏感性突变型基因的人（该理论的详细讨论参见第七章），那么你患抑郁症的可能性和你的学业表现并不会受到基因型的影响（这可能反映了家庭环境的影响）。但是当你和兄弟姐妹（非同卵双生子）具有差不多的敏感性时，你们同时遭遇负面结果的风险更大。当然，如前面章节所讨论的，该研究基于相对较小样本，且用于分析的基因为候选基因，在研究结果被重复之前都只能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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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可能是因为身高多基因分数具有多效性，它还可以体现为其他外部性状诸如整体健壮程度等，而这些衍生的指标也是潜在配偶选型分类的依据。这是一个有趣的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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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父母双方大多数性状的遗传正相关性表明，基于双生子的经典方法低估了遗传力。回想第二章，ACE模型认为同卵双生子之间的遗传相关性是异卵双生子的2倍；因此，前者相比后者要获得加倍的A成分（加性遗传成分）。加之父母双方的遗传相似性相比随机配对更高，平均而言异卵双生子之间的遗传相关性也会高于0.5，所以在利用两者相关性的差值计算加性遗传成分时应当乘以一个大于2的数。当然，这种偏差来源可能被其他因素所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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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事实上，当我们排除用多基因分数预测的教育水平，并分析残差中并非由多基因分数预测的配偶相关性时，这种现象几乎不会发生。因此，尽管从图4.5中两条趋势线间的距离来看，基因型分类的强度约为表型分类的1/4，但它们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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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教育方面的遗传分类有可能增加，但这种分析方法并不能证明这一点。要想证明，需要非常大胆的假设来说明多基因分数在教育水平或智商的整体遗传贡献中不具代表性。第二个问题可能与幸存者偏差有关。我们将研究对象限于处在第一次婚姻中的，因此那些遗传分数更相似的夫妇能比那些具有更多不同基因型的夫妇维持更长时间的婚姻（或者说，更长寿）。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可以观察这个人群队列的差异，因为在样本的选择上存在差异。也就是说，较老的组会具有更相似的基因型，因为他们是样本中活着的并且是婚姻关系维持得足够久的。而样本中那些拥有更多差异的多基因分数的同龄人不是已经去世了就是已经离婚了。虽然我们还不能直接评估死亡假说（我们的确讨论和解释了其与上述整体基因型—表型趋势的相关性），但我们想知道，如果将二婚的以及更多次婚姻的样本包括在组中，结果是否会发生变化？结论是，将这类夫妇添加到样本中并不会改变总体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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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现在我们已经推翻了《钟形曲线：美国社会中的智力与阶层结构》中有关婚姻的观点，我们还想知道一个相关问题的答案，即你和情人或配偶的综合遗传指标——例如，特定多基因分数的不一致性——是否能预测婚姻的质量以及你们分手或离婚的可能性。然而，可用数据暂时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在美国，主要有两个数据库存储了配偶双方的基因型信息。综上所述，健康与养老研究中的配偶样本在我们进行研究时年龄太大了（最低年龄是50岁），所以在研究开始前就死亡或离婚的样本并没有被观察到（虽然我们可能会见证他们的第二次或第三次婚姻）。而弗雷明翰心脏研究中的第2代样本中的夫妇数量根本达不到我们对其进行婚姻追踪研究的要求。最好是所有单身人士在进入约会市场时都能备案，以供我们观察他们的基因型是如何影响关系的建立的。不幸的是，目前可用的数据无法回答这一问题。对此，我们需要对人口进行基因分型，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国家登记要求很严格，但目前尚未出台相关规定。美国对这种全方位数据的收集有着严格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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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R. Lynn,Dysgenics: Genetic Deterioration in Modern Populations(Santa Barbara, CA: Praeger Publishers,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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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T. J. Mathews and S. J. Ventura, “Birth and fertility rates by educational attainment: United States,Monthly Vital Statistics Report(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45, No. 10 suppl. (1994): 97–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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