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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Ashraf and Galor,“非洲外”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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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这一理论的一个更加复杂的版本是：更高的遗传多样性会强化分工。例如，一些产品的生存需要同时拥有精细生产技能和重体力生产技能（也就是说，需要两种互补的技能）。所以，拥有这两种类型人群的群体就可以生产这一产品，而只有这两种类型人群中的一种的群体，就无法生产这一产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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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E. Spolaore and R. Wacziarg, “Ancestry, language and culture,” in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Economics and Language, ed. V. Ginsburgh and S.Weber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2015), 174–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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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基因组学的另一分支利用遗传学来解释人群的相互作用，而非增长模式。这些研究利用遗传多样性的好处和坏处来解释国家的发展，并且提出了一个问题，即遗传相似性（遗传距离）程度是如何决定人与人之间关系模式的，例如，交易和暴力行为。宏观基因组学家恩里科·斯伯劳雷和罗曼·瓦茨格处于这个领域的前沿。在“War and relatedness”(working paper 15095,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June 2009,http://www.nber.org/papers/ w15095）一文中，他们证明拥有更高人口遗传相关性的国家更容易发生内部冲突。这和其他许多关于国内和族群内冲突的理论截然相反。追溯到20世纪早期，威廉·萨姆纳提出了一个假说，即种族之间的差异与战争和掠夺有相关性，而文化背景相似的族群构成的社会较少卷入战争；斯伯劳雷和瓦茨格的文章中还提到了另一个假说，即地理——而不是文化——接近程度是理解冲突的关键。将地理邻近性的效应从文化效应中分离出来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邻近的国家通常会拥有相同的历史和文化。即使是在控制地理邻近程度这一变量的条件下，遗传相似性也和更高程度的内部冲突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使宏观基因组学家推翻了之前的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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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遗传多样性的高低权衡类似，斯伯劳雷和瓦茨格使用国家之间遗传距离描述了可能的权衡模式。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在遗传上更为相似的国家之间，相同的文化和共同理想能够帮助他们和平解决冲突。然而消极的一面是相似性和频繁的接触增加了矛盾冲突的可能性，甚至可能进一步发展为战争。作者的研究结果说明了，就战争而言，遗传相似性的坏处可能大大多于好处。因为遗传上具有更高相似度的国家之间的接触交流更为频繁，这一交往模式会导致更多的冲突，最后演变为战争。这也被称为冲突接触理论—— 一个国家会和他们所接触的国家打仗，而不是他们从未接触过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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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伯劳雷和瓦茨格在他们更新的研究中提出，国家之间的遗传距离可以作为衡量国家之间文化相似性的一个普适度量（一种概括统计量）。这结合了传统社会科学对于文化和准则的衡量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基因数据，是另一个重要却有争议的进展。他们证明了国家范围内种族之间的遗传距离和其他“距离”，比如，语言、宗教和价值观（通过关于价值准则的调查得出，即具有“传统的”家庭观念，或更赞同性别平等）等具有统计学上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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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尽管并不是衡量发展的最直接标准，人口密度在哥伦布时代前仍常常被作为国家层面的重要研究指标。在过去，这也是由于我们在世界范围内缺乏对国家层面上生产的统计。宏观经济学声称人口密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家的发展水平，因为只有基建完备、物资丰富的国家才能长期支撑巨大的人口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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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确认因果关系是这一理论的重要一步。阿什拉夫与盖勒怎么能够把其他潜在的与多样性和发展有相关性的因素分离出去，而单单聚焦在遗传多样性与国家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上呢？他们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途径来梳理这一关系，并且定位到一个变量：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工具变量，并将这一因素与遗传多样性而不是其他可能影响发展的进程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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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从一个成熟的种群遗传学和历史分析的发现出发。东非大裂谷的人类起源之地与一个国家在路程上的距离，预示着这个国家遗传多样性的高低。他们认为，这个距离起到了工具变量的作用，即这一变量只影响了遗传多样性而不影响其他关注的进程。他们同时在统计上对许多其他重要假说做了对照，例如，殖民模式、经纬度、新石器革命的时间等。因此，他们测量了数据库中所有的国家与非洲人类发源地之间的距离，并以此距离来预测出国家层面的遗传多样性。他们随后在统计上将遗传多样性与国家发展联系起来。如果他们的假设成立，即从非洲迁移出来的距离与国家发展差异之间的联系仅仅是由遗传多样性造成的，那么他们就能下结论找到遗传多样性与国家发展间的因果关系，除非其他人能够提供一个可以联系遗传学测量与国家发展的更有说服力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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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Alberto Alesina和Eliana La Ferrara总结了用种群多样性、分裂和异质性来分析群落经济发展的文献［“Preferences for redistribution in the land of opportunities,”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89, No. 5（2005）
:897–931］。他们同时给出了大量的证据来阐明这一多样性的优势与劣势，包括国家层面的增长以及国家福利的范围与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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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与种群多样性对经济发展影响相关的观点，即种群多样性与遗传多样性是相关的。那么对遗传多样性的测量就发挥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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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E. Spolaore and R. Wacziarg, “War and relatedness,”Review of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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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乳糖酶是一种可以分解乳糖（正是这种糖让我们感觉牛奶有甜味）的酶。如果没有乳糖酶，日常进食奶类会导致乳糖不耐综合征，出现腹部痉挛、腹泻等症状。哺乳动物常常会在断奶后停止合成乳糖酶。但是人类却在成年后独特地保持着乳糖酶的合成。这一进化在过去的1万年间形成。人类编码乳糖酶的基因LCT携带了两种单碱基突变。 J. T. Troelsen,“Adult-type hypolactasia and regulation of lactase expression,”Biochimica etBiophysica Acta1723, No. 1–3(2005): 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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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C. J. Cook，“The role of lactase persistence in precolonial development,”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19, No. 4 (2014): 369–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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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在第四章我们讨论了父母的免疫系统遗传属性具有差别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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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类似地，设想一下你的计算机是怎么抵御病毒的。计算机病毒不断地寻找标准计算机防病毒软件的漏洞，而消费者则不断地升级更新他们的防病毒软件。一个所有人的病毒防御软件都一样的群体（如一个办公室）相比于一个有着各种不同病毒防御软件的群体来说，也许更容易被计算机病毒击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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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C.J.Cook，“The natural select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 resistance and its effect on contemporary health,”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97, No.4 (2015): 742–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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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环境的反击：个体化策略的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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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结合附录4中关于表观遗传学的讨论，虽然用于表观遗传研究的标记物不会改变碱基序列，但是它们能够使基因丧失翻译功能。由于这些标记物会受到环境条件的影响，因此在考虑将环境视为研究障碍，并且仅关注遗传变异所产生的普遍性影响时，我们应当三思而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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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虽然现如今在科学探究的过程中，人们已经普遍把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视为同等重要，但是情况并不总是如此，特别是在基础科学方面。在遗传实验方法分析的发展历程中，环境因素的影响长期遭到低估。遗传性评估指出，人类几乎所有的行为表现会产生变化主要是由遗传变异引起的，一定程度上让人不再去考虑环境因素的影响，这种情况持续了一个世纪（见第二章）。在理解遗传因素对于某些重大结果的影响时，环境因素一直被视为一个令人头疼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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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去揭示生物学和遗传学中的普遍性真理时，我们有理由去忽视环境因素潜在的重要性，这样做能使我们更专注于我们所认为最重要的事情上，也使我们不会被复杂的外部因素分散注意力。临床科学家和研究进化的科学家一直确信，遗传因素及其影响是十分重要且恒定不变的。基因有着独特的生物学功能，它们能够编码蛋白质，并包含着人类生命以及生存的蓝图，因此探寻其工作机理是非常有必要的。科学家会采取某些方法将基因功能同环境及其潜在影响分离开来，然后他们会专注于那些不变的功能，因为它们总是在做同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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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宽泛地说，科学家通常认为基因不会受环境的影响，至少在短时间内以及某些典型的背景条件下如此。这对于构建人类行为模型来说，的确是一条合理的捷径，因为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基因是稳定不变的。虽然环境能通过改变某一代的繁殖和生存模式来建立人类的遗传图谱，但是遗传密码依旧很难被环境所影响到（除了暴露于大量的电离辐射以下，如切尔诺贝利核泄漏）。换言之，每一代中，一个人身上仅仅会产生30~100个新的突变位点，这些通常是由DNA复制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导致的。R.Acuna- Hidalgo, T. Bo, M. P. Kwint, M. van de Vorst, M. Pinelli, J. A. Veltman,A. Hoischen, L.E.L.M. Vissers, and C. Gilissen,“Post-zygotic point mutations are an underrecognized source of de novo genomic variation,”American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97,No. 1 (2015): 67-74, http://www .cell.com/ajhg/fulltext/S0002–9297(15)00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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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使用“深度测序”（deep sequencing）的方法来揭示人类DNA变异情况的研究中，科研人员得到了一些新的证据，引发了对于遗传给下一代新突变源头的疑惑。新突变通常产生在精子或卵细胞中，然后传递给下一代，这也是所谓的种系突变（germline mutation）。最近有人发现，突变的第二个来源是胚胎嵌合体（也就是在精子和卵细胞结合后），这意味着在某一个体中，存在两个及更多的遗传上不同的细胞群从单个受精卵发育而来。也许像在怀孕早期双生子中一方“吸收”另一方一样，这种嵌合体的出现进一步打破了我们原有的对于每个细胞中只存在一种DNA蓝图的理解。并且，它将一个个体同多种蓝图联系在一起，这就是一个真正的“DNA突变的熔炉”。不过目前的证据由于发现时间短，很难对于人类嵌合体的存在情况给出一个清楚的解释。尽管有研究发现7%的DNA突变来自嵌合体，但是此研究的样本对象只有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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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个人的遗传图谱基本不会受到环境的影响，并且可以单方向地考虑基因对于实际结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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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社会科学家十分关心环境究竟如何影响基因，这种影响不是通过达尔文所说的自然选择实现的，而是通过相互作用实现的。这些类型的相互作用可能会使某基因在一些情况下产生社会优势，在另一些情况下产生劣势，并且不会影响基因自身的功能。社会环境因素就这样将生物功能转化为成果——从健康、生存到生育，最后是经济上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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