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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反，我们有可能真实地感受到他人的情感，但一点也不懂他人的心理。或许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我们对动物的共情，虽然在我们眼中，动物也许并不具有有意义的意识或自我意识。最近在散步时，我注意到一只蜈蚣正在石头旁边爬行。虽然这听起来有些愚蠢，但我确实感到和那只蜈蚣心连心。我能感觉到它在穿行道路时所费的力气，甚至现在我还能回想起那种感觉。论点不言自明。既然我们不认为某些生物具有心智，那么对那些生物的共情便和心智解读一点关系都没有。（当你不知道另一个人在想什么的时候，往往更容易产生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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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科学的“知”与“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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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挑战“观察与模仿是共情的基础”这一理念，让我们思考一下，为什么那些没有痛感的人仍能够对他人的疼痛产生共情。法国神经科学家尼古拉·当齐热（Nicolas Danziger）对一些天生没有痛感的病人进行了研究。这是一种罕见的遗传性感觉神经疾病，人一出生便会显现出来。对这样的病人来说，疼痛只是一个概念，而不是个人体验。当齐热对这些病人在看到其他人感到疼痛时会有什么反应很感兴趣，他给这些病人展示某人被园艺剪剪到手指的照片，以及《周一橄榄球之夜》（Monday Night Football）中四分卫乔·泰斯曼（Joe Theismann）腿部骨折的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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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当齐热感到奇怪的是，一些感觉不到疼痛的病人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反应，类似于正常的控制组被试的反应——他们感受疼痛的脑区被激活了。而另一些病人像预期的那样没有任何反应。当齐热发现，病人的反应与他们在标准共情评估问卷中表现出来的共情程度非常一致。尽管生理上缺乏理解他人疼痛的能力，但那些在共情问卷中得到最高分的病人，依然能最大限度地在情感上体验到他人的痛苦。引发的共情程度与之前个人的痛苦体验或观察没有关系，正如研究者总结的那样，它是一种独立的、素因性的“共情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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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实验的研究者所说的“特征”指的是，一种与之前的直接学习无关的一般倾向。这个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多研究文献的支持，这些文献认为，一个人的共情能力很大程度上要受到遗传的影响。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共情主要源自观察和模仿的观点便会遭到驳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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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共情是社会的黏合剂，由此才产生了文明。从粗鲁、冷漠到敌意和攻击性，缺乏共情是运转良好的社会的对立面。认识共情的生物学构成，以及训练和教育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共情，在社会和神经科学层面上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是否应对冷酷无情、毫无悔意的惯犯进行改造，将取决于我们是否认为共情能力能够被灌输、提高或被诱发。无论是设法缓解政治紧张状态，还是在科学与宗教间找到共同点，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要依赖于我们对共情的理性认识，以及对他人情感的感同身受（情感上的共情）。对这个问题的不成熟或过于简化的结论，对于我们来说毫无益处。人们毫无根据地做出飞跃式的推论，认为共情源自一组特定的脑细胞，不仅没有给出答案，反而引发了更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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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错了研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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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设计有意义的研究，科学家首先必须控制尽可能多的变量。研究的范围越小，观察便会越准确。例如在研究视觉时，研究者会尽量隔离出单一的要素，比如让研究对象分辨边界、直线运动或颜色。把对这些单一要素的观察整合在一起，我们便能大致了解视觉是如何产生的。但是这种方法的基础是：对这些要素如何独自或共同发挥功能具有很好的了解。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细胞内记录研究揭示出存在专门执行某种视觉功能的细胞。研究者相信有些细胞只对线条有反应，有些细胞只对运动有反应，还有一些对边缘和界线有反应，所以被命名为“边缘检测神经元”（edge detector neurons）。经过半个世纪的进一步研究，人们发现这种观点太过简单了，看到边缘这样简单的事物是数百种神经元复杂互动的结果。根本不存在特定的“边缘检测神经元”这类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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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是相关功能的混杂物，这些功能经过了千万年的进化。除了最基本的运动（比如单块肌肉的抽动）之外，思想、行为等事件都是广泛分布、互相关联的复杂回路的产物。没有专门产生感恩或悔恨的大脑中枢。共情至少涉及10个脑区。尽管研究尽可能小的元素是科学运作的方式，但很重要的一点是，不要将低层次的发现与高层次的功能混淆在一起。“共情神经元”这种说法混合了大脑不同层次的功能与行为，把大脑行为的复杂性简化成了往往具有误导性的、卡通片似的原声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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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工具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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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神经元都无法引起某种复杂的行为。我们不能把高层次的行为归纳为较低层次的神经元活动。就像你不能期望看一看字母表就能阅读一部伟大的小说那样，你不能在细胞层面上发现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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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不会做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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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行为属性归结于单一类型的脑细胞还会产生一个副产品，那就是错误地假定了某种细胞的存在就是这种行为存在的证明。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梭形细胞。在人类大脑中发现的具有单一轴突和树突的梭形细胞，曾被认为与情绪加工有关，包括共情。一开始研究者认为，只有人类和大猿拥有梭形细胞，但后来在一些海洋哺乳动物，比如海豚和鲸的大脑中也发现了梭形细胞。这个发现自动成了鲸具有感受他人情感的能力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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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理过程是这样的：梭形细胞存在于人类大脑加工情绪的脑区中，也存在于鲸大脑类似的脑区中。因此鲸能够体验到类似的情感。事实上，从社会组织到沟通交流，通过将这些较高层次的动物行为归因于特定类型的细胞，我们尚在证实对这些行为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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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存在某种脑细胞或某种大脑解剖结构，并不能决定诸如共情这样的复杂行为。如果脑细胞或大脑解剖结构能够决定复杂的行为，我们便可以忽略行为观察，直接跳到所谓的结论：如果某个物种的大脑被彻底进行解剖后，没有发现梭形细胞，那么我们便可以轻视这个物种，因为它们没有共情能力。没有比这更目光短浅的做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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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工具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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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们对梭形细胞的功能几乎一无所知，同样的论点也适用于镜像神经元。尽管我们可以通过特定的电活动特征找出它们，但在显微解剖层面上，我们并不能证实镜像神经元代表了一类具有独特生物化学组成和功能的特殊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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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物种中发现梭形细胞确实对我们进一步了解大脑的进化，了解我们与其他物种的关系具有重要的价值。但是用某种细胞来解释复杂的行为，将导致我们把技术作为判定其他物种能够感受到什么的最终标准。我还记得有一段时期，每当有人基于对某种动物体验的推测，而认为这种动物具有某种性格特征时，便会被人轻蔑地批评为“拟人论”（anthropomorphism）。这种批评显然具有一定的真实性。我们不可能知道做一只蝙蝠是什么感觉。把某种行为归因于特定的细胞，同样是缺乏切实依据的。我们不应该期望神经科学能帮助我们摆脱这种看似无解的困境，相反，更好的做法是承认共情源自大脑，但并不只存在于个别神经元或这些神经元的连接中。细胞和回路没有任何感受和情感，只有通过它们的共同行动，通过目前还未知的机制，我们才能体验到共情等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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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法把行为还原为形成它的成分，这一点适用于心理状态的所有方面，也是我们理解意识的主要障碍物。对于理解个别神经元，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对于理解它们在某个系统，乃至在大脑中的相互作用，前方的道路就更遥远了。最近一期《神经生理学杂志》（Journal of Neurophysiology）的社论总结了我们目前的无知状态：“神经元整合并计算各种来源汇总在一起的信息的过程和机制，依然是神经科学中非常吸引人的课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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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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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像神经元系统的发现过程说明了实验设计是如何产生意料之外且毫无根据的长期影响的。由于里佐拉蒂研究的是猴子的手部运动，因此对“镜像神经元”最初的描述仅限于大脑相应的运动区域。如果他当初研究的是面部表情，那么镜像神经元系统便会具有非常不同的解剖定位。难怪当其他区域得到研究时，镜像神经元系统的范围会迅速扩大。当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者在人类内侧颞叶中发现了镜像神经元时，里佐拉蒂在猴子颞叶的另一个区域（脑岛）中也发现了镜像神经元。很可能随着研究区域的增多，镜像加工会被视为一种广泛分布在整个大脑中的、普遍的神经生理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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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怀疑镜像机制不仅限于运动行为。想一想我们是如何习得一个新观点的。如果你在收听“脱口秀”广播节目，或在聆听对移民政策的抨击，原始的言语要素会被存储在记忆中。当你反复思考谁是最好的总统候选人时，这些记忆会被传送回意识中。尽管加工并存储最初记忆的脑区，不同于你思考总统候选人的脑区，但两者有着紧密的联系，它们都是你评估总统候选人对移民问题的立场时所运用的神经网络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把思考看成头脑的心智行为，那么观察（听广播节目中的观点）以及新的心智行为（思考谁是最好的总统人选）就都源自这个神经网络。当然，这个过程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中不会表现为镜像神经元系统的一部分，因为它不代表一个实际的运动行为。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当进行不同类型的观察和心智行为时，不同的脑区会被激活。不过相同的普遍原则也适用于它，那就是观察与行为都是由同一群神经元产生的。正如镜像神经元专家舒茨-博斯巴赫所说：“最近几年的研究似乎暗示着知觉和行为是紧密联系的，而非分离的。”如果是这样，那么无论知觉、身体行为或心智行为发生在哪里，发生在什么时候，便都应该会发生镜像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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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像镜子一样反射着人们所看到、听到的一切。这就是我们在世界中生活的方式。是否存在专门从事这项任务的神经元将始终是一个未解之谜，除非我们详细地揭示出每个神经元、每个突触以及它们相互关系的神经解剖学和生理基础，但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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