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0246410
1700246412
从动物行为中剖析人类的道德
1700246413
1700246414
认知科学和道德哲学告诉我们，道德与性格具有生物学的根源。这一点儿都不令人吃惊，难道它们还能源于其他什么地方吗？除非你相信道德原则独立存在于乌托邦中，否则你会认为道德和性格源于我们的热情、信念、愿望、思想和经历——所有这些都反映在了我们的生物特征中。
1700246415
1700246416
如果我们得出结论，认为道德完全由人天生的生物特征所驱动，那么我们对自身的看法会相当悲观。如果与之相反，我们否认生物特征在决定道德与性格上发挥着重要作用，那么我们便在与很有说服力的证据唱反调。当然，事实上大多数人并不相信这两种极端的情况，而认为道德与性格是先天与后天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类观点的问题在于，它使得我们不能对行为进行归类，而这是科学研究所必需的。
1700246417
1700246418
请思考一下公平这个主题。我们对公平的追求，以及做出符合道德的选择，长期以来被认作将人类与其他动物区分开来的特征。其潜在的假设是，符合道德的选择源于有意识的决定，只有人类有这个能力。然而证据显示，在进化的早期便出现了公平感，我们很容易在乌鸦、狼、家养犬、卷尾猴和黑猩猩身上观察到公平——而这些动物曾经被认为不具有“道德生活”，或者不具有推理能力。
1700246419
1700246420
黑猩猩和倭黑猩猩会自发地给同伴打开门，让同伴得到食物，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它们会损失一部分食物。作为“无辜旁观者”的乌鸦在看到一只乌鸦偷另一只乌鸦的食物时，会攻击偷食的乌鸦，虽然这不会给它带来任何收益。卷尾猴会玩动物版的最后通牒游戏，用游戏币来为其他卷尾猴获取食物，即使这意味着自己获得的食物会比较少。
1700246421
1700246422
尽管有人会说这一行为过度解释了没有言语能力的动物，但公平行为潜在的共同特征似乎是物种的社会本质。看起来，社会化动物为了使物种的生存率达到最高，进化出了公平和不公平的感觉。但是我们依然不知道在动物体验的层面上，公平到底是什么。愤世嫉俗者可能会认为，做出公平行为的动物也是骗子，它们在为未来的行骗积累目标。热爱动物的人会把这种行为看成同胞间的慈悲。不过有一点大家都会赞同，那就是看起来像道德行为的行为，不需要正式的语言或复杂的推理过程。
1700246423
1700246424
外推到人类，如今这个领域的许多专家也认为，我们的道德判断主要由潜在的情绪和心理感受所引发，有意识的心智事后会对行为合理化。弗吉尼亚大学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说：“事实上，情感掌控着道德的圣殿，道德推理只是一个假扮成大祭司的仆人。”海特认为，事后推理并不是为了找到观点的正确性，而是为了说服其他人（也包括我们自己）我们是正确的。有些研究者更深入了一步，认为道德判断类似于美学判断。我们将采用与判断一杯咖啡是否香醇可口，或一幅绘画作品是否美好杰出相同的方式，来发自肺腑地评判一个决定在道德层面上是否正确。
1700246425
1700246426
神经科学的“知”与“不知”
1700246427
1700246428
关于情感对道德的决定作用，最著名的假想实验是经典的有轨电车实验。实验的简化版本为：一辆有轨电车在轨道上快速行驶。轨道上有5个人，他们面临着即将被飞驰而来的电车撞死的危险。但是如果你拉动一个操纵杆，电车便会转向另一条轨道，而那条轨道上站着另一个人。当被问及如何选择时，大多数人表示他们会拉动操纵杆，撞死1个人，救下那5个人。但是，当把条件变成把一个人推到铁轨上，电车撞上这个人便会停下来，另5个人因此得救时，几乎没有人愿意把那个人推到铁轨上。
1700246429
1700246430
这个实验有多种可能的解释，由此产生了一个被称为“有轨电车学”的学术课题。普遍流行的解释是，当我们自己没有被卷入进去时，便比较容易做出理性的决定，但我们难以克服与个人关系密切的基本情感。尽管人们知道结果是一样的，但固有的厌恶和排斥会优先于“杀1救5”的功利性推理。
1700246431
1700246432
对精神病患者的研究证实了生理对道德决定的作用，即反复出现反社会行为的罪犯没有任何忏悔感。加工情绪的脑区受到明显损伤的人会认为，把一个人推上铁轨与拉动操纵杆在道德上是等同的。从功利的角度看，由于没有共情、厌恶和反感等情感上的拉力，精神病患者更有可能采用相同的推理过程——杀1救5。这个决定只涉及计算，不涉及矛盾的情感。
1700246433
1700246434
有些人则运用相同的研究资料得出了相反的观点，即厌恶和反感这样的情感体验并非先于道德决定并引导着道德决定，而是伴随着道德决定而来。这个180度大逆转的观点认为，精神病患者像健康人一样做出了相同的道德判断。做出这类道德判断似乎不需要正常的社会情感加工。研究者最终的结论是：“精神病患者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只是不在乎。”我们解释这类研究的方式，会带来一系列衍生的社会及法律问题。如果我们认为精神病患者是在生理上不能控制自己的暴力行为，而不是满不在乎、冷酷无情的罪犯，那么我们对待他们的方式会非常不同。但是我们能在认知科学的基础上做出这样的判断吗？我们能够不先解决意图的本质这个问题，就进行这样的区分吗？这类实验室实验是否表明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反应方式？运用脑成像研究，我们是否能确定一个决定或行为中的道德成分？
1700246435
1700246436
让我举几个亲身案例来说明。因为在大学时学的是文科，所以我只学了一门生物学的入门课程。由于我错过了解剖青蛙的那堂课，因此第一次在医学院上解剖课时可以说毫无准备。解剖室里摆满了盖着无菌单的遗体，透过几扇巨大的窗户，我们可以看到金门大桥的壮观景象。指导老师在赞美完学习解剖学的快乐之后，我们按照指示拉下无菌单。刹那之间，25具遗体映入眼帘。其他学生拿起他们的解剖刀，开始忙活起来。我一动不动地站着，充满了厌恶、局促、恐惧和焦虑感。我还记得当时我想离开解剖室，离开医学院。不过我没有离开，而是指责我的新实验室同伴对遗体缺乏尊重，因为他让遗体的脸暴露出来了。为了表明我的态度，我探身过去，用一块毛巾盖住了遗体的脸。一个月后，随着我对这一套程序的熟悉以及对人类身体越来越感兴趣，我的道德上的愤怒感减退了，在阅读解剖手册时，我会把胳膊肘支在女性遗体的下巴上。
1700246437
1700246438
心智工具箱
1700246439
1700246440
进化生物学家认为，厌恶是生存所必需的一种重要情感。例如，难闻的气味和令人作呕的样子，会防止我们去吃腐烂变质的肉。然而如果我们想研究在看到尸体时我的厌恶、恶心和反感如何引发了道德上的义愤，那么第一个挑战是，确定这样的情感是初级的，而不是由另一种心理状态触发的，比如不熟悉感、局促感、对灵魂或对死亡的恐惧。这种复杂的心理状态相互作用从而界定了人生体验，但只有当这些发挥作用的心理状态在某个时刻被一起激活时，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才能显现出这种体验。
1700246441
1700246442
接下来，我们不得不再一次回到基线测量的问题上。
1700246443
1700246445
现在不代表将来
1700246446
1700246447
思考一下学习弹钢琴时涉及的心理活动和动作技巧——从你肘部的位置到手指敲击琴键的角度。当你成为杰出的钢琴家时，你便不再需要意识到演奏某个曲目所必需的每一个要素了。你不再需要总是提醒自己手的姿势应该如何，脚应该放在什么地方。相比第一次弹钢琴，需要付出的努力减少了。较少的努力等于较少的代谢需要，也就相当于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上，这些区域被激活的可能性减小了。在学习一项技能时，相应脑区的灰质会暂时增加，原因便在于这项普遍的原则。一旦学会了，不再需要的神经连接会被淘汰掉。
1700246448
1700246449
如果你已经学会了胳膊要伸出多远，不再有意识地思考你的姿势，这种潜意识知识就可能会转化为低层次的大脑活动。每当你坐在钢琴前它就会出现，不再是功能性磁共振成像能够探测到的大脑活动的暂时性突然增加。这也是测量大脑基线活动的问题，和我们在第9章中讲述的皮特因潜意识报复麦克的故事中看到的一样。
1700246450
1700246451
如果我们认为道德决定的一部分取决于当时的情境，一部分取决于不断发展的生物学倾向以及生活经历的累积作用，那么功能性磁共振成像能够提供道德决定相关要素的完整写照这一结论，便是值得怀疑的。如果在第一堂解剖课上我戴着超级扫描仪，那么当我感到厌恶和道德义愤时，它会显示出被激活的那些脑区，但无法准确地探测出我以前就存在的忧虑或对死亡的恐惧，它们作为我人格中低等级的方面，长期存在于背景中。
1700246452
1700246453
神经科学的“知”与“不知”
1700246454
1700246455
研究道德生物学的另一个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对某种行为进行概念化。最近在高速公路的匝道上，我被一辆福特F-150卡车追了尾。没有人受伤，但我的新车后备箱凹了进去。通常情况下，如果他人的愚蠢和粗心给我造成了损害，我会很生气，充满了愤怒之情。但是那次开卡车的是一位带着两个年幼孩子的年轻母亲，两个孩子都在前座上，他们又哭又闹，尖声叫喊。那位妈妈解释说她在一边开车一边给其中一个孩子喂奶。她的手机不能用了，也找不到驾照，而且保险也过期了。令我感到吃惊的是，我拍着她的肩膀说：“不要担心，你会没事的。”我的动作和言语让我自己和她都很吃惊。直到今天我依然无法解释当时的行为。从现在我们所讨论的内容来看，也就是说我无法用任何科学的方法把它分解成可测量、可分析的事物。
1700246456
1700246457
或许是我发生了轻微的脑震荡，让我变糊涂了。或者身体没有受伤让我大大松了一口气。我记得在我安慰她之后，跳入我脑海的是“生活多么不公平”，那位女士的生活可能比我的生活更艰难。在等待拖车的时候，我思考着公平的本质。我之前认为公平的概念是一个纯粹的认知决定——个人权利与责任的平衡。现在我疑惑公平是否是一种表达，它的根基在于某人在世界中的地位感。我自己行为的潜在触发因素可能包括我对幸运和不幸的理解，我对感恩和权利的个人认识，以及我对其他人的关心与尊重。
1700246458
1700246459
这个问题也是最近关于挑选最高法院法官的最佳方式是什么这一争论的核心。奥巴马总统说：“在我看来，共情的特质，以及对人们的希望和努力的理解与认同是做出公正决定、实现合理结果的重要因素。”在比尔·班尼特（Bill Bennett）的《美国的早晨》（Morning in America）广播节目中，前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迈克尔·斯蒂尔（Michael Steele）说：“我不需要一个会为我的对手糟糕的生活境遇或处境感到难过，因此就克扣我根据法律获得应得的公平待遇的机会的法官。”法律学者兼芝加哥大学的法学教授理查德·爱泼斯坦（Richard Epstein）似乎也同意这个观点。“在运作企业、慈善机构和教会时，共情很重要，”他说，“但法官的功能非常不同。他们解释法律，解决纷争。奥巴马不应该倾向于他最喜欢的群体，而应该遵从历史悠久的法官形象：手持正义天平的蒙眼女神朱蒂提亚。”在这两种相反的观点中，你所选择的立场取决于，你在多大程度上把公平看成心理感觉而不是有意识的决定。对我来说，公正的一个主要构成是，能够在理智和情感上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对于那些相信公平来自有意识的思考的人来说，缺乏共情会被视为一种积极的特质——能够把个人感情放在一边，做到客观。尽管这纯粹是推测，但我怀疑在看待公平问题上的这个基本差异，是造成全球党派政治增加的核心原因。对一个人的公平是对另一个人的不公，比如关于堕胎、移民、死刑或税收。
[
上一页 ]
[ :1.70024641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