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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圈弹性有限的例子俯拾皆是。现今，海洋捕捞业的产值对全美经济的贡献达25亿美元，对全球的贡献更是高达820亿美元。但是它没有办法再增长了，原因很简单，海洋面积是固定的，它能生产的生物数量也是固定的。结果，全球17个渔场的持续生产量（sustainable yield），都只能勉强维持，甚至更少。在1990年代，全球每年的捕捞量大约维持在9000万吨的水平。然而在全球需求量日增的压力下，可以预见捕捞量最终一定会下跌的。已经有几个捕鱼海域开始衰败了，例如北大西洋西部海域、黑海海域以及加勒比海部分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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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工方式圈养鱼类、甲壳类、软体动物的水产养殖业，确实填补了部分海洋渔业的空缺，但因此而付出的环境成本日益增加。这场鱼鳍与贝壳的革命，改变了宝贵的湿地环境，而湿地正是海洋生物的摇篮。此外，为了喂饱这些圈养的水生动物，一定得将部分谷物转作它们的饲料。于是，水产养殖便会与其他人类活动争夺生产用地，使得天然栖息地变少。一度免费的东西，如今却需要用人工来制造了。到最后，全球海岸及内陆经济的通货膨胀压力势必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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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一个相关的案例：森林覆盖的江河流域能够截流并净化雨水，然后才涓滴送入湖泊或大海，而且这一切都是免费的。如果想替换掉它们，唯有付出极高昂的代价。世世代代以来，纽约市都享用着来自卡茨基尔山（Catskill Mountain）超级纯净的水源。这块水源地的瓶装水销售一度遍及美国东北部，令当地居民深感骄傲。然而，随着当地居民数量日增，愈来愈多的林地转为农庄、房舍，或度假村。污水和农业废水渐渐降低了当地的水质，最后已经达不到环保局的水质标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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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市官方现在面临了一项抉择，他们可以兴建一座净水场，经费约60亿到80亿美元，再加上往后每年约3亿美元的营运费。再者，他们可以设法重建卡茨基尔森林，达到接近原来净水能力的程度，花费约需10亿美元，再加上往后极低的维护费用。做出这项抉择，即便对都市人来说也不困难。1997年，该市开始发行环境债券，收购林地，以便帮忙改善卡茨基尔森林区的净水功能。纽约市民理当可以永远享受大自然的双重赠礼：低价的洁净水，以及不用花钱的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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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做还有另一个附带的好处。由于采用天然水资源管理办法，卡茨基尔森林区也能以极低成本达到防洪的功能。这种好处，亚特兰大市也同样享有。该市在快速发展过程中，移除了市区20%的树木，如此一来，每年增加的雨水量将高达1.2亿立方米。如果要兴建一座能容纳这种水量的蓄水设施，成本起码要20亿美元。相反，如果将移除的树木，重新植回市区的街边、广场，或停车场，比起兴建水泥堤防之类的设施，价格可便宜多了。此外，后者维护费近于零，更不用说景色还会变美。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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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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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环保方面，不论是为了实用目的，还是为了美学，生物多样性都很重要。以下是目前广为生态学家接受的通则：一个生态系统中存在的物种数愈多，该生态系统愈稳定，生产量也愈丰富。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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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生产量（production），科学家指的是，每小时、每一年或任何单位时间内，植物及动物组织增生的总量。所谓稳定性（stability），是指下列两者之一或两者兼具的情况：第一，要看一个生态系统内所有物种丰富度的总和随着时间变动的幅度大小；第二，要看该生态系统从火灾、旱灾或其他干扰外力中，复原的速度有多快。可想而知，人类当然是希望居住在缤纷多样、稳定的生态系统中。如果能够自由选择，有谁会宁愿居住在小麦田里，而不去住在绿树成荫的草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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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要维持稳定，部分也得靠生物多样性的保险原理（insurance principle）。当某种生物从群落中消失，该群落如果物种够丰富，其所遗留下来的生态区位很快就会填补起来，因为候选者众多。譬如，一场地面的野火烧毁整片松树林，把许多居住在森林下层的动植物都烧死了。如果这座森林的生物足够多样化，它的动植物组成与生产量，很快就会恢复到原先的水平。比较大的松树，在摆脱掉下层烧焦的树皮后，会继续生长，然后又像从前一样绿荫浓密。几种灌木及草本植物也会立刻再生。某些经常蒙受火神光顾的松林，火烧的热度甚至会触动休眠种子发芽，因为这些种子在遗传上已经设定了对热有反应，如此可以加速森林的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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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原理的第二个例子如下：我们在环顾一片湖泊时，目光看到的只有比较大型的生物——鳗草、水草、鱼类、水鸟、蜻蜓、陀螺甲虫以及其他大得足以溅起水花或晚上会不小心踩到的生物。然而，在它们身边，数量更大、种类更多的是肉眼看不见的细菌、原生生物、浮游单细胞藻类、水生真菌以及其他微生物。这群骚动的无数小东西，才是这片湖泊生态系统真正的基础，以及潜藏的稳定要素。它们会分解大型生物的尸体，并储备大量碳和氮，释放出二氧化碳，它们也会降低水域生态系统中有机物质循环和能量流的波动幅度。这群小东西让湖泊保持在近乎化学平衡的状态，因此，当淤塞或污染干扰到湖泊时，它们多多少少也能将情况稳住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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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健全生态系统的动态运作中，包含了主要的生物和次要的生物。主要的生物是生态系统中的工程师，它们创造出新的栖息地，开放给能够特化适应新栖息地的生物去使用。因此，生物多样性产生出更多的生物多样性，使得所有的动物、植物以及微生物的丰富度提升到相当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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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筑水坝，河狸造出了池塘、沼泽与水淹的草地。这些环境能庇护各种原本很难生存于湍急河流中的动植物。而且浸泡在水中、构成水坝的腐木，还能提供给更多物种来居住和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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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象踩踏灌丛和小树，在森林里辟出一块块的空地。结果形成一片交错镶嵌的栖息地，使其中的生物种类更加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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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罗里达鼩鼱龟会挖掘9米长的地道，使泥土的成分更加多样，也因此改变了其中的微生物组合。此外，其他生物也可能挤进它们的避难所，例如特化适应地道生活的蛇、青蛙以及蚂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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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内盖夫（Negev）沙漠的Euchondrus蜗牛，能吞食并磨碎软岩石，以食用生长在岩石内部的地衣。借着将岩石转化为泥土，同时释放出由地衣进行光合作用后产生的营养物质，它们等于为其他生物开辟了更多的生态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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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许许多多来自不同生态系统的观察，都得出同一个结论：愈多生物生活在一起，所建构的生态系统就愈稳定，生产量也愈高。但是另一方面，许多试图描述生态系统中物种互动关系的数学模型，却得出几乎完全相反的结论：生物多样性愈高，愈会降低个别物种的稳定性。在某些情况下（让众多互动作用强烈的物种，随机移入到某个生态系统），个别但相互关联的物种波动，会使得每种物种的数量变动范围加大，因此也更容易灭绝。同样，如果给定适当的生物性状，从数学上而言，也可能得出日益增加的生物多样性，反而导致生态系统生产量降低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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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理论与观察结果冲突时，科学家通常会更为小心地设计实验来解决。遇到与生物体系相关的案例，他们的动机特别强，因为生态系统正是最典型的“复杂到无法单独用观察或理论来解决”的问题。和其他科学一样，要解决这个问题，最理想的程序莫过于先将该系统简化，然后一次更动一到两个重要变量，同时尽量维持其他部分固定不变，再观察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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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一队英国生态学家尝试设计了一个比较理想的环境，他们建造了一个人工生物圈（ecotron），然后依需求放入各种生物，形成一个密闭的简单生态系统。比较多组人工生物圈之后，他们发现，生产量（以植物增加的总量来计算）会因物种数增加而增加。同时，生态学家也监测明尼苏达草原上的区块（patch，一小块独立存在的土地），观察这个户外的人工生物圈在干早期的情况，结果发现区块内生物种类愈多样化，生产量衰减得愈少，而再生的速度也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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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开创性研究似乎很能佐证早先科学家所得出的结论，起码在生产量方面是如此。说得更详细些，测试到这个程度的生态系统，无论就特性或起始情况来说，都不可能吻合“物种的数量越大，生态系统的生产量以及稳定性会双双降低”这样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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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又怎能确定呢？批评者质疑（以最佳的科学传统方式逼问）：难道生产量增加，就一定代表是物种数增加所造成的后果吗？也许这样的后果是其他因素造成，只不过该因素恰巧与物种数相关而已。这有可能是统计学上的假象。譬如，某个栖息地里的植物种类愈多，愈有可能出现起码一种植物生产过量的情况。在这种情形下，动物以之为食的植物产量的增加，只不过是一种运气，算不上是单纯属于生物多样性本身的特质发生改变的结果。以上这种理论，基本上只是文字诡辩。生物多样性愈丰富，“得到高生产力物种”的可能性就愈大，这也可以视为提高生态系统的生产力的方式之一。（如果从1000名候选者中挑选一队篮球运动员，找到一名天才球员的机会，当然很可能高过从100名候选者中挑选球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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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们还是有必要了解，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所造成的其他结果，是否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尤其需要了解的是，物种互动的方式到底是只造成单方面的生产量增加，还是双方面都会因此而增加？这样的过程称为“生产过度”（overyielding）。在1990年代中期，有一项庞大的国际研究计划，其目的就在于测试生物多样性对生产量的影响，特别是“生产过度”现象究竟有没有出现。该计划后来称作“生物深度计划”（BIODEPTH），其中好几项子计划是由8个欧洲国家的34名科学家所进行的为期两年的研究。这一次结果就比较令人信服了。他们再度证明，生产量确实会随着生物多样性的增加而提升，至少对物种数大于或等于32种生物的群体是如此。此外，该实验的许多趋势也证明了“生产过度”现象确实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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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百万年来，大自然的生态系统“工程师”在推动“生产过度”方面，一向特别有效率。这些“工程师”和其他利用它们开拓出来的生态区位的物种一块儿进化，这种协同进化在生态系统中是蛮和谐的。这些构成该生态系统的物种，借由广布于多个生态区位，比起一般相类似的生态系统，它们能攫取并循环更多的物质与能量。人类也算是生态系统“工程师”之一，但却是很差劲的一个。我们没有和大部分生物一块儿协同进化，现在我们简直是与全世界为敌，我们消灭的生态区位，远超过新创造的。我们以前所未有的超高速度，迫使生物和生态系统走上绝路，降低了生态系统的生产量及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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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蛮人的生意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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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承认，就生态系统层次的生产价值与经济价值来看，抢救某个生态系统中所有的物种是说不过去的，尤其是那些罕见得即将灭绝的生物。象牙喙啄木鸟的消失，并不会影响美国的繁荣。卡茨基尔森林里的某种罕见花朵或苔藓如果消失，也不会影响该地的净水功能。但是，这又怎么样呢？根据生物目前已知的实用价值来评估它们，是野蛮人的生意经。1973年，经济学家克拉克（Colin W. Clark）以蓝鲸（Balaenoptera musculus）为例，展示了这种观点。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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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蓝鲸身长可达30米，体重可达150吨，是所有已知陆地及海洋动物中，体型最庞大的。同时，它们也是最容易猎杀的动物之一。整个20世纪，就有超过30万头蓝鲸遭到猎杀，最高峰是在1930到1931年的那个捕鱼季，单单一季就猎杀了29649头。到了1970年代早期，蓝鲸族群已经掉落到只剩下数百头。而日本人还是想要继续猎杀它们，即便它们会因此绝种也在所不惜。于是，克拉克问道：怎样做会替蓝鲸以及所有人类创造出更多财富？第一种方式，停止猎杀，让蓝鲸数量恢复，然后再以它们承受得起的速度，持续猎杀下去；第二种方式是，尽快捕杀所有剩下的蓝鲸，然后将赚得的钱投资在股价蹿升的股票上？当年贴现率超过21%时，我们得到令人不安的答案：杀光它们，把获得的钱拿去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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