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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塞首先从发育生物学中借用了“进化”一词，从此慢慢替代了达尔文所用的“演变”。“进化论”这一名词的广泛传播，也给人带来一种错觉，以为生物的演变是有方向的，是向着所谓更“高级”的方向“进化”的。不过，这种错觉造成的问题并不严重，相反，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读者对这一学科的理解，虽然是略带有偏差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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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斯宾塞创造的另一些词如“适者生存”和“优胜劣汰”却出了点问题。这些词很漂亮，简洁得让人听起来后背发凉，似乎也一语道出了自然选择的真谛，但应用于社会现象时，得出的结论也是极度无情的。斯宾塞明确指出：社会中的无能者必然贫困，做事轻率的人肯定会受到更多的挫折，而那些懒惰的家伙则注定要挨饿，勤奋的人当然会占有更多的资源，愚蠢的笨蛋明显是可以用来嘲笑的。这些现象正是“适者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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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斯宾塞不认为政府简单的救济政策对穷人会有什么本质上的用处，虽然他真正想表达的似乎是：“适者生存”引发的自由竞争会激发人们的潜能，会催促人们不断奋斗。在此基础上，人类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变得更加勤勉自律、善良理性，并充满了正义感，成为更高意义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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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斯宾塞的理论是一把双刃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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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胥黎的评论可以让人更好地理解斯宾塞的观点，丰富的生物学知识明显使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高于斯宾塞。赫胥黎坚持认为，进化过程不为美学或伦理学提供理论基础，进化本身并不在乎所谓道德，也不承担责任。没有谋生能力的诗人之死或许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但这并不表明自然选择是“恶”势力。所以，赫胥黎相信，进化并不会设置重重艰险以阻挡人类最终走向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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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当时斯宾塞在表达这些思想时，其用心并不是别人想象的那么阴暗与险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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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达尔文主义”一词并非斯宾塞首创，那已经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这个提法最早出现在1944年初美国出版的著作《社会达尔文主义与美国思维》中。这本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尝试把自然科学原理运用于社会生活中，研究者用类比的方法把社会和自然挂上钩。然而，当真要把社会现象用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物科学的视角加以处理时，所有的问题都一齐涌了出来。自然科学的客观性和社会科学的不确定性在这里发生了剧烈的碰撞。争吵是必不可少的，就像所有人都会被误解一样，斯宾塞和他的理论在一片争吵之中也掉进了被误读的深渊。“庸俗进化论”的恶名，当然也就随之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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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达尔文主义”其实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内涵与外延，各色人等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任意理解自然选择的含义。马克思相信阶级斗争是推进历史进步的动力，这与生存竞争作为大自然的前进动力有着极微妙的相似性，但马克思并不是因为这一点而喜欢达尔文的。他更看重的是达尔文理论中表达出来的唯物主义思想。正基于此，十月革命之后的苏联更喜欢拉马克，而不太在乎达尔文。拉马克主义倾向于国家干涉而不是自由竞争，因为他们相信，国家干涉而产生的优良性状是可以遗传的，国民素质会不断走向极致。在此“科学理论”的指导下，苏联的所作所为就更容易理解了，国家的过度干涉必然走向强权独裁体制。想当初苏美两国在每次奥运会上可都是拼出了一地鸡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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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严复为中国引进了赫胥黎和斯宾塞的生物进化论与社会进化论思想。他腰斩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而成《天演论》，并在翻译过程中加进了许多自己的看法，再取一点其他学者的观点，合成了一本中国人能看懂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著作。在《天演论》中，严复的目的很清楚，就是想让国人了解“物竞天择”这一残酷的自然法则，然后提醒国人应该奋发图强，不能老是天天抽大烟打麻将然后活该挨打受气。这在当时的中国确实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引发了“中国近代思想界的第一大潮”，成为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以前最重要的思想风潮。梁启超、鲁迅等人都深受影响，大声疾呼“自强保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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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写下大量作品介绍进化论，他的目的自然不在科学方面，而是纯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的表现。他认为：“所谓天然淘汰，优胜劣败之理，实行于一切邦国、种族、宗教、学术、人事之中，不分大小，而一皆为此天演大例之所范围，不优则劣，不存则亡，其机间不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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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还进一步评论说，社会之所以能应运而生，可以说全部都建设在生物学基础之上。凡有关于人事之学科，如法律学、经济学、政治学、宗教学、历史学，都受他的刺激，一齐把研究方向挪移。这种看法，已超出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领域，有了后来社会生物学的影子。可惜梁启超没有自然科学的基础，只能发一发心中的宏论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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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有人从各个角度总结“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核心，每个人的解释都与其他人有所不同，总的来说有以下几点：生存竞争所造成的自然淘汰虽然是悲剧性的事件，但却在人类的进化和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限的资源和无情的竞争导致杀人战争不可避免，在竞争中产生的阶级划分是合理的存在；优秀人种在这场竞争中必将占据主导地位，落后的劣等人种不值得同情与怜悯；在竞争中失败的穷人也应听任自然的力量将他们无情地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中。整个人类将在这种无情的清扫中保持健康与活力。斯宾塞所说的“适者生存”正是这些现象的最简洁的总结。穷人就是不适者，财富正是成功的象征。大自然就是通过不断的财富洗牌而更新人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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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说法受到了“强盗式资本家”的欢迎，他们因此不必对自己的剥削行为而内疚，并理直气壮地寻求最大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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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个简洁的表述就是，自然选择是不是意味着人类社会的自由竞争？他们在大部分场合下给出的答案是：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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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让人们对“社会达尔文主义”产生了极不友好的印象。它对彻底的自由竞争的过多兴趣，使国家的力量只是袖手旁观，任由芸芸众生在社会竞争中生死沉浮。这样，最强者才能有拼搏进取的动力并最终取得压倒性胜利，社会也因此而取得了“进步”。自由竞争在经济领域表现为自由经济，国家的力量最好不要插手调控。直到2009年的金融危机才让美国政府认识到，这种想法是要付出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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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随“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人很容易变得冷漠无情，他们对失败者根本不付出任何同情，相信失败正是自然对他作出的惩罚。著名的石油大王洛克菲勒（John Rockefeller）虽然是一个名声在外的慈善家，但他在工作中也用“适者生存”来为自由竞争大声辩护。可惜经济上的自由竞争是为了达到垄断，然后所谓自由自然就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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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人与人之间可以如此无情，那么种族与种族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直至国家与国家之间，当然更是不必再讲究什么礼数和虚假的客套。强者为王的理念横行全球，帝国主义情结与军国主义的强硬做法大行其道。有些人相信，国民之间的相互竞争会耗尽自己的热情，成为自相残杀的前奏。要弱化这种可能，一个首要的措施就是不断地发动对外战争。在这些理论的笼罩下，这个世界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前所末有的水深火热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出的火药比人类社会出现以来使用的所有烟花数量都要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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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好心人士对斯宾塞也提出了善意的理解，他们从来不认为斯宾塞是个坏人，相反，还是一个不错的好人。他所提倡的自由竞争其实并不是要从肉体上消灭不适者，而是要放手鼓励人们通过自身不断的奋斗去最大程度地改善自己的现状。他们把斯宾塞比作一个严厉的父亲，虽然打骂孩子，但出发点却是为孩子更好地成长。他在著作中表达的思想，其实是想起到励志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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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用严厉来形容斯宾塞是远远不够的。如果真把他比作是一位父亲，那么他的孩子的死亡率可能是相当高的，对于跌倒的孩子他不会伸手去牵扶一把，而只是在一旁冷眼旁观。至于他的内心是不是充满了关爱，对事实的结果并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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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斯宾塞的名字为标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就这样在各种目的的反复辩论和宣传下变得越来越清晰，并渐渐成为不讨人喜欢的理论。其所阐述的原则听起来充满了冷漠的恐怖情绪，并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拿起来当成是杀人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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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人者从“社会达尔文主义”中找到了极好的借口，其中的代表是提出胚胎重演律的海克尔。他本身是一个动物学家，生物进化的系统树概念就是他提出来的。他在科研之余也喜欢思考问题，于是披了一个哲学家的名头。虽然他更相信拉马克的用进废退理论，但仍然向德国引入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进化论，然后进一步蜕变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拥趸。他在《生命奇迹》中写道：“我们的文明国家人为地养育着成千上万得了不治之症的人，比如神经病者、麻风病人、癌症病人等，这对这些人本身和对整个社会没有任何好处。”他把得了不治之症的人视为社会的废物和累赘，并坚定地到处宣传德国优越论，把英国、法国、俄国及意大利等统统不放在眼里，甚至以科学研究的名义发表宣言说：“高等人与低等人之间的差别，要比低等人与高级动物之间的差别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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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克尔是当时德国学术界的权威，他说的话自然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力，这番言论使他顺利坐上了“纳粹主义的铺路人”的宝座。他毫无保留地支持独裁和侵略，是一个典型的民族沙文主义者。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虽然让他很沮丧，但他并没有反省自己，而是宣扬要继续战斗，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德意志民族的人种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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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克尔与斯宾塞不同的是，斯宾塞更看重自由发展，反对人为的控制。海克尔正相反，因为在学术上倾向于拉马克，所以更相信人类能够把握自身的方向，并积极影响自己的未来。这种雄心勃勃的进取欲望在个体发展上并没有大错，但用于国家层面，则是一场血淋淋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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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克尔虽然在1919年就死了，但希特勒已经在他的理论的影响下成长起来了。其实希特勒的帮凶还不止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一种，在此基础上派生出来的优生主义和种族歧视理论才是真正的“喋血双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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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生学并不是一开始就被指为伪科学的，早些时候也挺受人尊重的。很多人情不自禁地相信，骗子的儿子仍然是骗子，无能的饭桶的继任者只会是另一只饭桶，用中国人的话说就是“老子英雄儿好汉”；另一句话则更通俗：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当政治家们用这些东西来作挡箭牌时，他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面对社会上的不平等现象了：那似乎是生物学的原因造成的，而不是社会问题。这是政客们嘴里最冠冕堂皇的借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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