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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的那位表弟高尔顿，在达尔文的支持和鼓励下，首先提出了优生学理论。他主张：应该像培育优秀作物和家畜那样培育优秀人种，以获得更强大的竞争优势。高尔顿也曾四处游历，学识同样广博，写了很多东西，提出很多理论，其中以其对“优生学”的名声最大。他通过大量的家族调查，对人类智能和遗传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费了很大的力气，结果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智力是可以遗传的。由于热情过度，他对贵族家庭的研究最终陷进了种族歧视的深渊，明确声称“法官的才能往往是遗传的”，“优秀种族”之所以优秀，是因为他们天生优秀。在高尔顿的眼里，贵族的后代往往聪明智慧、身体健康、仪容美丽、道德高尚；而下等家族则一贯的愚昧、有病、容易犯罪，此外就是弱智和低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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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顿的结论在当时就受到了抨击，因为明显地他没有把后天的因素考虑全面。针对这一指责，高尔顿对研究工作进行了改进，生物统计学也因此得以完善，一举奠定了一门重要学科的基础。为了更好地为自己的理论服务，高尔顿于1904年创建了优生学国家实验室。优生学看上去越来越像一门正经的科学了，它的研究目的说白了就是，让优秀的人多生孩子，而穷人们自然要克制一些，少生一些，有问题的人，比如精神病患者，则干脆不让他们生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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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优生学的考量下，百姓被轻而易举地分为上等公民和下等公民，划分的标准是个人财富的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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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财富只是一种人为标准，在生物学领域这一标准是不存在的，其他生物们从来不去银行存款，它们只看谁能留下更多的后代。以此标准反观人类社会时，会发现一条极具讽刺性的现象：社会精英在殚精竭虑地狂挣社会财富，花在生孩子这件事情上的时间大为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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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了财富并不是成功的最佳标准后，高尔顿提出一个修正方案，应该以个人的实际收入情况来衡量成功的大小，从而把父辈的财富造成的假象排除掉。他以为，收入越高的人才是真正成功的人。但同样地，这种考虑没有照顾到生殖能力问题。一个毫无性能力的亿万富翁，从生物角度来看，无论如何算不上是成功者。当那些富翁们坐在百万俱乐部里态度雍容地谈论着高级奢侈品时，他们忘了，他们没有留下足够多的后代；而另一些人，或称为穷人，他们却什么也不做，百无聊赖，整天只是生孩子。如果这样搞的时间长了，社会整体素质将会大大降低。优生主义者们为此而忧心忡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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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家的考虑更全面一些。华莱士也对财富不均与生殖能力不对等问题表达了自己的担心。富有的男人不一定满足生物学的成功标准，而且极有可能因为挖空心思地挣钱而过早阳痿。但在现代社会中，由于他们的富有而给女人造成了一种成功的假象，于是对配偶的选择不再是根据体格而更多的是根据挣钱的能力，这对社会的长期发展是不利的。华莱士正是据此支持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按照社会主义的设计思路，政府会尽最大努力让所有公民的工作机会和财富收入大致均等。这样一来，男男女女在挑选对象时就不会太在意对方的经济地位，强壮的体格将被重新提升为关注的焦点，猛男美女才会再次遍地横行，人种素质因此而得到猛烈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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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华莱士没有看到社会主义理想在一些国家的具体实践效果，权威政府具有强大的力量，甚至可以在短时间内令人发狂，但还没有强大到可以长时间完全左右人性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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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生学理论在高尔顿的学生皮尔逊（Karl Pearson）那里得到了重要发展。皮尔逊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忠实追随者。这个人对应用数学、统计学和生物统计学等学科都有重大贡献，对历史和人类学研究也很有成就，是一个博学的人。正是他把生物学研究和社会与历史问题联系起来，应该算是社会生物学的早期开创者之一。拥有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极强的社会责任感本是好事，不过有时，皮尔逊把他的知识和责任感用错了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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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尔逊对他的师叔达尔文非常崇拜，把达尔文看成是这个世界的救助者，给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世界以新的意义。通过对达尔文的高度肯定，皮尔逊把个体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关系推向了一个新的层次，而这个新层次是建立在把自然选择直接应用于人类社会的基础上的，也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基础。只不过皮尔逊的表现形式是优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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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尔逊指出，任何民族的经济条件都与它的国民的生殖率有关，也与它和敌国的战争结果有关。这些战争，无论借口如何，都毫无例外地是为了争夺土地和食物。构成一个民族极其重要的因素主要包括财产所有制、婚姻和家庭生活，而这又与贫穷和性道德密切相关。所以，财产分配和性关系把人与人联系了起来，这种联系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民族生存。人类社会的所有法律都是为了使这种关系保持有序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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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尔逊相信生存斗争是人类进步的动力，并严厉批驳了海克尔的观点，认为海克尔的弱肉强食理论会导致独裁和杀戮。他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全世界的人正越来越变得相互依赖。所以皮尔逊赞扬民主，甚至理解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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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皮尔逊并不认为人类的理想社会可以天然降临，进步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充满了痛苦的过程。人类在荆棘之上艰难前行，一些落后的民族被挤掉队了，他们没有找到通向文明的正确路线，最终走进了死胡同。他们的失败替成功的民族筑好了进步的阶梯，人类正是通过这些血肉筑成的阶梯一步步走向更加光辉的成功，越来越充满智慧和丰富的感情，也越来越远离原始野蛮的状态，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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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尔逊描述的这个人类走向光辉的路程其实是一部民族杀戮史。在这一思想照耀下，殖民主义变得光明正大起来。他们不再为自己的无耻行径备感羞涩，相反，却可以高举全人类共同进步的旗帜勇敢地掠夺。这种理论和政治结合时，便产生了可怕的效果，那不再是纸面上写下的一行行墨色的理论，而是战场上枪炮的隆隆轰鸣和遍地流淌的鲜红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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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所有的话都说得冠冕堂皇，而且似乎听起来也符合自然选择，所以优生学的追随者越来越多。而高举这一伪科学大旗的，不少是科学家以及受到了科学家蛊惑的政治家。力量的壮大，使他们有了更加可怕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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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生学运动主要在两方面展开：一是保证让“成功”的人多生孩子；二是让“不成功”的人少生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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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什么来衡量成功呢？财富的标准已经过时了，看生殖力吧，虽然可能更科学些，却总让人感觉不那么舒服，怎么听怎么像研究动物的名词，关注社会的优生学者们后来开发出了另一个举世皆知的标准——智商。很多人都把自己的智商高低看成是个人机密，他们一般不愿测试。测试出来后，一般又不愿对别人讲，除非是智商特高的那种。万一智商比别人低，听起来是一件很丢面子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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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还不仅仅是面子问题。一部分人通过奋斗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以后，无论“智商”高低，都需要努力保住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们大多忘记了自己当年辛酸的奋斗史，转而鄙视仍然在社会底层的普通人，并热切希望自己的成功基因会一代代传下去，且不愿看到自己挣来的钱用于帮助那些因各种原因仍在贫困线上挣扎的人。他们忧虑，因为那些穷人们生孩子的兴趣似乎正在空前高涨，看不到收手的时候。再多的经济资助似乎都不可能解决穷人的根本问题：贫困是由他们的劣质基因决定的，对这些人最客气的方法就是绝育，其他做法都是多余的，当然也就是浪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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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的优生学运动者主张对低智商的人生育活动加以管制，通过一切手段不给他们制造任何谈恋爱的机会，最决绝的措施就是给他们实施强行绝育。而这种主张只能借助国家力量来推行，其赤裸裸的目的就是消灭所谓“不适应”者的生殖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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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做事认真，在优生学上的表现也是出类拔萃的。他们因为过度热情而表现出了疯狂状态，专门成立了一个“种族卫生”协会，大力鼓动纳粹德国采取有利于种族的优生措施。成千上万的精神病人被绝育，优秀的妇女被敦促要多多怀孕，成批制造子虚乌有的“雅利安人种”。“雅利安”是高尚的意思，借用这一名词来为自己的种族命名，以为这样自己就真的会随之而高尚起来。在他们眼里，北欧和日耳曼诸民族是最纯粹的“雅利安人种”，要比黄种人和黑种人更加高等和优秀。臭名昭著的英国软蛋首相张伯伦（Houston Chamberlain）在被德国敲打之前，也曾是这一理论的积极鼓吹者。到20世纪30年代时，这种无聊的说法已被人类学的科学研究所摒弃，但在社会上的影响却无法及时消除，德国开始对非“雅利安人”开展了大规模的强制节育运动。优生运动猖獗一时之际，希特勒利用德国人的亢奋情绪，隆重推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大战本来是要消灭犹太人等非“雅利安人种”的，后来英、美、德、法等“雅利安人”却混战成一片，自认为纯种“雅利安人”的德国不惜屈尊与黄种的日本人结成联盟，并一度拉拢中华民国的统帅蒋介石。事后可以看得更清楚，他们只是为了各自的利益而投入到这场混战之中，人种与遗传问题等优生学考虑只不过是一个可耻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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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生学正是因为和希特勒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而变成了人人憎恨的伪科学，但所有的父母仍然希望自己生下来的孩子是一个天才。现代分子生物学的发展让他们萌生了更多的希望，如果可能，大概都会要求通过基因设计的方法生下一个完美的孩子：邦德一样的体魄与魅力，外加爱因斯坦般聪明的大脑；如果是女孩，当然也要用惊人的美貌与此般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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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马克思主义者霍尔丹以科学的态度公开抨击优生学时，这种运动的形象开始一落千丈了。特别是德国纳粹的极端行为让世人非常反感，人们认识到，以优生学为掩盖的种族大屠杀才是一种更为可怕的事实。如果不加控制，任何人都有可能被以任何标准划分到失败者的行列中去，并遭到国家力量的清洗，这将是一个浓黑的深渊，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而遗传学的发展更向世人证明了，人在基因水平上根本没有本质的区别，优生学所假借的科学基础根本就不存在。陈胜在几千年前说了一句狠话：“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从生物学角度来说，基本是正确的。乞丐出身的朱元璋，最后也照样当上了皇帝，这简直就是对优生学理论的公开伪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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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陈胜和朱元璋的热情的社会工作者们相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天助自助者”是人类自尊自强的基础。当社会出现问题时，应积极寻求改革方案以改变现状救助穷人，而不是坐视自由竞争的恶性循环随意运转。他们相信社会背景和国家教育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品性和内涵，穷人并不是天生的命贱，他们经过自身的努力和社会的救助，也一样会取得通俗意义上的成功。马丁·路德金在他的名世雄文《我有一个梦想》中提醒各位，请一定不要用一个人的肤色来看待他们的个性与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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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优生学并没有死掉。它经过改头换面，仍以各种形式存在着，并把生物学的核心领域遗传学拿来支撑门面，根据不全面的研究成果而臆测人的能力是可以遗传的。有一段时间，诺贝尔奖获得者捐献精子的事情被吵得全球热闹一片，正是这种臆测的后续表现。大家都天真地认为，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精子搞出来的孩子天然地聪明，岂不知这只是一种自以为聪明的天真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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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里夫人（Marie Curie）得了两次诺贝尔奖，她丈夫也得过一次，她们的女儿又得了一次，但这并不是优生学的成功，而只是诺贝尔奖历史上的一幕极有戏剧性的特例。后来稀稀落落地也有几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儿子再次得奖，那都是很多因素造成的，特别是家庭教育的因素非常重要，父辈在某一领域的巨大影响也有助于他们的子女们顺风顺水地开展相同的科研工作。前面提到过的那个反对达尔文进化论的物理学家开尔文也得了诺贝尔奖，他的儿子继续得奖，但这并不能说明遗传的重要性。因为开尔文有七名学生也得了诺贝尔奖，这些学生与开尔文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如果以这些特例证明智力能够遗传，那将是一个非常轻浮的推理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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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居里夫人说过的那句名言“弱者坐待时机，强者制造时机”在激励了一批人的同时，也打击了另一批人，这位著名的女性没有定义她这句话里的“强”和“弱”是什么意思。可以肯定的是，不全是指智商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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