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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个简洁的表述就是，自然选择是不是意味着人类社会的自由竞争？他们在大部分场合下给出的答案是：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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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让人们对“社会达尔文主义”产生了极不友好的印象。它对彻底的自由竞争的过多兴趣，使国家的力量只是袖手旁观，任由芸芸众生在社会竞争中生死沉浮。这样，最强者才能有拼搏进取的动力并最终取得压倒性胜利，社会也因此而取得了“进步”。自由竞争在经济领域表现为自由经济，国家的力量最好不要插手调控。直到2009年的金融危机才让美国政府认识到，这种想法是要付出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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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随“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人很容易变得冷漠无情，他们对失败者根本不付出任何同情，相信失败正是自然对他作出的惩罚。著名的石油大王洛克菲勒（John Rockefeller）虽然是一个名声在外的慈善家，但他在工作中也用“适者生存”来为自由竞争大声辩护。可惜经济上的自由竞争是为了达到垄断，然后所谓自由自然就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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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人与人之间可以如此无情，那么种族与种族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直至国家与国家之间，当然更是不必再讲究什么礼数和虚假的客套。强者为王的理念横行全球，帝国主义情结与军国主义的强硬做法大行其道。有些人相信，国民之间的相互竞争会耗尽自己的热情，成为自相残杀的前奏。要弱化这种可能，一个首要的措施就是不断地发动对外战争。在这些理论的笼罩下，这个世界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前所末有的水深火热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出的火药比人类社会出现以来使用的所有烟花数量都要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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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好心人士对斯宾塞也提出了善意的理解，他们从来不认为斯宾塞是个坏人，相反，还是一个不错的好人。他所提倡的自由竞争其实并不是要从肉体上消灭不适者，而是要放手鼓励人们通过自身不断的奋斗去最大程度地改善自己的现状。他们把斯宾塞比作一个严厉的父亲，虽然打骂孩子，但出发点却是为孩子更好地成长。他在著作中表达的思想，其实是想起到励志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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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用严厉来形容斯宾塞是远远不够的。如果真把他比作是一位父亲，那么他的孩子的死亡率可能是相当高的，对于跌倒的孩子他不会伸手去牵扶一把，而只是在一旁冷眼旁观。至于他的内心是不是充满了关爱，对事实的结果并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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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斯宾塞的名字为标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就这样在各种目的的反复辩论和宣传下变得越来越清晰，并渐渐成为不讨人喜欢的理论。其所阐述的原则听起来充满了冷漠的恐怖情绪，并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拿起来当成是杀人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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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人者从“社会达尔文主义”中找到了极好的借口，其中的代表是提出胚胎重演律的海克尔。他本身是一个动物学家，生物进化的系统树概念就是他提出来的。他在科研之余也喜欢思考问题，于是披了一个哲学家的名头。虽然他更相信拉马克的用进废退理论，但仍然向德国引入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进化论，然后进一步蜕变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拥趸。他在《生命奇迹》中写道：“我们的文明国家人为地养育着成千上万得了不治之症的人，比如神经病者、麻风病人、癌症病人等，这对这些人本身和对整个社会没有任何好处。”他把得了不治之症的人视为社会的废物和累赘，并坚定地到处宣传德国优越论，把英国、法国、俄国及意大利等统统不放在眼里，甚至以科学研究的名义发表宣言说：“高等人与低等人之间的差别，要比低等人与高级动物之间的差别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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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克尔是当时德国学术界的权威，他说的话自然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力，这番言论使他顺利坐上了“纳粹主义的铺路人”的宝座。他毫无保留地支持独裁和侵略，是一个典型的民族沙文主义者。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虽然让他很沮丧，但他并没有反省自己，而是宣扬要继续战斗，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德意志民族的人种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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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克尔与斯宾塞不同的是，斯宾塞更看重自由发展，反对人为的控制。海克尔正相反，因为在学术上倾向于拉马克，所以更相信人类能够把握自身的方向，并积极影响自己的未来。这种雄心勃勃的进取欲望在个体发展上并没有大错，但用于国家层面，则是一场血淋淋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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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克尔虽然在1919年就死了，但希特勒已经在他的理论的影响下成长起来了。其实希特勒的帮凶还不止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一种，在此基础上派生出来的优生主义和种族歧视理论才是真正的“喋血双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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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生学并不是一开始就被指为伪科学的，早些时候也挺受人尊重的。很多人情不自禁地相信，骗子的儿子仍然是骗子，无能的饭桶的继任者只会是另一只饭桶，用中国人的话说就是“老子英雄儿好汉”；另一句话则更通俗：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当政治家们用这些东西来作挡箭牌时，他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面对社会上的不平等现象了：那似乎是生物学的原因造成的，而不是社会问题。这是政客们嘴里最冠冕堂皇的借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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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的那位表弟高尔顿，在达尔文的支持和鼓励下，首先提出了优生学理论。他主张：应该像培育优秀作物和家畜那样培育优秀人种，以获得更强大的竞争优势。高尔顿也曾四处游历，学识同样广博，写了很多东西，提出很多理论，其中以其对“优生学”的名声最大。他通过大量的家族调查，对人类智能和遗传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费了很大的力气，结果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智力是可以遗传的。由于热情过度，他对贵族家庭的研究最终陷进了种族歧视的深渊，明确声称“法官的才能往往是遗传的”，“优秀种族”之所以优秀，是因为他们天生优秀。在高尔顿的眼里，贵族的后代往往聪明智慧、身体健康、仪容美丽、道德高尚；而下等家族则一贯的愚昧、有病、容易犯罪，此外就是弱智和低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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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顿的结论在当时就受到了抨击，因为明显地他没有把后天的因素考虑全面。针对这一指责，高尔顿对研究工作进行了改进，生物统计学也因此得以完善，一举奠定了一门重要学科的基础。为了更好地为自己的理论服务，高尔顿于1904年创建了优生学国家实验室。优生学看上去越来越像一门正经的科学了，它的研究目的说白了就是，让优秀的人多生孩子，而穷人们自然要克制一些，少生一些，有问题的人，比如精神病患者，则干脆不让他们生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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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优生学的考量下，百姓被轻而易举地分为上等公民和下等公民，划分的标准是个人财富的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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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财富只是一种人为标准，在生物学领域这一标准是不存在的，其他生物们从来不去银行存款，它们只看谁能留下更多的后代。以此标准反观人类社会时，会发现一条极具讽刺性的现象：社会精英在殚精竭虑地狂挣社会财富，花在生孩子这件事情上的时间大为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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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了财富并不是成功的最佳标准后，高尔顿提出一个修正方案，应该以个人的实际收入情况来衡量成功的大小，从而把父辈的财富造成的假象排除掉。他以为，收入越高的人才是真正成功的人。但同样地，这种考虑没有照顾到生殖能力问题。一个毫无性能力的亿万富翁，从生物角度来看，无论如何算不上是成功者。当那些富翁们坐在百万俱乐部里态度雍容地谈论着高级奢侈品时，他们忘了，他们没有留下足够多的后代；而另一些人，或称为穷人，他们却什么也不做，百无聊赖，整天只是生孩子。如果这样搞的时间长了，社会整体素质将会大大降低。优生主义者们为此而忧心忡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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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家的考虑更全面一些。华莱士也对财富不均与生殖能力不对等问题表达了自己的担心。富有的男人不一定满足生物学的成功标准，而且极有可能因为挖空心思地挣钱而过早阳痿。但在现代社会中，由于他们的富有而给女人造成了一种成功的假象，于是对配偶的选择不再是根据体格而更多的是根据挣钱的能力，这对社会的长期发展是不利的。华莱士正是据此支持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按照社会主义的设计思路，政府会尽最大努力让所有公民的工作机会和财富收入大致均等。这样一来，男男女女在挑选对象时就不会太在意对方的经济地位，强壮的体格将被重新提升为关注的焦点，猛男美女才会再次遍地横行，人种素质因此而得到猛烈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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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华莱士没有看到社会主义理想在一些国家的具体实践效果，权威政府具有强大的力量，甚至可以在短时间内令人发狂，但还没有强大到可以长时间完全左右人性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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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生学理论在高尔顿的学生皮尔逊（Karl Pearson）那里得到了重要发展。皮尔逊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忠实追随者。这个人对应用数学、统计学和生物统计学等学科都有重大贡献，对历史和人类学研究也很有成就，是一个博学的人。正是他把生物学研究和社会与历史问题联系起来，应该算是社会生物学的早期开创者之一。拥有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极强的社会责任感本是好事，不过有时，皮尔逊把他的知识和责任感用错了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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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尔逊对他的师叔达尔文非常崇拜，把达尔文看成是这个世界的救助者，给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世界以新的意义。通过对达尔文的高度肯定，皮尔逊把个体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关系推向了一个新的层次，而这个新层次是建立在把自然选择直接应用于人类社会的基础上的，也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基础。只不过皮尔逊的表现形式是优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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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尔逊指出，任何民族的经济条件都与它的国民的生殖率有关，也与它和敌国的战争结果有关。这些战争，无论借口如何，都毫无例外地是为了争夺土地和食物。构成一个民族极其重要的因素主要包括财产所有制、婚姻和家庭生活，而这又与贫穷和性道德密切相关。所以，财产分配和性关系把人与人联系了起来，这种联系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民族生存。人类社会的所有法律都是为了使这种关系保持有序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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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尔逊相信生存斗争是人类进步的动力，并严厉批驳了海克尔的观点，认为海克尔的弱肉强食理论会导致独裁和杀戮。他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全世界的人正越来越变得相互依赖。所以皮尔逊赞扬民主，甚至理解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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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皮尔逊并不认为人类的理想社会可以天然降临，进步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充满了痛苦的过程。人类在荆棘之上艰难前行，一些落后的民族被挤掉队了，他们没有找到通向文明的正确路线，最终走进了死胡同。他们的失败替成功的民族筑好了进步的阶梯，人类正是通过这些血肉筑成的阶梯一步步走向更加光辉的成功，越来越充满智慧和丰富的感情，也越来越远离原始野蛮的状态，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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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尔逊描述的这个人类走向光辉的路程其实是一部民族杀戮史。在这一思想照耀下，殖民主义变得光明正大起来。他们不再为自己的无耻行径备感羞涩，相反，却可以高举全人类共同进步的旗帜勇敢地掠夺。这种理论和政治结合时，便产生了可怕的效果，那不再是纸面上写下的一行行墨色的理论，而是战场上枪炮的隆隆轰鸣和遍地流淌的鲜红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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