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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斯曼认为，“种质”是连续的，从上一代传给下一代，生生不息，永不消失。“体质”则不然，只不过是一具“种质”借以路过的臭皮囊，机体一旦死亡，“体质”即告消失。“种质”因为存在于“体质”之中而得到了保护，因此，“种质”不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这种说法，基本上描述了基因和细胞质的关系，而且为后来道金斯提出“自私的基因”理论有一定的启发作用。更难能可贵的是，在这一理论基础上，魏斯曼得出了很多正确的遗传学知识。他认为，既然只有“种质”能传给下一代，那么“体质”特征就不会遗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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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不要小看了这个理论，这可是从根本上否定了拉马克的“获得性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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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所以，魏斯曼在进化思想上是坚决排斥获得性遗传的。他比达尔文的态度要坚决得多。达尔文常常在自然选择和获得性遗传之间徘徊。他有时讽刺拉马克，有时却又用获得性遗传来解释一些现象。相对于达尔文在这一方面的糟糕表现，魏斯曼有理由骄傲一下，为此他的理论被称为“新达尔文主义”。所谓“新达尔文主义”，就是继承了自然选择理论，但彻底放弃了获得性遗传的达尔文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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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斯曼对达尔文的错误抱着宽容的态度。他在向达尔文致敬时曾说到：“这样一些弯路是难以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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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魏斯曼走得太远了，因为对生存竞争的过度相信，以至于认为生物各器官之间也存在竞争，并以此解释某些器官的退化现象，因为这些器官在竞争中处于下风，渐渐被淘汰了。进而，魏斯曼把这一广泛竞争的思想“推广到一切生命单位”。按这种说法，同一机体的细胞与细胞之间也存在竞争。现在看来，这似乎是不合适的。同一机体细胞之间的合作精神明显要大于竞争，否则的话，如果细胞之间的竞争过于激烈，一个人施施然地正走在路上，不免要面对突然散架解体化为乌有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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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之所以时有摇摆，是因为他没有建立一套正确的遗传理论。虽然他和魏斯曼一样，都在用强大的头脑对遗传现象进行着合理的推测，但他推错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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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推错方向的不止达尔文一个。在当时的科学界，虽然拉马克的理论在达尔文风潮冲击之下，相信的人已经很少了，不过仍有很多支持者，而且，他们采用了与达尔文的支持者相同的手法，对拉马克的理论作了改进，称之为“新拉马克主义”。“新拉马克主义”者和“新达尔文主义”者进行了长期的论战，虽然几乎一直是处于下风，但他们的战斗精神却并没有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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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拉马克主义”一词是在魏斯曼对获得性遗传进行猛烈批评之后出现的，源自于拉马克的祖国法国，但这种思想却早就存在。他们针对达尔文的理论提出的针锋相对的主要观点是：自然选择不是真理，最多只能算是生物进化的辅助因素。在他们看来，生物具有强大的可塑性，只要环境发生改变，生物也就随之发生改变，以适应新的环境；并且，这种变异绝不是如达尔文所说的那样是随机发生的，而是经过环境的诱导而出现的，或者是生物对环境长期习惯的结果。这就是所谓的定向变异。定向变异产生的性状就是“获得性”性状。自然选择虽可以淘汰不适应的个体，但获得性遗传才是真正“适应”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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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说法特别容易理解，而且在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也和实际情况相吻合。比如在暗无天日的洞穴中生活的动物，由于长期见不到光线，它们的眼睛没有什么用处，于是乎日益萎缩，最终消失了。这似乎正是典型的用进废退和获得性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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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说普通读者，就连达尔文都对这一现象不知所措。他在《物种起源》曾专门介绍了鼹鼠等穴居动物眼睛退化的事实，然后达尔文说：“这种眼睛的状态很可能是由于不使用而渐渐缩小的缘故。”但他还不甘心彻底放弃自然选择的作用，所以接着又说了一句：“不过恐怕也有自然选择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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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情况是，仍然是自然选择在起作用。在黑暗环境下，当眼睛不能给动物提供生存优势时，反而会一变而成为劣势。因为眼睛经常发炎，加上地下的某些营养跟不上，所以，眼睛退化的变异体反而更容易成功生存。而埋在皮下残存的眼睛在感知方向方面仍起到重要作用，所以也不能彻底抹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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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连达尔文自己都拿不准，其他人就更容易动摇了。达尔文去世以后，“新拉马克主义”的风头渐渐强劲起来，特别是达尔文对遗传问题的不充分认识，令很多科学家感到迷惑。在1900年前后，许多坚定的达尔文主义者都转而相信“新拉马克主义”，甚至斯宾塞和海格尔都认为，需要把自然选择和“新拉马克主义”结合起来共同解释进化现象。这一段时期被称为达尔文主义的黑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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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新拉马克主义”者也面临着强大的挑战。当魏斯曼对其提出严重质疑以后，他们必须用实验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可惜，能够被派上用场的实验成果很少，仅有的几个实验还经不起反复推敲。遗传学诞生后，“新拉马克主义”者更是被逼进了绝境，他们必须证明在遗传水平上的突变是可以传给下一代的。正是在这种迫切需要之下，奥地利学者卡梅勒（Paul Kammerer）出场了，其人是拉马克获得性遗传理论的狂热支持者。为了向世人证明拉马克理论的正确，他在20世纪20年代设计了一系列实验来证明获得性是可以遗传的。其中的一个典型实验是用产婆蟾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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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婆蟾主要产于欧洲，是一种陆地生活的蟾蜍，春夏季时在陆地上交配。卡梅勒用这种蟾蜍设计了一个实验，水生雄蟾蜍为了牢固地趴在雌蟾蜍背上交配，往往会生有黑色的指垫以把雌蟾蜍抱得更紧以免滑下，而陆生的产婆蟾则不需要这种东西。卡梅勒强制性地把产婆蟾放在水中生活，如果经过若干代以后这种动物也长出了黑色的指垫，那就充分说明动物可以对环境作出定向的进化，并将这种获得性状遗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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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的设计没有任何问题，如果结果真如预料那样，拉马克的用进废退和获得性遗传的说法也将会得到更多的尊重和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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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卡梅勒的实验报告，产婆蟾被郁闷地关在水牢中经过几代以后，终于被全部折腾死光了。这是对环境不适应的典型表现，但是，有些产婆蟾在被搞死以前，确实长出了黑色指垫，而且，指垫的颜色和厚度一代比一代明显。据此，卡梅勒宣布，水生环境迫使产婆蟾进化出了黑色指垫，这种适应性突变是对拉马克主义的最直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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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强化宣传效果，顺便拉点赞助，卡梅勒把这些长了黑色指垫的死掉的产婆蟾做成标本，然后周游各国到处演讲宣传，一时间名声鹊起，备受吹捧，甚至被誉为达尔文第二。当时的生物学家被卡梅勒这样一搞，不得不努力寻找合适的机制来解释这一现象。但这些学者们试图重复卡梅勒的实验时全部以失败告终，产婆蟾很难在人工条件下饲养，更不要说硬性把它养在水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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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卡梅勒周游到英国演讲时，受到了剑桥大学教授、著名遗传学家贝特森（William Bateson）的怀疑。贝特森是坚定的达尔文主义者，正是他创造了“遗传学”这个词，其研究工作对现代遗传学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基于对遗传学的认识，他认为卡梅勒的工作可能有问题，但当他提出要检查产婆蟾标本时，却被卡梅勒一口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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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过足了嘴瘾以后，卡梅勒带着标本去了美国继续宣传，结果却栽了个大跟头。当时各方都给卡梅勒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要求他把标本拿出来接受检查。卡梅勒最后只得同意由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对他的标本组织检查工作，结果令人难以置信。英国《自然》杂志专文刊出了检举信，卡梅勒标本上的所谓“黑色指垫”是用黑墨水涂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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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月后，卡梅勒开枪自杀，那时他已经准备前往莫斯科大学当教授。死前他给莫斯科大学写了一封辞职信，承认产婆蟾标本有假，但他声明自己是无辜的，是有人背着他造了假，他只是背了黑锅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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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有人试图为卡梅勒洗刷恶名，但进一步的检验无不证明，卡梅勒用来证明拉马克理论的实验结果均有作假现象。卡梅勒事件成为遗传学上著名的丑闻，本就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拉马克主义在此打击之下基本破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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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古尔德曾无情地指出，就算卡梅勒的实验没有作假，也根本不能证明获得性遗传，相反，恰恰是证明了自然选择的正确。因为卡梅勒实验中死掉了大量的样本，这些都是环境淘汰的结果；而仅剩的产婆蟾，就算长出了黑色指垫，也只能充分说明突变体只有适应环境才可以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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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打击对“新拉马克主义”来说相当严重，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新拉马克主义”特别容易被普通读者所理解并接受，加之由于政治问题，后来终于又出了一件李森科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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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森科是乌克兰的一个农民出身的育种站技术员。当时乌克兰的冬季农作物经常会受到霜冻天气的影响造成减产和歉收现象。1929年的一天，李森科的父亲偶然发现，在雪地里受过冻的小麦种子，春天播种时可以提早成熟，这样可以躲开霜降的威胁。李森科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春化处理”技术，在种植前把种子冻一下，可以加速生长。这种技术对地处寒冷的苏联有重要意义，李森科从此一鸣惊人。他虽然从本质上根本不懂科学，但他懂得政治，这在斯大林统治之下的苏联就已经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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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介绍过，因为政治原因，斯大林不喜欢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李森科当然也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他在学术上坚决支持拉马克的获得性遗传，并用政治术语攻击西方的遗传学研究成果，把孟德尔和摩尔根等学者当成是苏维埃人民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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