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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紧紧追随斯大林的政治步伐，李森科对斯大林的整人技巧也学习得相当到位，并得到了斯大林的赞许。斯大林警告苏联科学界，要像李森科这样搞科研。结果是可以想象的，与政治斗争如出一辙，反对李森科理论的学术对手们被一一打倒了，有的学者被关进了监狱，甚至被搞死。在这种白色恐怖之下，李森科和他支持的科学理论一枝独秀。全苏联的遗传学家被迫改造自己的知识，大学禁止教授摩尔根的遗传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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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森科在生物进化思想方面是拉马克主义者，可他更愿意把自己的理论打上达尔文的标签。不过这里面有一个难办的事情，因为当年马克思虽然热情地表扬过达尔文，但后来也曾批评过达尔文。马克思的思想里已经种下了拉马克主义的种子，他相信自然界和社会一样，都有着明确的发展方向，而这种方向感是达尔文所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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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理论上的问题是如此的重要，甚至涉及了共产主义理论的根本，所以李森科踩着马克思的步伐，又需要适当批评达尔文。他指出达尔文的理论有着严重的错误，指责达尔文提出的物种生存竞争其实就是生物种内的阶级斗争。自然界必须是和谐的，生物之间应该是互相帮助的，利他行为是令人感动的，不然的话，所有生物斗争不休，则共产主义势难成功。为此，李森科提出了所谓的“苏联创造性的达尔文主义”，其本质仍然是拉马克主义。李森科反复宣讲拉马克主义的核心观点，那就是承认外部环境在生物体形成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以及已获得属性的遗传性，李森科认为这些论点是完全正确和非常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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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之所以支持李森科，是因为他早就相信拉马克的获得性遗传理论。其原因和所有的社会工作者相同，因为这种理论听上去含有“进步”的味道，有“发展”的含义，甚至可以从中看出某种“创造性”来。到了斯大林这里，这一切就意味着“革命”。那可是真的要人命的事情，很多人的命，包括持反对观点的科学家的“命”就这样被“革”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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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己的理论体系中，李森科把魏斯曼也大骂了一顿，并指责“新达尔文主义”是对达尔文的曲解和诋毁，正因为“新达尔文主义”去掉了获得性遗传的影子。魏斯曼就这样在一个毫不相干的国家被大加鞭挞，戴上了一顶反动生物学代表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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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支持获得性遗传理论，李森科带领手下的一批“科学家”做了大量的实验，得到了很多结果。在他那里，植物之间是可以变来变去的，连奶牛都可以按照人类的需要产出又多又好的牛奶来。这一切都是如此积极，看上去前景光明，生机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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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故事现在都已被当成趣闻来谈了，但有意思的是，“新拉马克主义”的余音仍在。在法国，不知是不是出于对拉马克的尊敬，所谓现代的“新拉马克主义”学派仍然占据着一席之地。他们面对生物科学的发展成果，不断提出修补理论。其中的典型观点是：生物的新种并不是局部的基因突变造成的，基因的突变也不能解释进化，相反，基因突变往往造成畸形然后导致死亡。那么，生物变异和进化的动力来自何方呢？他们认为是来自细胞质而不是细胞核，细胞质对环境产生了适应，然后这种适应能力传递给基因并遗传给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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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改头换面的细胞水平的获得性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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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理论中，基因的决定性地位被迫让位于细胞质，基因只不过是细胞质实现自己理想的中转工具而已。所以，现代的“新拉马克主义”更加重视细胞质的生理和生化分析，而轻视基因的决定作用。后来，这一理论遭到了社会生物学理论的强烈反驳，但无论如何，“新拉马克主义”没有退出科学舞台，他们仍然在不断寻找新的证据。新的争论来自著名的细菌耐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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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人都知道细菌会出现耐药性，而且这种耐药性的增加是可以看得见的。年轻的父母往往被孩子不断的咳嗽折腾得死去活来，从前简单的一片药剂就可以解决的小病，现在却需要用最新的抗生素连续几天打点滴。我们所有人都受到了细菌耐药性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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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出来了，这种耐药性是如何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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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对于主流的科学界而言，几乎不成为问题，因为早在1934年就已被著名的彷徨实验所证明，耐药性基因早就通过随机突变的方式出现并保存在细菌体内了。这种耐药性基因可以在细菌之间来回传播，抗生素的使用只不过是提供了一种淘汰的环境。大量的药物杀死了没有抗药性的细菌，反而为具备抗药性的细菌腾出了充裕的生存空间。抗药细菌的生活越来越好，人类的日子则越来越艰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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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新拉马克主义”者不承认这种说法。他们坚持细菌是在与药物接触的过程中出现了定向的进化，通过自身的应答反应而制造了耐药性基因，然后通过传播使所有细菌共享这一成果，抗药细菌因此而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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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说法已被微生物学家嗤之以鼻了，诺贝尔奖获得者莱德伯格（Joshua Lederberg）夫妇在1952年设计的影印培养实验已经彻底击碎了这种理论。但“新拉马克主义”者们仍不死心，他们在另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雅各布（Frangois Jacob）和莫诺（Jacques Monod）的埃希氏大肠杆菌乳糖操纵子模型研究中又看到了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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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情况下，埃希氏大肠杆菌所在的环境中基本上只有葡萄糖，这种菌也就优先利用葡萄糖。可是，当培养基中只提供乳糖时，只需几分钟时间，它们就通过基因诱导手段生产出半乳糖苷酶，这样就可以利用乳糖作为能源了。如果环境中同时有葡萄糖和乳糖，或者只有葡萄糖时，细菌就会关闭半乳糖苷酶生产线，以节约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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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拉马克主义”者从这个研究中看到了什么救命稻草呢？他们看到了机体和环境之间一一对应的互作关系。因为环境中只有乳糖，所以细菌就产生了半乳糖苷酶。这简直是定向进化的活生生的例证。可惜的是，进一步的研究彻底打破了这些人的理想。大肠杆菌并不是针对环境而出现了适应，这种适应能力本就存在，只是环境适时被调用了出来而已。乳糖可以和一种起阻遏作用的蛋白质结合，而正是这种阻遏蛋白阻止了半乳糖苷酶的基因表达，和乳糖的结合，使得阻遏蛋白作用消失。于是半乳糖苷酶基因开始表达，细菌就拥有了利用乳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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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例子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新拉马克主义”的核心观点，他们力图寻找到生物与环境之间直接对答的关系。但他们每次找到的都是假象，生物似乎并不具备这种直接对答的能力，它们只是贮备了很多工具，什么时候需要，就拿出正确的工具来应对环境的变化，而绝没有能力针对新的环境迅速拿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工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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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新拉马克主义”者仍然在寻找新的证据，他们希望分子生物学的发展会给他们带来新的机会。可惜这些机会也都是假的，一种病毒的DNA可以插入到细菌的染色体中去，并随着细菌的增殖而遗传给下一代。病毒所携带的DNA所产生的新的性状似乎就是获得性，并且可以遗传。从字面上来讲，好像就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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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只要仔细考察一下，这种说法与“新拉马克主义”无关。因为病毒DNA的强行插入，并不是细菌对环境作出反应的结果，而且，这种新的性状也未必就是“适应”的。在这一案例中，细菌并没有机会表现出“新拉马克主义”者希望的积极主动性与定向性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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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法则的提出在根本上否定了获得性遗传，因为信息只能从DNA传递给蛋白质，而获得性的性状则无力主动去改变DNA序列，这一事实使得获利性遗传成为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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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真正支持“新拉马克主义”的生物学证据出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医学院的高津斯基（Reginald Gorczyncki）等曾报道说，如果反复将一个品系小鼠的免疫细胞注射给另一品系的雄鼠，然后让这些雄鼠与没有经过处理的雌鼠交配，结果发现有60％的后代个体具有其父的获得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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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发现是严重的，如果被证实的话，将为“新拉马克主义”奠定坚实的生物学基础，同时将彻底动摇达尔文理论的根基。可惜，随后即有学者在《自然》杂志发表文章指出，这一试验在英国的几个著名实验室都重复不出来。高津斯基对此也没有作出回应，一个最有希望的证据就此不了了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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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了1988年，事情却出现了意外的变化，而且这次似乎真的是找到了获得性遗传的证据。虽然还有争论，但其意义非同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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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原委还要从1943年的一个实验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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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噬菌体是一种可以杀死细菌的病毒，在细菌培养基中加入T1噬菌体，接种上去的细菌会被杀死，培养板上不出现菌落，这是一个肉眼可见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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