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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肉这个例子很好，当你经常使用肌肉，肌肉确实会变得更强壮。但是像眼睛这样的器官，眼睛精准的聚焦机能、眼睛的透明性、大量的感光细胞、三色编码，这些并不会用进废退。你用眼越多，眼睛并不会变得越好，当光子穿过时晶状体并不会变得更加透明。眼睛变得更好，是因为每一个微小的变异改善了眼睛。就像达尔文所说的，自然每时每刻都在仔细审查世界。所以每一个微小的变化，不管它被内在细胞的生物化学机制埋藏得多么深，只要它能对生存和繁殖有用，自然选择就会把它挑选出来。拉马克主义的原理只在简单粗糙的增长上起作用，比如你用的越多就越强壮的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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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环顾这个世界时，我们看到的是各种复杂的人造机器，比如照相机、录音机、计算机、汽车、轮船和飞机。它们并不是直接由自然选择创造出来的，而是由人类的天赋创造出来的，由人脑合作创造出来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单独创造出一架波音747飞机。因为要完成这项合作事业需要很多人的努力，还需要很多电脑。这是达尔文主义式构架的一个奇特的延伸。所以说，一架飞机、一辆汽车这样强大设计的原理，它们都是从人脑而来，但这并不是最终的解释。人脑本身又不得不从达尔文主义式的自然选择而来。所以，如果我们要去探索其他星球并发现极端复杂的技术，这技术会是达尔文主义式选择的直接产物，最终，这技术会是对大脑的达尔文主义式选择的产物，无论在那个星球上对此有怎样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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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事情还是有争议的，比如像达尔文主义是否在人类技术中起作用这类事情。例如，当一位人类设计师在画板上创作时，他设计出一些东西，但是并不满意，就揉成团扔进垃圾桶，重新拿张纸，做出与之前略微不同的设计，等等。这或许有达尔文主义的元素在里面。但我的重点是完全不同的新型设计，或者至少有些不同的新型设计面世，它是人脑进行天赋训练，特别是社会性天赋、文化天赋的结果。但是，这最终极的源泉是不断进化的大脑，而进化的大脑不得不经由某种版本的达尔文主义式选择，在其他星球上或许很不一样，但是我推测，甚至敢打赌它依旧是达尔文主义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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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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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理查德·道金斯唯一自传《道金斯传》（全2册），独家讲述道金斯成长经历，零距离接触道金斯人生中的温情故事。此套书已由湛庐文化策划，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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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杜鹃鸟是托卵寄生性鸟类，它们将自己的蛋产在别的鸟类的巢里，雏鸟靠养父母孵化和养育。——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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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ascal是一种计算机通用的面向对象和面向过程编程的语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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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软体动物有部分是雌雄同体，一般只会表现出一种性别，而当另一种性器官被激发时，会表现出相应的另一种性别，这种现象称作性逆转。——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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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进化生物学、遗传学、人类学和环境科学的黎明 02 GENOMIC IMPRINTING 基因组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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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Haig戴维·黑格哈佛大学有机体与进化生物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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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进化而来的生命，因此我们的心理也不得不用其他因素里自然选择的术语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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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组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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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黑格：过去10年，我的工作主要就是关注生物个体内部的冲突。在进化生物学里，潜在的隐喻是生物个体就是一台机器，或者更具体地说是一台把适存度最大化的计算机，它试图去解决某些问题。我感兴趣的是，个体内部会发生冲突，因为个体自身内部有各种不同的代理者，这些代理者的适存度函数各不相同，由相互冲突的利益导致的内部政治也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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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分子生物学里“基因组的印记”这个新的现象，投入了很多精力，在某些情况下，一个DNA序列可以拥有条件性行为（conditional behavior），这些行为取决于它是从母系的卵子遗传而来，还是从父系的精子遗传而来。这个现象被称为印记，因为其基本思想就是，DNA上产生的印记有些来自母体的卵巢，而有些来自父系的睾丸，DNA因此被标记为母系的或者是父系的，并且影响了其表达模式，也就是基因在下一代将如何表现，在雄性和雌性后代身上都会受此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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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因为印记可以被擦除和重新设置。比如说，当我把身体里的母系基因遗传给我的孩子时，它们会变成父系基因，并表现出父系的行为。即使我的女儿从我这里获得了父系基因，但当她把父系基因遗传给她的孩子时，这些基因又会变成母系基因遗传给她的后代。分子生物学家对理解那些印记的本质，和以某种方式修改DNA这个过程是怎样发生的特别感兴趣，因为这既可以遗传而又可以重新设置。我一直对为什么这种奇特的行为会发生进化感兴趣。在某些情况下，有利于遗传自母系基因的东西，和能让遗传自父系的基因的适应性最大化的东西不同，我一直在寻找这样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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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这些深层理论，最好的方式是利用一件著名的逸闻趣事来讲解，这件事来自于约翰·霍尔丹（J.B.S. Haldane），他是一位伟大的英国遗传学家，据说他声称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拯救两个溺水的亲兄弟或8个以上溺水的堂兄弟。这里的逻辑是，如果霍尔丹只是考虑如何把自己的基因遗传到下一代，这样做是正确的。平均而言，他身体里的一个基因有1/2的概率会出现在他亲兄弟身上，如果他要牺牲自己体内的一个基因的复本去营救3个亲兄弟，从基因的角度而言，他就是在营救3个亲兄弟体内的一个半的基因的复本。但是对于堂兄弟而言，每一个堂兄弟身上携带霍尔丹体内随机一个基因的可能性只有1/8。为了从他自己牺牲的一个基因复本中获得利益，他需要营救9个或更多的堂兄弟。这个思想被威廉·汉密尔顿形式化地表达出来了，并融入了他提出的整体适存度理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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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自己提出的理论，可以通过改述霍尔丹的问题进行说明，同时提出问题：“霍尔丹会为了3个同母异父或同父异母的兄弟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吗？”为了这个故事的完整性，我们就假设这是3个同母异父的兄弟。对这个问题传统的回答是“不会”，因为如果你从霍尔丹身上随机挑选一个基因，这个基因在一个同母异父的兄弟身上出现的概率是1/4。因此，一个随机基因的期望值是拯救出1/4的复本，但霍尔丹要失去一整个复本作为代价。但是，如果前面提到的印记的说法是可能的，基因也许拥有关于其父系起源的信息，这样情况就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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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霍尔丹身上遗传自母系的一个基因的视角来看，那3个同母异父的兄弟都是他母亲的后代，所以遗传自母系的基因有1/2的概率出现在每一位同母异父的兄弟身上。平均而言，牺牲自己身上一个基因的复本，霍尔丹可以拯救1.5个遗传自母系的基因。在这种情况下，母系起源的基因的自然选择会倾向于这种牺牲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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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霍尔丹身上遗传自父系的一个基因的视角来看，情况就大不相同了。那3个同母异父的兄弟的父亲和霍尔丹的父亲不是同一个人，从这方面来看，他们完全没有亲属关系。如果这种计算基因遗传的概率可靠的话，那就不需要牺牲，不管多小的牺牲都是没必要的。因此，在这个例子里，起源自父系基因的自然选择就会阻止霍尔丹做出任何牺牲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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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内容说明了在一个个体内部，不同的选择力量会在不同的基因上起作用，这些力量会把个体拉向不同的方向，从而导致内部基因之间的矛盾。我怀疑这些冲突的解决方式事关历史、基因政治，而且还需要知道整个系统的细节。从社会科学中可以获得很多见解，政治科学专门处理由社会内部利益导致的各种冲突，社会总是随着不同团体与派系的形成而变化，我相信，如果个体内部存在各种冲突，你也可以发展出一门类似的内部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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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上面说到的霍尔丹的故事，我对在现实世界中寻找可以应用的情况，即一个个体内部有潜在的相互冲突的选择力量非常感兴趣。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在说父系起源和母系起源基因之间的冲突，但是还有些冲突，可能会发生在不同的性染色体的基因之间、在细胞核里的基因和线粒体里的基因之间、在我们的基因遗传与文化传播之间。我一直尝试发展出一系列理论和工具去解决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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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组印记是一个神奇的现象，并且衍生出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上一代关于母系或父系性别的信息可以通过基因组印记传递，是否存在其他的从环境中植入的历史信息能被传递到现在这一代，并影响其基因的表达？如果我的曾祖母经历过饥荒或者战争，这些信息是否有可能也会印记在基因组里，从而影响我体内的基因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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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基因组印记产生兴趣，源起于我在悉尼麦考瑞大学完成博士学业。从那时起我开始研究植物生态，特别是火灾之后的植物生态是如何重建的。我在灌木丛中漫步，观察各种植物，但是我其实心不在焉。幸运的是，我获得了一个对植物生命周期的进化做理论研究的机会，就是把由罗伯特·特里弗斯发展出来的关于亲子冲突的理论（亲缘选择理论）应用到植物上。其实我在听说基因组印记现象之前，通过思考种子内部发生的事情，就已经萌生了关于基因组印记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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