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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斯特·迈尔：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由于历史上对进化论由来已久的抵抗，现在的神创论者用文本去证明这种抵抗，进化论者就被迫去界定进化，试图去证明这是一个事实，而不是一个理论。当然，对进化的解释和对其基础思想的寻求，在某种程度上一直都是负面的，而我想借我的新书《进化是什么》（What Evolution is）去改变这种状况。我想在这本书里解释进化。就像我在这本书的第一部分所讲的那样，我不需要去重新证明进化是如此明显的一个事实，如果你完全不认同进化论，那么你就得投身于像对迷信那样的信仰中。进化是一个事实，我们再也不需要去证明它。但是我们必须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进化，以及是怎样进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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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生物学的哲学时，我发现，谈及物理科学时，任何新理论都是建立在自然法则上的。对此，我感到很惊讶。但是就像极为顶尖的哲学家所说的那样，在生物学里没有像物理学里那样的定律。我也认同这种说法。生物学家经常使用“定律”这个词，但是要成为一个定律，它就必须没有例外情况。一个定律必须超越空间与时间的界限，因此它就不能太具体。但是，在生物学里，每一个普遍真理都是很具体的。生物学的“定律”被限制在生物世界里的一部分，或者在一定的局部情境里，而且它也受到时间的限制。所以，我们可以说，除了在机能生物学中，生物学里没有定律，如我所说，这门学科更接近于物理学，而不是进化的历史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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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ge：那我们就把这称为“迈尔定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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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斯特·迈尔：好吧，在那本书里，我创造出好几个这样的定律。不管怎样，问题是如果科学理论是建立在定律基础上的，而生物学里没有定律，那么，你怎么说自己拥有理论？还有你怎么知道你的理论都还不错？这是一个极好的合法性问题。当然，我们的理论是建立在各种概念上的。如果你仔细检查进化生物学的理论，你就会发现，它们都是建立在这些概念上的，比如自然选择、竞争、生存竞争、雌性选择、雄性支配，等等。有成百个这样的概念。实际上，生态学囊括了所有这些基本概念。有人又问：“你怎么知道它们是真实的？”答案就是，你只能通过临时的不断检验来得知，你必须回到使用历史叙事和其他非物理学家的方法，这样你才能确定，你的概念和结果是否可以被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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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ge：生物学是一门建立在我们的时代和世界观基础之上的叙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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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斯特·迈尔：这完全取决于你在哪个特定的时代的知识界提出这个问题。比如说，当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的时候，当时剑桥大学顶尖的地质学家是亚当·塞奇威克（Adam Sedgwick），他对达尔文的书写了一篇评论，并且问道：每个人都知道是上帝控制着这个世界，达尔文怎么这么不科学地就把偶然因素应用到他的论证里去了呢？现在来看，达尔文和塞奇威克，谁更科学？那是在1860年，现在是150多年后了，我们认识到了这个批评是如何被时代信念所影响的。对历史叙事的选择同样是受到时间约束的。一旦认识到这一点，你就不会问“它们有没有用”这样的问题了。有很多这样的叙事，就像谚语一样平常，但现在依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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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ge：达尔文现在前所未有地高大。这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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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斯特·迈尔：我探讨的一个主题是，达尔文改变了整个西方思想的基础。他挑战了一些被所有人接受的观念，现在我们知道他是对的，而与他同时代的人是错的。让我举一些例子。有这样一个观念可以追溯至柏拉图的时代，达尔文宣称：对象种类的数量是有限的，而且每一个对象种类都有固定的定义。同一种类的事物之间，任何差异都只是偶然的，现实世界是一个绝对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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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ge：这与达尔文有什么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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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斯特·迈尔：因为达尔文表明，柏拉图这种本质主义的分类法是错误的。尽管当时达尔文还没有意识到，他其实创造出了生物种群（biopopulation）这个概念，这个概念的内容是，任何集聚的生命有机体都是种群，在这个种群里，每一个个体都是不同的，这就与种族主义这样的类型学概念完全相反了。达尔文把这个种群观念一致应用到对新的适应性情形的发现中去，尽管当时还没有解释新物种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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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驳斥的另一个观念是目的论，这又回到了亚里士多德身上。在达尔文生活的时代里，目的论概念还很流行，或者说利用终极目标作为解释自然现象的方式。在康德写下的《纯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里，他把自己的哲学建立在牛顿定律上面。当他想把同样的方法应用到生命界的哲学时，就没有成功。牛顿的定律并不能帮助他解释生物现象。所以，康德在《判断力批判》（Critique of Judgment）里引用了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的最终因（final cause）概念。但是，用目的论的观念来解释进化和生物现象是彻底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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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说来，达尔文很明确地指出，你并不需要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因为把自然选择应用到具有独特现象的生物种群上去，就可以解释所有令人困惑的现象，之前想要解释这些现象还要求助于目的论的神秘过程。哲学家威拉德·范奥曼·奎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或许是美国多年以来最杰出的哲学家，他在去世前一年告诉我，他认为，达尔文最伟大的成就是，他指出了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观念，也就是所谓的“第四因”并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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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ge：这是“奥卡姆剃刀”的一个例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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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斯特·迈尔：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但关键在于，某些可以仔细分析的东西，如自然选择，可以给你答案，而不需要去求助于你无法分析的东西，比如目的论意义上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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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说说达尔文第三个问答的贡献，他用世俗的科学取代了神学和迷信。当然，拉普拉斯早于达尔文50年就这样解释过了，当时他向拿破仑解释世界。他解释完后，拿破仑问：“在你的理论里，上帝在何处？”拉普拉斯回道：“我不需要假设存在上帝。”达尔文的解释是，万事万物都有一个自然的原因，而不必信仰一个创世的高贵心灵。达尔文创造了一个世俗世界，比起他之前的人，他做得更彻底。当然，在同一个方向上会有很多种力量靠近，但是达尔文的工作平地起惊雷般地带来了这个思想，从这点开始，整个世界的世俗观实际上就逐渐普及开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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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达尔文有一种令人感到惊奇的影响，不仅只是对进化理论，还对人们日常思想的很多方面产生了影响。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世界史上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特殊观念集，也就是那个时期的“时代精神”。是什么导致出现了这种时代精神呢？通常的答案是，有一些重要的书影响了每个人的思考。当然，这些书里排第一的就是《圣经》。然后在很多年里，答案又是马克思写的《资本论》。曾有一个短暂的时期，弗洛伊德被提及，但我想除了弗洛伊德学派的人，其他没有谁会提起他。下一本毫无疑问就是我心目中的达尔文写的《物种起源》，它不仅只是世俗化的科学，带给了我们进化的故事，而且还创造出了基本理论概念的主干，比如我说过的“生物种群”，还有对目的论的驳斥。在达尔文之前，没有谁能够如此有力地引入或推荐这些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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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ge：甚至进化生物学家之外的科学团体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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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斯特·迈尔：没有。他们只是隐约带来了这些观念，尽管像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 H. Huxley）这样的科学家可能感觉到了，但就像他说的那样：“我怎么这么愚蠢，竟然没有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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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ge：那你怎么解释，在这个国家里，尽管达尔文主义对科学群体里的很多人有影响，但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人畏惧上帝，并且相信六天创世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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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斯特·迈尔：我们都明白，对这个问题，无法给出一个礼貌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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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ge：在这里，我们欣赏不礼貌的、不考虑政治正确性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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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斯特·迈尔：最近有人对一群在校女生进行了一项调查。问题是：墨西哥在哪里？你知道吗，大多数小孩完全不知道墨西哥在哪里。我说这个例子只是想表明这样一件事实，请原谅我这样说，普通的美国人出乎意料地对所有事情都很无知。如果你不接受进化论，那么大多数生物学事实都是没有意义的。我无法解释整个国家为何可以如此无知，但事实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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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ge：我知道有一本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第一版（1859年）的重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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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斯特·迈尔：是的，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达尔文的重要性是慢慢被大众认识到的。甚至在50年前，达尔文只是大家所知道的众多重要的名人中的一个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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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就是这样。那时没有人读他的书。但是，1963年，我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相当成功的书，这让我鼓起勇气去找哈佛出版社的主管汤姆·威尔逊（Tom Wilson），我告诉他：“汤姆，我有一个很大的愿望，一个发自内心的渴望，就是看到《物种起源》第一版的重印。我们有全部经典著作的重印本，但是我们没有给达尔文重印一本。”他说：“没错，我们会实现你这个愿望，就算我们有可能赔钱。”他们在1964年发行了重印本。在那个时候，我猜头几年里，每年只能卖出几百本，但是让所有人惊讶的是，销量并没有下跌，所有图书馆都买了这个重印本，这样出版社就重拾了信心。后来，他们一年卖了1 000多本，大概六七年前，哈佛出版社的人告诉我，他们那时可以达到一年卖出2 500本了。两年前我看到了一个报告，他们一年卖了3 000本。这就表明，世人对达尔文的兴趣是如何稳定地逐渐提高的，尽管还是有很多无知的人存在。人们开始想知道达尔文到底说过什么，这对我来说绝对是一个奇迹般的发展。有一件事你可能会感兴趣，第一版的《物种起源》里面没有一处印刷错误。这是对1859年工匠精神的多么重要的证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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