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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ge：你认为在下一个50年里，达尔文主义将怎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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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斯特·迈尔：其实，达尔文主义不需要再发展什么了，因为它已经很好了。在过去50年里，自从20世纪40年代的进化论统一之后，达尔文主义的基本理论就没有什么变化了，也许出了一个例外，就是自然选择的靶向问题。一个选择行为的目标是什么？对达尔文来说，虽然他对这个问题也没有更好的见解，但他说过选择行为的目标就是个体，事实证明他说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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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个体，不管有没有生存下来，不管有没有繁殖后代，不管有没有成功地繁殖后代，能够成为一个个体就已经成功了。有少数人的观念是，基因是选择的目标，但这个想法完全不切实际。自然选择对某一个特定基因是视而不见的，在基因型里，它总是与其他基因处在一个情境里，与其他基因的互动会对某个特定基因要么更有利，要么更无利。实际上，比如特奥多修斯·杜布赞斯基（Theodosius Dobzhansky）研究了一点儿所谓的致命染色体，这种染色体可以高度成功地合作，但对另一个组合有致命影响。所以，像英国的道金斯这样的人仍然认为基因是自然选择的目标，从证据上来看，这就是错误的观念。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广为大众接受的一个观点是，基因是自然选择的目标，因为这是唯一可以用数学来表达的方式，但是我们现在知道，自然选择的目标是个体的整个基因型，而非基因。除了这个轻微的修改，基本的达尔文主义的理论在过去50年里并没有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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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ge：威廉·汉密尔顿、乔治·威廉斯和约翰·梅纳德·史密斯（John Maynard Smith）这一代人处于怎样的地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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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斯特·迈尔：汉密尔顿从来没有否认过个体的首要地位。而关于威廉斯，我不得不下个不愉快的结论，他在畅销书《适应与自然选择》里提出的很多建议都是没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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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ge：所以说，达尔文主义在50年里没有发生改变，但是写下这个主题的人却一直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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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斯特·迈尔：每一年，总有一两本关于达尔文主义的书面市。其中的大多数都写得很好，这很不错；但是还有些人想要改进或者修改达尔文的原创思想，并称之为所谓的新理论，这永远是彻底的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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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ge：我可以想象得到，你是怎么思考进化心理学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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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斯特·迈尔：不一定！说实话，我对进化心理学了解得不多，但是我听说有一个领域叫作进化认识论。他们使用一个简单的达尔文主义式的公式，可以用一句简单的话就说清楚了进化论。如果你有很多变异，多到你无法处理，也只有最成功的那个可以保留下来。事实就是这样。在认知论和无数其他领域内都存在变异和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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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ge：在那个领域内谁最值得关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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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斯特·迈尔：只有极少数人，但是我不能立刻想到他们的名字。我有充足的理由可以说，比起美国，在德国和奥地利有更多的进化认识论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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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ge：在我看来，如果与美国相比较的话，达尔文似乎在英国知名度更高。在英国，关于达尔文的书卖得很好，人们也会讨论这些问题。而在美国人的精神生活里并不一定包括阅读和欣赏达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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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斯特·迈尔：有一件有趣的事就是，在英国，如果你在大街上随便拉一个人问，谁是现在最伟大的达尔文主义者，他就会回答是理查德·道金斯。在向大众普及达尔文主义这项工作上，道金斯确实做出了了不起的贡献。但是道金斯的基本理论是，基因是进化的目的，这完全不是达尔文主义式的，我不会称他为最伟大的达尔文主义者。甚至梅纳德·史密斯也不是。梅纳德·史密斯是学数学和物理学出身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是一位飞机工程师。在很大程度上，他的思维方式依然是数学家和工程师的方式。他对进化生物学最大的贡献是，他把所谓的博弈论应用到进化论上去。现在我所说的也许会招致大量批评，但是我也顾不得那么多了，我一直对应用博弈论感到有些不快。哪个动物在与其他动物对抗时会说“现在，先让我搞明白是显得胆怯更有利还是显得勇敢更有利”？这不是有机体的思考方式。你要获得一个精确的结果，总有人要用数学方法计算出来，我不能计算，因为我不是数学家，如果你有一个种群，这个种群里每个动物的行为都是胆怯与勇敢的不同组合。曲线的一端是非常胆怯而只有一丁点儿勇敢的动物个体，曲线的中间是胆怯与勇敢恰当混合的动物个体，曲线的另一端是很勇敢的动物个体。在一个给定的环境里，有一个给定的敌人和竞争者的集合，在曲线中的某个地方就是这两种倾向的最佳组合。你用博弈论也可以获得同样的结果，但是在我看来，更好的解决方式是多一点生物学的达尔文主义式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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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ge：怎样让人类道德的进化与达尔文主义协调一致呢？难道自然选择不总是青睐自私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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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斯特·迈尔：如果个体是自然选择的唯一目标，这确实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但是，与其他群体竞争的小社会群体，比如我们人类祖先里的狩猎-采集者，他们是一个群体，也是自然选择的目标。这种群体成员之间积极地相互合作，表现出更多互惠性的帮助，比起那些不会这样合作和做出利他行为的群体而言，在生存竞争中有更大的优势。因此，任何有利他倾向的基因都会在包含社会性群体的种族里被选择。在一个社会性群体里，利他主义会增加适存度。宗教和哲学的奠基人会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他们的道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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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ge：还有什么重要的问题我还没问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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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斯特·迈尔：有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就是，达尔文主义的框架是否有足够的鲁棒性，可以保持很多年？我想答案是肯定的。真正的问题是，现在进化生物学里的燃眉之急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你必须回到机体生物学（functional biology）。比如说，选择一个特别的基因，这个基因可以制造氨基酸来决定一个卵子的哪一边是幼虫的前端，哪一边是后端。我们知道它做了什么，但是它是怎么做到的，我们完全不得而知。这就是最大的问题之一，但这是在蛋白质和机体生物学领域的问题，而不是DNA和进化生物学领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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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化生物学里，我们可以看到像马蹄蟹这样的物种。马蹄蟹的化石记录可以追溯到两亿年前，它的进化过程基本没有什么重大变化。所以很明显，它们拥有一个不变的基因组类型。真的是这样吗？错！它们的基因组类型并不是不变的！通过研究一系列的马蹄蟹基因型，你会发现，它们其实发生了大量的基因变异。发生了这么多的基因变异，它们又是怎样在两亿多年里没发生什么改变的呢？在这个生态系统里生活的两亿年前的其他成员要么绝迹了，要么进化成了其他物种，为什么马蹄蟹没有发生改变呢？这是目前令我们感到困扰的一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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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问题，除了极少数生物学家，没有人可以完全弄明白。比如原核生物，也就是没有细胞核的细菌，为什么它们不同于真核生物？真核生物是有细胞核的，这个过程又是怎么发生的？真核生物是有性繁殖的、能遗传重组的，它还有形态完整的染色体，但是这几种特性原核生物都没有。根据自然选择的原理，为了生存下去，它们必须发生基因变异，那它们又是怎样发生基因变异的呢？答案就是，原核生物会和另一个原核生物进行单边交换，一个细菌把一个DNA集射入另一个细胞里，这真是一个让人惊叹的过程。基因当然也会利用这种其他所有细菌都会用来繁殖的老方式，从一个染色体进入到另一个染色体里。除了这些，我们确实不知道在更高一级的有机体内发生了多少这样的基因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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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ge：几年以前，我和德国的一位出版商谈论一本关于达尔文主义的新书。他说：“我不能出版这本书，因为这个主题太火了，我们很难处理。”用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的话说，为什么达尔文这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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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斯特·迈尔：我和一些德国年轻的并且相当优秀的进化生物学家有过很多接触，经常令我感到惊讶的是，他们怎么那么关注政治正确性！就是因为他们经历过一系列的政治变革，从魏玛共和国到纳粹时期、苏联占据、民主德国，最后有了一个统一的德国，经历过这个时代的变迁，每一件事情都与政治沾染了关联。人们获得工作，因为他们是纳粹党，或者因为他们不是纳粹党，等等。他们不得不找到一个出路，从这个系统里清除这种影响。在德国，他们要仔细审查一个领域里的所有领头人，检查他们的档案，看他们是否曾经是纳粹，他们可能属于哪个纳粹组织，他们发表的论文或著作里是否暗示他们曾经是纳粹，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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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认为他们不得不这么做来“清理”科学，这样人们就不会说：“你怎么没告诉我们，某某是一个纳粹。”科学家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问题。另一方面，把我的著作翻译成德语出版一直都很成功。实际上，其中有一本书尤其成功，以至于那家德国的印刷厂都耗尽印刷材料了，导致我不能说服出版社再版。出版社的人问，为什么当所有人都在阅读英文版的时候，他还要去出版这本书的德文版呢？到底怎么做才是正确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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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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