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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雷格·文特尔：然后，就那样决定了一个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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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曼·戴森：当然，还有其他东西参与判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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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丘奇：还有染色体动力系统、形态学、行为方式等很多东西，这取决于一个有机体的复杂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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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雷格·文特尔：因为分辨人和长颈鹿很容易，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是不同的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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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曼·戴森：让我受益最多的一本书是乔纳生·威诺（Jonathan Weiner）写的《鸟喙》（The Beak of the Finch），其中描述了进化生物学家彼得·格兰特（Peter Grant）夫妇在厄瓜多尔加拉帕戈斯群岛观察到的进化过程。了不起的是，他们年复一年地切实观察到，当条件好的时候，物种就会开始杂交，而当条件变差，物种就会再次分离。甚至在年复一年这样短的时间尺度上，你都可以看到物种界线并不是完全分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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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思·劳埃德：不好意思，我不熟悉这项工作。照你这么说，当时机好的时候，物种就会杂交，而当时机不好，它们就分离成更小的种群。是不是这样它们就能更剧烈地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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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曼·戴森：是的。因为在时机不好的时候，为了保证能够成功繁殖后代，就不得不限制更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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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雷格·文特尔：就像在旱灾期间，存留下来的种子都是那些非常坚硬的一样，那些存活下来的鸟类就拥有强有力的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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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曼·戴森：不仅仅是那些。你还可以看到一个分离的种群专门吃小种子，所以它们的喙就小。由于地理因素，气候也会出现剧烈的变动。在厄尔尼诺期间，环境是潮湿的，而在厄尔尼诺之前，环境很干燥。所以自然选择是很残酷的，几乎每年都会有一半物种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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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雷格·文特尔：曾几何时，我环球探险中的一个亮点就是在加拉帕戈斯群岛和彼得·格兰特夫妇相会，就在达芙妮岛上他们的小帐篷里。他们在这个岛上的小帐篷里住了三个月，那里没有淡水，一片荒芜。他们依靠瓶装水和金枪鱼罐头生活，我给他们带了一瓶冰镇的香槟。现在，那里变成了一个使人感到更幸福的生态系统。他们所做的事情很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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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曼·戴森：他们所拥有的巨大优势就是那里的鸟儿都很温顺。你可以靠近一只鸟，然后在它腿上安一个环，它都不会飞走。这就使观测活动成为可能，他们知道每一只鸟的个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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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雷格·文特尔：那些鸟不仅是温顺。如果你走在路上，鲣鸟就会啄你的腿，它们是在告诉你，这是它们的岛屿。不久之后，人类就变得没那么温和了。在你看来，拥有更大的喙的雀类是一个不同的物种吗？这是对物种定义里很重要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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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曼·戴森：是的，根据达尔文的说法，它们确实是不同的物种。实际上，它们在进行着相当广泛的杂交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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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雷格·文特尔：所以，基因组里两个碱基对的变动足以创造出一个新物种，人类足以创造15亿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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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曼·戴森：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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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雷格·文特尔：我不确定是否每个人都会认同这个定义，因为这个定义会导致这样一个结论：你和你儿子是不同的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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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曼·戴森：真正的问题在于法律。《濒危物种法案》迫使我们必须对这些物种有合法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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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丘奇：确实如此，我们都是濒危的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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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思·劳埃德：我推断，人类是没有基因多样性的物种。现在，拿这里树上的两只松鼠为例，它们在基因上的差异更大，比地球上任何两个人的基因差异都要大。所以，我们习惯于以己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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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雷格·文特尔：你这样说的证据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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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丘奇：对黑猩猩来说确实是这样。但我不知道这对松鼠是否也同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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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思·劳埃德：但是“智人”是一个很近的物种，智人的线粒体DNA也表明，我们从并不十分遥远的平常祖先那里起源而来，大概可以追溯到10万年之内。所以，如果把过去10万年的人科物种当作一个整体来比较的话，在人类物种中就存在一个在基因上很难解决的问题。这就使得我们没有像松树那样的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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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夏皮罗：戴森所说的主旨是，如果我们基本接受他所说的话（我自己当然接受），那么像物种和杂交繁殖这样的概念在某种意义上就会消失。因为在新的时代，会出现这样的实验室，它们可以重新创造生命，或者把不同物种的性质融合在一起，这取决于设计者让它们在何种程度上杂交繁殖，或者与存在的何种有机体杂交繁殖。所以那是可以想象的，如果文明持续下去，我们将可以掌控什么样的物种能够产生，而什么样的物种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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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思·劳埃德：但这个真的重要吗？戴森，你说我们已经到了达尔文主义的进化终点，人类是地球上的主导物种，不能和人类共生进化的物种就会暗淡下去。但是这意味着，在这个达尔文主义进化的终点，基因不再如此重要，相反，可以涌现出很多思想。我敢说，像计算机和软件这样的东西会变得更加重要。你展望过这样一个时代吗？基因信息重新回到主导地位，就像它过去在地球上主导了数十亿年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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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曼·戴森：没有，我没有展望得很远。我很保守，只考虑人类社会。我们要明智地尽可能保存我们现在的存在方式，我希望我们会在这件事上取得成功。通过在人身上做实验，我们能创造出更好的人类？对此我没有抱很大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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