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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活动仍然是天子狩猎。原文甚长,此处不再引用,无非是扈从横行,车骑动天,搏狼伏虎,椎兽射豕,踏鹤捕鸶等等,顺便也看看官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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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游戏作乐,其规模亦甚可观。天子登上高台饮酒,乐器声必须宏亮,所以有“千石之钟,万石之虡”。所以“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所以钟鼓之声,“洞心骇耳”,这是正式的、仪典性的活动。当然也免不了“娱耳目,乐心意”的活动,那就需要一些郑卫之声,俳优、侏儒,做些靡靡之音。不用说,女孩子成群结队,都是“绝殊离俗”的美色,也不少妖冶之辈,明眸皓齿,巧笑盼兮,天子免不了感到“色授魂与,心愉于侧”。自司马相如的描写中,汉宫里是充满了壮丽又颓废的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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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相如并不赞成这样的宫廷生活。所以他描写这上林苑是借一位“亡是公”的口吻,以说故事的方式表达出来的。他认为齐与楚之所以亡国,就是因为“务在独乐,不顾众庶”所造成的结果。那些国家,“地方不过千里,圃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垦辟,而人无所食也”。用这样的故事来讽天子,是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做法,其用心良苦,可以体会得到。所以在文章的最后一段,说天子在游乐之余,憬然而悟,对“创业垂统”大有不宜。因此痛改前非,把苑地改为农田,开放山泽准民间渔猎,宫馆弃而不用,发仓廪以济贫;勤政爱民,修仁义,礼贤士,从此就“德隆于三王,功羡于五帝”,成为有道之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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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林赋》的作者是武帝时人,写了这篇文章,武帝是不会很喜欢他的。到了成帝的时候,另一位赋家扬雄,在其《羽猎赋·序》中,仍然记述了武帝上林苑的不当。其部分文字对上面的讨论有些帮助,兹引之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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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广开上林,东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西至长杨、五柞,北绕黄山,滨渭而东,周袤数百里。穿昆明池,象滇河。营建章、凤阙、神明、娑、渐台、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莱。游观侈靡,穷妙极丽。虽颇割其三垂,以赡齐民,然至羽猎,甲车戎马,器械储偫,禁御所营,尚泰奢、丽诩,非尧、舜、成汤、文王三驱之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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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宫图 宋 赵伯驹 此为一著名扇面,山石与楼阁之关系气势甚大,为清宫廷园林所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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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辅黄图》一书描写汉长安京畿一带的宫室、囿苑、城市,其中对上林苑的说明亦引在下面,以补上文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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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上林苑即秦之旧苑也。《汉书》云,武帝建元三年开上林苑,东南至蓝田、宜春、鼎湖、御宿、昆吾,傍南山,而西至长杨、五柞,北绕黄山,历渭水而东。周袤三百里,离宫七十所,皆千乘万骑……苑中养百兽,天子秋冬射猎取之。帝为修上林苑,群臣远方各献名果异卉三千余种植其中,亦有制为美名以标奇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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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以上两段引文看来,《上林赋》中的描写虽为夸张之辞,但大体上说,所描写的都有根据。上林苑虽为秦始皇所辟,但当时的首都咸阳在渭水之北,而苑在渭南,所以始皇建阿房宫有连系京城与上林苑之意。到汉武帝时,京师长安在渭水之南,所以上林苑几乎囊括京畿近郊之地。《汉书·东方朔传》提到武帝建元三年上林苑辟建的情形,是为了皇帝游猎之便,把近畿民田收购而扩建成的。东方朔还为此上了一个疏,希望武帝体恤民情,勿把这些膏腴之地变成虎狼之墟,武帝没有罚他,却让他升官发财,至于他的意见,则束之高阁,忙着去建设上林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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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林赋》及有关文献中所见之上林苑,可以为秦汉的宫廷园林状况勾画出一个轮廓。说起来,这是我国远古园林的一个高潮。不但是各代苑囿建设之所本,更为后世民间园林设计观念之基础。“汉宫”且成为诗人墨客及画家们想象力的泉源。其影响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具体地说来,中国园林思想反映在上林苑的有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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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园林就是宇宙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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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自古以来就富于人本主义的思想,对于人所生存的环境,都有以人为中心的、哲学性的思考。具体地表现出来,即将居住环境象征化,影射为一个小的宇宙。这种观念也表现在建筑上。秦汉的纪念建筑如明堂、辟雍,在坐落的方向上,在建筑的格局上,不但象征了宇宙,而且反映了时、空的秩序,是西方文明中所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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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园林中,由于有山有水,比起建筑物之纯粹抽象的象征外,有比较更具象的比类。因此司马相如在赋中的描写,如不了解前后文的关系,很容易误为描写长江、黄河所流过的全中国。这一传统一直持续着。在十八个世纪以后的清代,乾隆帝建造圆明园,这仍然是计划中的主导观念。所不同的,乃清代帝王融合了儒家“天下”的精神,与道家“清修”的观念,其表达的重点有异于秦汉而已。这一点将在后文中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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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奇景、异物为主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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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文中,我们看到司马相如所描写的大自然的景物是奇谲多变的,其中放养的是珍奇的异兽异禽,其中种植的是少见的奇花异草。帝王的园囿中似乎不需要平凡的东西。这是中国文化中专制帝王无尽的欲求下非常不足取的一部分。不用说,如云的美女也多貌如仙子,非人间所有。帝王在掌握了无尽的权力与无限的财富之后,他们所能享受的必须超乎常人。在无涯的贪欲中,园林中的一切不过使他满足极端的心灵空虚而已。这一切,当生命的尽头来临时,也不过是粪土而已。秦皇、汉武在这方面逞暴君之威,为中国人带来灾难。而汉朝的国运之所以尚能勉强持续,乃一群儒士的道德力略有束缚之功的缘故吧。司马相如无疑也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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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幸的,所谓“上行下效”,帝王爱好奇异事物的作风,透过一群奉迎希旨的官僚,形成普及全国的恶劣风气。他们有足够的财力时,就会仿效帝王,尽量兴建同样的园林以自娱,以夸耀于同僚之间。不用说,他们都是极尽奇巧之能事的。这种追求奇巧的特色,就构成中国传统园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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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种上行下效的情形,在当时已经很普遍了。梁孝王为文帝子,曾建兔园,规模甚大,方三百里,几乎可与上林苑相比。《西京杂记》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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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孝王为宫室苑囿之乐,作曜华之宫,筑兔园。园中有百灵山,山有肤寸石,落猿窍,栖龙,又有雁池,池间有鹤洲、凫渚。其诸宫观相连,延亘数十里。奇果异树,瑰禽怪兽毕备。王日与宫人、宾客弋钓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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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没有多少文字,却也可以看到其格局大体是仿照宫苑的,其趣味亦大同小异。民间的富商亦仿效之。《三辅黄图》中描写上述诸苑,其中有一段文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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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苑图 元 李容瑾 汉宫成为宋代以来画家想象力发挥的主题,此一名作对汉宫与自然的关系及其状貌有甚佳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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