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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说明这个园子实际上具有家族生活的功能，连工作的场所（教童蒙）也有了。当然，既称为园，其功能并不止于此，所以后文中又提到，园中“有琴台，台之西隅有咏斋”，是他抚琴、赋诗之处。园中亦有水流，汇而为池，“池上有亭田墨池”，集百家妙迹于此，闲来可以展玩。池边又有“一亭曰笔溪，其清可以濯笔，溪旁有钓渚，其静可以垂纶”。这些都是供文人游赏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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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野文人生活也有造作之处，但是其表现的方法，与官僚文人之崇尚于馆阁亭台是大有不同的。另园中大部分的土地，尚为农耕所用，所以文人感到“种木灌园，寒耕暑耘，虽三事之位，万钟之禄，不足以易吾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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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功能上的改变，建筑的形式开始以便于日常生活的“堂”为主，其余“室”与“斋”等都是次要的实用的建筑。堂又以“三楹”为多，是与一般民居建筑无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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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在我国古代原是殿堂、正堂之意，是建筑群中带有仪典性的主要建筑，所以它兼有居住与仪典两种意义。汉代民间的堂，自文献的描述与遗物所见，均为三间，面庭，前开敞无门窗，后有室，就反映了这种双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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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上可为明堂，下可为士大夫之家居之堂，亦可以明志。自古以来，读书人就盛赞尧的堂“茅茨土阶”，统治者能自奉俭朴，为后人立为典范。曹操曾建茅茨堂以邀群臣的谀辞。这种建造俭朴的居住环境，以修身养性，并与风月为伍的观念，自六朝以来，就成为中国读书人的理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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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传统中，白居易的庐山草堂是后人心目中的典范，诗、画中时有所见，他的《草堂记》是这样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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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堂）三间两柱，二室四牖，广袤丰杀，一称心力。洞北户，来阴风，防徂暑也。敞南甍，纳阳日，虞祁寒也。木斫而已，不加丹，墙圬而已，不加白。墄阶用石，幂窗用纸，竹帘纻帏，率称是焉。堂中设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张，儒、道、佛书各数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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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文字不但清楚地说明了草堂的建筑格局，并指出冬暖夏凉的特点。不事雕凿可以，但不能不考虑居住的舒适。这种知识分子的功能观是后世园林建筑的思想主流，到明代就被发扬光大，成为《园冶》、《一家言》等著作中的精神骨干了。我在《明清建筑二论》中曾加申论，在此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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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书人的起居中，除了床榻之属外，就是琴棋书画。白居易的草堂有一具琴，有数卷书相伴，这足供他消磨时间了，后世的文人都以此为榜样。与白居易的草堂在文意上最接近的无过于北宋欧阳修的《非非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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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居洛之明年，既新厅事，有文纪于壁，又营其西偏作堂，户北向，植丛竹，辟其户于南，纳日月之光，设一几一榻，架书数百卷，朝夕居其中。以其静也，闭目澄心，览今照古，思虑无所不至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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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是做大官的人，他不会建造寒酸的草堂，但在精神上是一致的，他的堂面北，所以要在南壁上开窗，与白居易的草堂异曲同工。他的藏书要丰富得多了，读书、静坐、思考，是此堂主要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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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书明志之外，士人的堂自然也有集友的功能。唐代的裴度造园，就专门用来与白居易、刘禹锡“为文章把酒，穷昼夜相欢”，这种文会的传统一直为士人所延续，视为风雅。苏辙有一篇《王氏清虚堂记》是最好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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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君定国为堂于其居室之西，前有山石，环奇琬淡之观，后有竹林，阴森冰雪之植，中置图史百物，名之曰清虚。日与其游，贤士大夫相从于其间，啸歌吟咏，举酒相属，油然不知日之既夕。凡游于其堂者，萧然如入山林高僧之居，而忘其京都尘土之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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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文字不但说明读书人在一起的活动，是建堂的主要目的之一，而且说明了这个 “堂”实具备了园林的性质。堂之成为江南园林中不可缺少的要素，取馆、阁而代之，可自此看出端倪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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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南宋，朱熹就把堂与园完全弄成一体。他在一篇《归乐堂记》中为其同僚朱彦实的“归乐堂”述其志趣，“盖四方之志倦矣，将托于是而自休焉”，然后描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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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斯堂而览其胜概，其林壑之美，泉石之饶，足以供徙倚；馆宇之邃，启处之适，足以宁燕休；图史之富足以娱心目；而幽人逸士往来于东阡北陌者，足以析名理而商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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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把堂的意义扩大为退休自养的园林。园中的林壑、泉石、馆宇等等都是为堂而存在的，堂则因图史之富与幽人、逸士而存在。朱熹所活跃的南宋时代已经把堂的观念与园林相交融，堂之成为园林之主要建筑的意义已经更加显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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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为文人之用，除了生活起居之外，仍有纪念之意义，最通常的用途为文墨刻石之收藏，类似今日之博物馆。文人集古代字迹，珍爱之余，觉其不易保存，遂刻之于石，以垂永久，并利于拓印，此为明代以后刻石拓印本流行之故。这类刻石均建堂以储之。这种传统自宋代就开始了，所以黄庭坚有《大雅堂记》，叙述丹积杨素翁建堂以庥其所书杜甫《两川夔峡诸诗》的刻石的经过。苏轼亦有《张君墨宝堂记》，这墨宝堂就是因为“毗陵张君希元，家世好书，所蓄古今人遗迹至多，尽刻诸石宝而藏之……”的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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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江南园林的世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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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在我国历史的后期，自南宋至明清，为中国文化中的主角，不论在经济上、文化上、政治上均占有最重要的地位。文学、艺术、生活上必需的工艺，甚至衣食等精致文化，均粹于此。园林在此得到充分发展乃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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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浪亭拓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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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叶以后，江南一带发展到达高潮，乃为我国文化熟极而烂的时代。隆庆、万历的数十年间，以我个人所接触的资料，实为今日我国俗文化的滥觞。以瓷器而言，万历间发展为绚丽的五彩，然而量大而粗制滥造，宜远观而不经细看，中国文化细致严整的一面渐渐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大众化的标准与趣味。以宣德的壮丽，成化的婉柔，很难想象百年之后，万历沦为如此村俗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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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今天的民间所流行的风水，大多为万历时定型的，其出版物亦多刻于万历。在民间的建设活动中，风水是很重要的工具，其发源甚早，然而人手一册，并予以口诀化，当盛行于万历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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