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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圆明园这种完全没有自然山川可依借，只有靠人工布置的大规模园林里，恰巧可以借用江南“水网”的模式，再使用掘池所得之土堆为假山，创造江南式的坡脚与水口，这种看法已由周维权先生所发挥。但他并未指出着意地创造江南园林的意境，乃是“水网”式水域做法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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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图面上分析圆明三园，可以很容易地发现，数以百计的“景”，除了与住宅、宫殿相近的形式之外，大多是依山带水、廊庑相连的江南景致。与江南私人园林不同的，只是缺少一个围墙而已。虽然有人认为这些“小园之间有曲折的水系和道路相连络，而对景、泄景、透景、障景的安排，也构成一种无形的连系”，但是自图面上看起来，这种所谓无形的连系是不存在的。各景之间都以山水为隔，互不相干。这些景各自的存在，等于一首首独立的诗篇，如同清帝所赋的诗咏。而整座园林如同一本诗集，其整体性不过表现了作者的个性而已，诗与诗之间并无必然的关系。除了在大的格局上，乾隆皇帝有观念上的掌握，如“九州”的象征之外，整体的安排经营是很软弱的。这是因为以有限格局的江南园林的观念来堆积为大规模的皇家园林，其根本上的缺点是无法克服的。这就是圆明园的天然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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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圆明园核心地带的九州区，至少有“杏花春馆”、“上下天光”、“慈云普护”等完全摆脱住宅的阴影，发挥了江南园林廊屋自然相连的特色。但是由于园林组织上的问题，圆明园式的小景尚无法与江南各园相提并论，而不免单调。何以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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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江南名园均为以墙为缘，中央为池，岛峰交织，建筑则依水跨山而建，故能收曲折掩映之妙。而圆明诸景则以水为界，再以水边堆山为障，则假山为垣，建筑与花木困于其中，而失水景之利。在九州区中，“慈云普护”以界水为池，“杏林春馆”引湖水为池，做到建筑与水面相结合，其余各景大多与水面隔绝，或互不相干。这是圆明园式景色的主要缺失：朴质有余，生动不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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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清皇家园林中有仿照江南名园设计的例子。圆明园福海区有一景为“三潭印月”，本是西湖之一景，此处借其名而在实质上没有多少相近之处。相反的，颐和园的前身清漪园在乾隆时期兴造时，其水域的组织，显然受西湖的影响。清漪园中的西堤实即西湖中的苏堤，万寿山之所在即西湖中小孤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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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与江南名园相关的，是圆明园之长春园与避暑山庄中各有“狮子林”一景。“狮子林”为苏州名园，据说始自南宋，元画家倪瓒曾有《狮子林卷》的作品传世，因此为文人雅士所乐道。该园就今天遗留的清代晚期的规模来看，有其可取之处，亦有其不可取之处，与倪氏的画作尚有距离。据周维权先生的意见，长春园的狮子林规模较小，着重于表现倪画中的竹石、丘壑之趣，而避暑山庄的狮子林规模较大，与旁边的文园合称文园狮子林。文园在西，以水为主景，狮子林在东，以叠山及山上的亭台为主景。我比较两者的图样，发现避暑山庄的文园狮子林显然是参考了苏州的狮子林。文园在水面与建筑的布局上与苏州狮子林相近，但却无其变化多端的叠石。而狮子林则取苏州该园的叠石而命名，因为狮子原为怪石状如狮子之意，狮子林者奇石成林也。由于文园狮子林采用了苏州狮子林丰富的语汇，所以是避暑山庄中最精彩的游览胜地之一，乾隆皇帝曾有“文园狮子林十六景”的题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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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篇文章中，周维权指出颐和园的谐趣园是以无锡的寄畅园为蓝本抄来的。谐趣园原是乾隆时期的惠山园，据说是南巡时有意地图写寄畅园，建造在万寿山的东部的。这说法有多少根据我们不知道。但今天自图面比较起来，相同之处，为两园均有一自山岩跌落的瀑布。在布局上约略相近者，寄畅园为以堆山叠石为主，水自山岩下跌，汇为一长形池塘，建筑与长廊则沿水面山边而建，有深幽之感。而惠山园亦为一叠石堆山，亦有下跌之水流，建筑亦沿水池而建。其重要的异点，为建筑并不面山而建，空间的趣味恐与寄畅园大异其趣。至于光绪以后所增建的谐趣园，则完全以建筑与回廊绕水而立，已非寄畅园之原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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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颐和园 谐趣园一景 临水设廊，略有江南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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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个时代是结合诗画与园林最表面化的时代。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到清代已传诵了上千年了。而园林为体现诗画意境的手段也数百年了，但江南时代的园林，延续着元代以来文人画的传统，尚只是被动的，可以入诗，可以入画。到清代的皇家，就因诗而造境，因画而造境了。这也许是江南风格影响最为深远的一点，至于所抄袭的名园是否逼真，乃其余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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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庙宇与异域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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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宫廷之园林尚有其他的特色，值得在此一提的，首先是园林中设有庙宇。在文献可据的前代皇家园林，是以纯粹的享乐为目的，如果有些超自然的观念，那就是神仙说，而神仙说常常与肉体的享受即声色之欲连为一体，最接近清朝的金、元、明之西苑，如前所述，大体上仍属于此一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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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苑中代表神仙观念与声色之欲的广寒殿，于万历年间倾坍而未再修复。西苑于清顺、康之间，已开放为民间使用，皇家只勉强享有其山水之景而已。《金鳌退食笔记》的作者，乃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的情形。他每次入宫侍讲，返回时，就蒙赐西苑太液池中的活鱼。直到康熙初年，太后在广寒殿的遗址上，建造了属于喇嘛教的白塔，到后代，西苑重新被围在皇家专用的园林区域中，但白塔却象征了一个在园林中以庙宇及宗教信仰取代古老的神仙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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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以后，庙宇在皇家园林中不可或缺。或者是因清帝的塞外背景，与特殊的宗教信仰之故。然而庙宇是民间山林中常有的景观，在皇家园林中设庙，亦可认为民间化的一种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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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苑中，琼岛之上有白塔寺，以使整个园景为喇嘛庙之气势所支配，北海之西北角更有三组庙宇，自西到东分别为万佛楼、阐福寺、西天梵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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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避暑山庄，除了水域的部分之外，山岳景区分布着多座寺庙，即所谓“内八庙”，为我国传统上名山之中建造寺刹的作风。其中永裕寺舍利塔，塔高六十五米，在水域之北，是重要的景观点。山庄的附近山麓，康熙时期已开始建寺，到乾隆又建了六座，其中普陀宗乘之庙，须弥福寿之庙等都是规模庞大、十分壮观的喇嘛庙，分别为供西藏达赖与班禅活佛来京居住之所，总称为“外八庙”。避暑山庄竟为十六座寺庙所围绕，可见寺庙在清代皇家园林中的重要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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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在清漪园，即慈禧改修后的颐和园，乾隆为其母祝寿，改瓮山为万寿山，修清漪园时，以一座大报恩延寿寺为主景，即今佛香阁之主轴上的建筑。而万寿山后，与大报恩延寿寺几乎接轴的地方，向北面对宫门建了一座庞大的“须弥灵境”，如今只剩基址，仍可见其规模。其右为一多宝塔，甚为工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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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圆明园，本园之部分虽无佛寺，但在后建之常春园与万寿园，均在重要的位置建有两座寺庙。这可能与建造的目的有关。此两园可能为供太后优养之所，寺庙之设立为便于宫中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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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宫廷的另一个特色是其异域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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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自然是指乾隆时代对非中国的建筑与园林的爱好而言。清代的异域色彩分两部分。一部分是边疆民族的色彩，包括清帝所陆续兴建的各式藏、蒙喇嘛庙。这个喇嘛教东移的传统，自金、元就开始了，但真正生根是在乾隆朝。喇嘛教是边疆民族的信仰，清帝原是喇嘛教的信徒，又可用其笼络各族，所以处处流露北疆民族的特色，宁是异族统治下必然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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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就是闻名世界的圆明园中的西洋庭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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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是一个高明的艺术鉴赏家，以皇帝之尊，掌握世上最大的财源，如果不建造一座西洋式园林，才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当时耶稣会的教士在宫廷中非常活跃，西洋的科学自16世纪以后，已迅速赶上我国，尤其在机械方面，突飞猛进，建立了工业革命及其后发展的基础。而我国自明末以来与西洋教士接触的结果，已逐渐受到西洋科学的影响，尤其是天文学。即使在艺术上，西洋绘画挟其逼真的写实技术，虽无法感动在野的文人画家，对于宫廷画家，却造成相当的冲击。甚至在我国特有的艺术——瓷器方面，对欧输出大量增加，已渐能掌握西洋贵族社会的口味。而西方的洛可可装饰性釉料亦进入我国，形成雍正以后粉彩瓷器的产生。康雍乾三代在艺术上追求完美精确的作风，与西洋的影响不无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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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早期的接触，未能引发中国科学的进步与艺术的转变，乃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反洋的力量造成的结果。即使是康熙、乾隆二帝，非常醉心于西洋文化，亦认为这不过是些奇技淫巧，不足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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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大概自西洋画上，看到喷水池的景致，叹为奇景，命令西洋教士如法炮制。乾隆十二年正式命令教士蒋友仁督造。蒋友仁是法国人，精通中文，又懂科技，乃集合当时外国教士、画家的力量，包括一位巴黎科学院来华采集标本的植物学家，分别办理建筑设计与庭园树木的部分。这些教士非常能干，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花了十三年的工夫，把这样一座媲美欧洲巴洛克宫殿，在风格上有过之无不及的园林，建设完成。这座园林如非为英法联军所焚，则与现存的欧洲皇室的宫殿园林比较，历史还比较悠久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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