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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西汉，文人就很欣赏室内器具上自然天成的木材纹理：“制为杖几，极丽穷美；制为枕案，文章璀璨。”（汉刘胜《文木赋》）明代文人更普遍欣赏材质的天然纹理。他们发现“花梨靡刻而文，乌不涅而黝”（明邱浚《南溟·甸赋》），花梨、乌都有天然纹理和色泽。更具体说，花梨木有香，其花有鬼面者可爱；瘿木即枝干外部隆起如瘤者，其剖面花纹旖旎可爱；虎斑木的纹理似虎斑；紫檀木上多虬曲状线纹犹如蟹爪；杉木花纹细者如雉鸡斑，粗者亦可爱（明曹昭《格古要论》）。万历间王圻、王思义的《三才图会》、高濂的《遵生八笺》、屠隆的《考槃余事》、文震亨的《长物志》等著作中都对明代的家具形制、审美以及室内陈设作了精要论述，体现了文人的审美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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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震亨的《长物志》对家具“古制”的论述尤为周详，提倡“几榻有度，器具有式，位置有定，贵其精而便，简而裁，巧而自然也”，重视使用方便，如方桌“须取极方大古朴，列坐可十数人，以供展玩书画”，“坐卧依凭，无不便适，燕衔之瑕，以之展经史，阅书画，陈鼎彝……何施不可”，“藏书橱须可容万卷，愈阔愈古”，反对雕镂繁俗，如说天然几只可“略雕云头、如意之类，不可用龙凤、花草诸俗式，近时所制狭而长者最可厌”，主张保持原木本色，不喜油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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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震亨以简约、古朴为雅，赞美“云林清，高梧古石中仅一几一榻，令人想见其风致，真令神骨俱冷，故韵士所居，入门便有一种高雅绝俗之趣”（《长物志·位置》），批评“徒取雕绘文饰，以悦俗眼，而古制荡然，令人慨叹实深”。这说明当时确也存在着“雕绘文饰”一类“以悦俗眼”的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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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质坚硬、花纹美丽的明代家具，以天然本色示人，经几百年的使用和流传，表面依然呈现出一种自然的光泽色调、沉静的肌理质感，手感柔和，俗称“喷浆”或“包浆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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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文人欣赏材质的本色之美，反映的正是庄子的美学观。古人有“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宝珠不饰，何也，质有余者不受饰也”之说。《韩非子·解老》说：“和氏之璧不饰以五彩，隋侯之珠不饰以银黄，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夫物之待饰而后行者，其质不美也。”在家具造型和风格的欣赏上，明代家具由于文人参与设计，充溢着文人气质，后世多仿效之，称明式家具。现存明代家具十分稀少，网师园藏有明代家具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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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式太师椅（环秀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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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雍正、乾隆以后制作的硬木家具，一改明代家具简明、古朴、清雅、文秀的“书卷气”，代之以豪华、富丽、繁缛的“富贵气派”，尤其注重陈设功能，因此，造型结构厚重，用料宽绰，体态丰硕，富有变化，并常采用各种精湛的工艺，加强对形体的装饰，常见通体装饰，没有空白，镶嵌多种美材，雕刻精细繁华，达到空前的富丽和辉煌，有着高度的工艺美，但不免争奇斗富之嫌。太师椅的造型最能体现清式风格的特点：座面加大，后背饱满，椅腿粗壮，整体造型像宝座一样雄伟、庄重。清代家具用材，推紫檀为第一。清廷的紫檀木家具，用料宽绰巨大，雕刻华丽，体现出雄伟、稳重、强悍的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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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崇文特点在家具上也有表现，不少家具上刻有书、画、诗、铭文。南京博物院收藏的一件明万历年间制造的黄花梨书案上，刻有“材美而坚，工朴而妍，假而为凭，逸我百年”的诗铭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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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留园明瑟楼内有四只红木藤面靠背椅子，靠背上分别刻有梅、兰、竹、菊四种图案，象征“四君子”，椅子上有仁卿所刻“香谷幽芳”、“岁寒清品”、“青霜坚挺挺，玉露壮森森”等题款。“活泼泼地”内四只藤面靠背椅子均刻有题款，分别为：“直上青云，仿六如居士法。仁卿刻”；“傍水香花种，梅报早春来。壬申夏月芸轩”；“桃花深浅处，似句深浅妆。仁卿刻”；“三径秋风。吴中仁卿刻”。饶有雅趣，使人产生意境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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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形桌凳（狮子林问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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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读园林（第二版） [:1700293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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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读园林（第二版） 六、曲水流觞千古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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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浙江会稽兰渚山下的“兰亭”，坐落在“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的“山阴道”上。整座园林以流觞亭为中心，散置着鹅池、御碑、右军祠、小兰亭等景点。流觞亭前古柳两株，荷塘一池，这便是一千六百多年前，“书圣”王羲之和当时名士孙统、孙绰、谢安、支遁等四十一人聚会雅集、流觞赋诗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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鹅池（兰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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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觞渊源于水边祓禊的原始宗教活动。西方基督教的“洗礼用水一方面象征着洗去原罪的污浊，另一方面又象征着即将开始的精神上的新生”（叶舒宪译编《神话—原型批评》）。中华自古就有在上巳节举行修禊活动的习俗。据《韩诗外传》记载：“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辰，于两水上，招魂续魄，拂除不祥。”此即修禊。应劭《风俗通义》作了比较详细的阐释：“按《周礼》，女巫掌岁时以祓除疾病。禊者，洁也，故于水上盥洁之也。巳者，祉也，邪疾已去，祈介祉（大福）也。”《后汉书·礼仪志》载：“是月上巳，官民皆絜于东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为大絜。絜者，含阳气布畅，万物讫出，始絜之矣。”曲水宴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周公旦引泗水入苑池行曲水宴，当时只是作为祓禊。《晋书·束皙传》：“武帝问三日曲水之义。皙进曰：‘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汛酒，’故《逸诗》云‘羽觞随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见金人奉水心之剑，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诸侯。’因此立为曲水。二汉相缘，皆为盛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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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水流觞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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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穆帝永和九年（353年）暮春三月三日，与羲之同好且皆以文名冠世的名士、名僧，少长咸集于兰亭曲水之畔，以觞盛酒，顺流而下，觞流到谁的面前，即赋诗一首，如作不出，便罚酒三觞。结果，王羲之等十一人各赋诗二首，另十五人各赋诗一首，作不出者便被罚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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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乘着酒兴，汇集诸人雅作，写下了千古传诵的《兰亭集序》。序文中描绘了文人大规模集会、饮酒赋诗的盛况，在“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的优美环境中，将“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作文字饮。在玄学的支配下，名士们对山水的欣赏，由“目寓”到“神游”，体会到庄子的“道通为一”，“宇宙之大”和“品类之盛”同为一体，都体现了自然之道。对自然的观察思考，怡情养性之外，还可明理与悟道，“清流激湍”、“惠风和畅”、鱼鸟相亲，达到道的最高境界，即王羲之《兰亭诗》中所说：“三春启群品，寄畅在所因。仰望碧天际，俯瞰绿水滨。寥朗无厓观，寓目理自陈。大矣造化功，万殊莫不均。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亲。”他们在游目骋怀、极视听之娱的同时，悟出了道，融山水、玄学为一炉，“信可乐也”（王羲之《兰亭集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