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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观与他的伦理观相互呼应，都是聚焦现实和强调中庸。同时，他的宇宙观支配他的政治观，特别是“潜质到现实”的变动和因果关系的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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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身处的城邦政治，是细规模、强黏合，由政治、宗教、文化融合在一起的团体生活。他把政治学看成一种实用科学，聚焦于行动（有异于以思考为主的哲学，和以生产为主的工艺）。他认为治理城邦跟修身与齐家是同一的伦理德行，就是追求幸福。但他认为治国比治家更高贵。它的伦理学聚焦于培养政治家品格（如儒家的“大人之学”）。他的政治学则聚焦于建立和实施政制（包括法律、风俗、教育、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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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政制有其因果链条。以“瓶子”为例。黏土是质料因；陶工是动力因；瓶子形状是形式因；瓶子可以载水是目的因。相似地，一国的国民（可以是个人、家庭、阶级等）和资源是质料因；宪法（不是成文法，是组织国民政治生活的原则）是形式因；统治者（包括担任公职者，特别是开国者）是动力因；一个使国民生活得更好的城邦是目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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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潜质到实现”的角度去演绎，一个城邦是一个“物”与“形”的复合体。国民与国土资源是“物”；统治者灵魂里的理想政制是“形”；建国就是“形”引发“物”的“潜质”，“物”跟随“形”的指引；最理想的城邦政制是有智慧的人民选择有智慧的统治者，按理性去塑造城邦，使国民活得更理性、更像人（因为理性是人的功能）、更美好（因为美好来自按功能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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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观察和分析历史，得出以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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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类天生是政治动物，自然地想生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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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活在一起可使个人和他的团体生活得更高贵（更理性、更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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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政治团体有多种，反映统治者和被治者的灵魂本质。（1）独裁政制反映主人与奴隶关系。这种政制主要是为主人服务，奴隶得到的好处是附带的。（2）父亲式（亚里士多德以男性为本位）和军事式政制反映男性社会。这种政制是为家长服务，目的是保卫妻儿。（3）平等公民轮流执政，相互服务。他的评语是“以共同利益为目的的政制是毫无疑问的正确和公正，为统治者服务的政制是变质和不公的，因为它是种独裁，不适用于一个由自由人组成的政治团体”。因此，共同利益是正确政制与变质政制的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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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特别关注自由人（个人利益）与公义（共同利益）的关系。他把公义分二：普世的和特殊的。（1）普世公义聚焦于法理（law），强调以法制维持共同利益和整体幸福。他认为在正确的政制底下所有国民都应该拥有私产和接受教育。但是他又主张一个城邦可以放逐未有犯事的权贵以维持国内和谐。（2）特殊公义聚焦于权力分配的公允（fair），强调同等人应有同等待遇，不同等人应有不同等待遇。他认为寡头权贵统治者误解多有财资就应该多得权力，而民主统治者则误解同是天生就应有同等权力。他们都误解了城邦的功能。城邦的功能不是寡头统治者想象的增加财富，也不是民主统治者想象的推广平等。城邦的功能（目的）是为整体人民生活得高贵。因此，特殊公义的正确理解是对城邦功能贡献越多的人应得越大的权力，也就是越能为整体人民生活得高贵做出贡献的人应有越大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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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以正确与变质去区别当代和古代的政制，得出以下分类。一人统治：正确是君王（monarchy），变质是暴君（tyranny）；数人统治：正确是英杰（aristocracy），变质是寡头（oligarchy）；众人统治：正确是群治（polity），变质是民主或乱民（democracy/mob r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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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谙现实世界的亚里士多德知道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不可能的。难有哲学家君王的人才会愿意放弃追求哲学，出来做统治者；更难有智慧的人民会诚请哲学家君王去统治他们。因此，他强调中庸，主张混合政制去包容民主、寡头和英杰统治。混合政制可以保证没有任何利益团体能够揽权，因为它把权力放在中产阶层手里，作为贫、富阶层之间的缓冲。他认为中产阶层最少结党，最容易受理性指引（rule of reason），而贫与富阶层则会流于极端，容易对其他国民做出不公义行动。因此，以中产阶层为主的政制比较安定、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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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一下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观。城邦的政治目的只有一个：整体人民高贵的政治生活。亚里士多德说：“当人达到完美，他是最好的动物。但若是离开了法理和公义，他是最劣的动物，因为有武力的不义是更危险的。”亚里士多德的政治重心在“人民”。一个城邦的政治基础是建立于人民按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身份去参与政治，使个人与众人活得更高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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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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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些时，我在《城市人》一文把“城市人”定义为“理性选择聚居去追求空间接触机会的人”；不同种类的“城市人”追求不同的空间接触机会，因此选择不同种类的聚居（人居［human settlements］）。“规划者”（包括所有参与城市规划、设计、决策、实施者）的职能是匹配不同“城市人”与不同人居。我引用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论”来解释城市（人居）。“城市人”是其质料因（但也有其他的质料因，如经济资源和物理条件）；规划者是动力因；“城市人”与相应人居的匹配是形式因；“城市人”拿取最优化空间接触机会是目的因。我想以这个构思为例子去探讨亚里士多德的“变”对城市规划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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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人”是城市的质料因。我们怎样去认识这材料。他可以是男、女、老、幼，或贫、富、贵、贱，或善、恶、美、丑。但这些属性都不是“城市人”所独有。用亚里士多德的术语，这些都是偶有属性。我们更需要知道的是他的基本属性，也就是他的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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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体分析可以巨细无遗，也可以蜻蜓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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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亚里士多德从个体出发，按它们的共性组出“种”，再按不同的“种”的共性组出“类”，是一套从下到上、从个别到种与类的归纳。人的“个体——种——类”系统多极了，可以是以人的经济共性归纳出来的“经济人”系统、社会共性得出的“社会人”系统、政治共性得出的“政治人”系统，等等。规划关注的是“城市人”系统。这帮助我们稳定我们的分析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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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体是以本质（共性）定义的，就是“基本属性”（其实就是“形”）。每一个“城市人”的基本属性是“理性选择聚居去追求空间接触机会”。这是“城市人”的最普世性共性，贯彻整个“城市人”的“个体——种——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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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城市人”的“个体——种——类”系统的层次可以包括“邻里人”“街区人”“城区人”“城市人”“都会人”，等等。规划分析可以按此层次。例如，“邻里人”的本质是“理性选择聚居于邻里去追求邻里空间接触机会”，“街区人”的本质是“理性选择聚居于街区去追求街区空间接触机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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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体还有偶有属性。“邻里人”理性选择聚居于邻里去追求邻里空间接触机会。这个追求行动带出若干的偶有属性，可以按亚里士多德的“范畴”去组织。例如，他的量是几百人；他的质是经济能力和社会地位相若；他的活动地点是在邻里；他的活动时间是早与晚；他的活动姿态是步行。相对地，“街区人”的偶有属性就不同。他的量是几千人，甚至几万人；他的质是经济能力与社会地位的分别比较显著；他的活动地点是在街上，他的活动时间是在白天；他的活动姿态包括步行与乘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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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得出一个鲜明的分析构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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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的共性是理性，但人的理性可显露在很多方面。显露在经济行为上就是“经济人”，显露在社会行为上就是“社会人”，显露在聚居行为上就是“城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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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城市人”理性选择聚居去追求空间接触机会，是人居成形的质料因。这是城市规划的分析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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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城市人”有其“个体——种——类”系统：“个人”“邻里人”“街区人”“城区人”“城市人”“都会人”等。每个层次的“城市人”追求不同的空间接触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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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同层次的“城市人”有不同的偶有属性，如数量、质量、活动地点、活动时间、活动姿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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