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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离不开知真（明白城市的目的）和行善（按城市的目的去规划）。这有点像古雅典城的规划（广义的规划）。古希腊戏剧与政治的关系是密切的。看戏不是娱乐，而是公民必须参加的一种宗教仪式。演戏的费用是由国家负担，看戏也不用买票。古希腊戏剧的辉煌成就和古希腊的公民精神都与此有关。剧作家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前525—前456）在《怒鬼》[8]一剧借雅典娜女神之名演绎了法治的公正与慈悲，也可以说是法治的中庸，得到了雅典人的共鸣。公元前5世纪以后直到雅典灭亡，每年都在雅典娜女神庙前广场上演，并以剧中供奉“怒神”为雅典城保护神的全民大游行为高潮。这就是有名的“泛雅典游行”（Panathenaic Procession）。每四年更是大大铺张。游行和游行的路线与雅典城的发展有密切关系。这条路既是雅典城工商业和政治活动的主街，也是雅典人民从小就向往的每年游行盛会必经之路。这游行深入雅典人的集体意识。最后一幕，演员与观众共同“演出”，由山上雅典娜女神庙出发，沿“泛雅典大道”（Panathenaic Way）下城。这游行的目的并不只是制造热闹场面，更是提供一个公民参与的机会。公民既是观众也是演员，既渲染了场面，也被场面所感染。游行路线经过的都是雅典人每天走的路，有神庙，商店，市集，广场，民居，衙门，等等。在这每一年度的多姿多彩的游行里，官能和灵性的感受深深地嵌在每一个人心里。久之就成了“集体意识”（collective consciousness），是雅典城发展的指导。地产商、开发商、建筑师们都是集体意识的创造者和受造者。沿途每一幢建筑、每一处景点、每一个视野都是游行路线的标点符号：有感叹号、有句号、有引号，或长句、或诗歌、或叙事，各显风骚，但都是相互补充，是大我中的小我，是个体，又是整体。知义（理性德行）、行义（伦理德行）缔造古雅典民主政治之美，也是古雅典城规划设计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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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太丰富了，“变”是他的理论精华所在。他从实际出发，观察入微、立论严谨，但最动人的地方是他对人性的乐观和慷慨。“以人为本”的规划也应如是。大智、大恶的人都是极少数，大多数人都属“有自制者”或“缺自制者”，既有理性但又受感情支配，想做好人但又经常犯错误。我们需要别人以中庸待我才可以自我保存，也应以中庸待人才可以与人共存。人生是个“成形”的过程，城市也如是。“以人为本”“良好习惯”和“美好灵魂”是很不错的规划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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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hird Man Argument，柏拉图没有用“白天”的例。他用“人”为例，后人以此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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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究竟亚里士多德把“范畴”看作理念还是实在，至今仍充满争议。大多数人认为是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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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Only a human in actuality produces a human from what is a human in potenti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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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这原则对城市规划会有很大的启发，见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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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天体运转的轨迹是圆，而圆是无始、无终、无尽，因此是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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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亚里士多德认为凡生物都有灵魂，但等级不同。植物只有生魂，掌生长与生殖功能；动物除生魂外还有动魂和感魂，掌移动和官能；人的灵魂更有理性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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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这点他跟老师柏拉图有很大分别；柏拉图认为理性战胜一切，求知是难事，但一旦通晓，人会完全接受理性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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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uminides，又称《欧墨尼得斯》，公元前4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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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概念与新环境：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4 阿奎那的“普世价值”Aquina’s “Universal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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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开发纠纷一般涉及两种利益：土地开发者和被土地开发影响其安居者（包括居住和工、商、企的运作）。对此，“博弈派”规划范式是以效率为重，“请命派”规划范式是以公平为重。但是，无论哪一派，都是从政治层面去看规划，也就是从“权力”的角度去看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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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码是二十年前的事了。我忘了是建设部还是中规院，那年在福州办了一个住房政策的研讨班，由我组织外国专家来讲。我请了两个美国人，其中一人给我的印象深刻。当时中国还在起步初期，没有能力高薪礼聘，我用的是联合国发展项目的援助，钱少得可怜。当时，他是这样说的：“去中国是亏本的买卖。”后来，他把这次研讨写成文章，建立起他中国问题专家的地位，现更是在美国一个科研机关任高职。这是很典型的互利，无可厚非。但也隐约显示出西方人自视高人一等的心理。开班的第二天，配给他做翻译的女孩子找我，说此人对她不尊重，言语间带有调戏的意味，要求马上调职。研讨班结束，两个美国人经香港返美，我也往香港探视，一起吃茶，这个人突然问：“你相信不相信有普世价值？你同意不同意言论自由、法治、人权是普世价值？”言下之意，是我不能不相信，不能不同意。当时，我的心里实在是有点不平衡。一方面，我对他的自大和对中国女性的不尊重实在反感；另一方面，我对他在研讨班推销的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实在不认同，加上我对普世价值未曾真正地想过，就毫不考虑地回答：“不相信，也不同意。”现在想起这鲁莽的答案来，有点汗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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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是从文化的角度看他的问题，并抱“文化是相对”的心态。但是，我是以此人作为西方文化的代表，因此对西方文化有带偏见的反感；我以自己作中国文化的代言，所以对中国文化有直觉的坚持。其实，这是不科学和不公平的，因为我的答案是出自无知和偏见。多年来的观察和思考，才知道“不相信”是答错了，“不同意”却是答得对。因为我混淆了原则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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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价值的关键在“普世”（universal），是西方人权的基础，它本身的基础是“自然之法”（natural law）。这要从古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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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主流思想是天赋人权出于自然之法。一般的解释是自然之法是内在的（immanent），只可以被发掘、被发现，不可能被创造，但它可以随着人类处理人与人之间的事情而呈现（emerge）出来。自然之法既是自然，当然也是普世。古典的演绎是，自然之法乃人类（个人与众人）道德行为必须遵守的法规。它的基本假设是道德乃人性特征，通过理性观察与分析，人类在社会中的行为可发现道德原则。自然之法相对于人为之法（positive law，政治团体、社会、国家之法），是评价和批评人为之法的标准。为此，自然之法与自然公义（natural justice）和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s）往往被视为同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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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of the Citizen）和美国的《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和宪法都引用自然之法和自然权利。《独立宣言》是这样写的：“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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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古代，柏拉图的“有秩序的宇宙”已含有自然之法的意味。在这秩序里，最终的“形”是“善”。宇宙万物生于它；人生目的是要知它、仿它。亚里士多德更强调“自然”与“法”之别。前者是四海而准、人人皆同，后者是因时、地而异。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他都有自然公义和自然权利的理念[1]，有人称他为“自然之法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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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的斯多葛派（Stoics，克制派或寡欲派）已提出“大自然的基本之法”（basic law of nature）的理念。他们的大自然是相对于“神定”（指希腊的众神，含有任意和武断的意味）和“人立”（指希腊的城邦政体，含有功利和权谋的意味）。他们认为宇宙是有秩序的，而这些秩序是有理性、有目的和永恒的，人类行为的道德性应以这些秩序来衡量。罗马共和时代，斯多葛派再把自然之法的理念延伸去包括所有人，不分彼此、不分厚薄都应取得公道（justice）的“权利”（ius，英语是right）。这就是“自然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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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塞罗[2]把斯多葛派学说“罗马化”和“帝国化”，从独立小城邦的背景和文化转移到庞然大帝国的背景和文化。西塞罗认为自然之法（来自宇宙的秩序）指令我们要为社会的整体利益做贡献。因此，在自然之法的指引下，人为之法的目的应该是保证人身安全、保持国家完整、提供国民安乐和幸福的人生。否则，不配称为“法”，因为“法”的定义中包含着要选择公义和真理的理念和原则。因此，“法”是应该抑恶扬善的。所谓“善”（德行）就是关心自己的幸福，并通过互惠去与别人相处得融洽。西塞罗的“整体利益”和“个人责任”理念反映了也配合了“泱泱大国”的情怀。在18—19世纪的大英帝国，西塞罗之名盛极。美国开国的几任总统（特别是杰斐逊）对他近乎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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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黄金时代（1—2世纪），斯多葛学派流行。自然公义的理念随着帝国的扩张逐渐成为一种放诸四海而皆准的自然之法的理念。这理念被用来支撑法律的约束性和强制性。在这理念下，每个人都拥有一些来自法律，经法律指定，人人一样的权利。这些权利往往含有“神的判决”（divine judgment）的意味。这是西方最早按自然之法衍生出的人权理念。同时，斯多葛派坚持自然之法是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理性去认识的，但由于大多数人重情欲、轻理性，因此他们既不快乐，又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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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罗马衰亡，欧洲基督化之后，人权与自然之法的理念隐藏近千年。那时的西方文明以神为中心。在以“家庭”为蓝本的社会与经济制度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互给、互换（reciprocal），没有独立个人的理念，更没有以个人自由为中心的人权。十字军东征与希腊古籍重现使西方人反思。欧洲从中古开始踏上现代。此时，出现一个大思想家——圣托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1225—1274），有人称他为“现代的第一人，中古的最后一人”。他对西方文明的影响极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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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奎那出生于意大利南部贵族家庭。他不是长男，不能继承父业。按当时风气，就是出家。他叔父是天主教会最古老和高贵的本笃修会（Benedictines，创立于529年）总部——蒙特·卡西诺修道院（Monte Cassino）的主持。他的母亲很希望阿奎那加入这修会。他5岁进修道院，但几年后，因战乱家人把他送到那不勒斯。在那里，他认识了刚成立几年的多明我修会[3]的教士，对他们的学问修养和求知态度景仰得不得了，决定加入。那时他19岁，家里人（特别是母亲）很不愿意。认为阿奎那不进入与家庭有密切关系和在社会有高贵地位的本笃会，反而去参加刚冒出来的新派多明我修会是很丢脸的事。阿奎那决定离家出走，但路上被兄弟们追上，捉回家，并严密监管在家里，不得外出。当时，连教皇也被牵入，但他不愿干预。阿奎那留在家里，做姊妹们的导师，但仍与多明我会士保持通信。母亲甚至招来两个妓女去引诱他，但被他用火棒赶走。这样过了两年，家里终于没有办法，就使他假装爬窗偷走去出家，为家人保留一点面子。阿奎那的别号叫“笨牛子”（Dumb Ox），主要是因他体胖寡言，但他的坚持也确是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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