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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尤其是伦理学，在中古欧洲消沉（甚至可以说湮没）近千年，终于在此时被阿奎那重新发掘了。十字军和商人从阿拉伯把亚里士多德（和其他希腊先哲）的真迹，以及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学者对这些经典的演绎和评估带回欧洲，冲击欧洲人的宇宙观和人生观。阿奎那对亚里士多德的研究不可说是后无来者，但肯定是前无古人。他重新引入亚里士多德的自然之法理念。这里，自然之法是相对于人为之法、传统和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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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公义是种政治理念。他认为，最好的政治团体（政制）会有公道的分配和赏罚。因此，公道的分配和赏罚（自然公义）就是政治上的自然之法。亚里士多德的名句“人天生是政治动物”。他认为人类结邦不是为了安全或富裕，而是希望活得更高贵（noble）。因此，城邦的政治目的只有一个：整体人民高贵的政治生活。他说：“当人达到完美，他是最好的动物。但若是离开了法理（law）与公义（justice），他是最劣的动物。因为有武力的不义是更危险的。”因此，高贵的政治生活的基础是法理与公义，也就是“行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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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奎那的兴趣在政治理性，也就是亚里士多德的“行义”中的“义”是什么。阿奎那的“义”来自“法”，有点中国的“道”的意味。这个“义”的理念是现代西方人权的理论基础。阿奎那提出四种“法”，也可以说是四种理性、四种义、四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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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永恒之法（eternal law，也可译为永恒之道）就是神的意旨，支配所有的受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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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然之法（natural law，也可译为自然之道）是永恒之法里面有关人类的部分，由人类通过理性发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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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为之法（positive law）是自然之法里面，可以通过人类政体施诸人类社会的。这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法律、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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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神圣之法（divine law）是神通过《圣经》给人类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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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奎那的巨著《神学大全》是中世纪西方的治学范式。全书分两部，讨论的题目超过600个，自然之法是第二部第二卷的第94题，分6条。《神学大全》是经院派（Schoolmen，13—15世纪欧洲的主流思想）的典型。每个题目的处理方式都是一致的。先是表明题目，然后是列出各经典中对题目的论述，继是论述作者的见解，最后是回应先头列出的经典论述。这里只节录和意译阿奎那的主要见解。他对经典论述的回应也是非常精彩的，但篇幅所限，只好略过。还有，阿奎那的思路源自亚里士多德，包括很多术语，在下面会注明，并请参考前文《亚里士多德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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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自然之法是否习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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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有两种意义。一、在“本质”上，自然之法属理性，因此不是习惯。二、习惯可以是指我们惯性做的某东西（某习惯），正如信仰可以是指我们所信的某东西（某信条）。自然之法的法规（precepts）有时要经理性思考，有时是种理性习惯。在这样的演绎下，自然之法也可称为习惯。[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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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自然之法有多少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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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明（self-evident）之理有两类：1.本身自明（in itself）；2.人类自明（in relation to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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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本身自明的命题（proposition）里。其谓项（predicate）会被其主项（subject）包纳。[5]当然，如果我们不懂主项的定义，那就看不出命题的自明之理。举个例子，作为命题，“人是个理性的存在体”是自明之理，因为当我们说“人”的时候我们也在说“理性存在体”；但如果我们不知“人”是什么，这个命题就不是自明之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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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自明的公理或命题是普世性的，它们的主项、谓项都是人所共知的，例如“每个整体大于它的构成部分”“与同一个东西相同的东西互同”。但有些自明之理是要有智慧的人才能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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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性的自明之理也有等次的。最先的是“存在”。要理解宇宙任何事物必须先有这个理念。这个理念产生第一个不可论证的原则：“同一个东西不可能同时被肯定和否定。”这原则是所有论证原则的基础。正如“存在”是第一个经由纯理性领会的东西；“好”（也可以作为“善”或“吉”）是第一个经由实践理性，也就是有关行动的理性，领会的东西，因为每一个“有自主权的行动者”（agent）都是以“好”作为它行动的目的，也就是“万物求好”。因此，自然之法的第一条法规就是，“做好、求好、避恶”（good is to be done and pursued，and evil is to be avo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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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是我们向往的东西，恶则反是。因此，凡人的本性所倾向的，而他的理性自然地领会是好的东西就是他追求的对象；相反的就是恶，是躲避的对象。本性倾向的强弱（普世性的强弱）次序就是自然法规的先后次序。排首位的是人与万物共有的自然倾向。所有万物都想保存己身的存在和维持己身的本质，基于这理由，任何用以保存人命和避开对人命障碍的手段属自然之法（这里，自然之法有“天道”的意思）。第二是人与其他动物共有的自然倾向。由此倾向而来的东西也属自然之法，例如交媾、教育子女。第三，人有理性，理性使他倾向合适他本质的好东西，因此，人有追求真理和与人共存（live in society）的倾向。由这些倾向而来的东西也属自然之法，例如舍弃愚昧，避免开罪共同生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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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自然法规都是从第一法规引申出来的，因此我们可以说自然之法只有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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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自然之法是否包括所有德行（acts of virt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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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之法包括人的本性所倾向的所有东西。因此，从倾向来说，自然之法包括所有德行（德性行动）。但也有某些德行不是人性当初的倾向，是经过理性的探索才发现有利于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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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自然之法是否人人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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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之法包括人的自然倾向，此中包括人是自然地倾向按理性来行动。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不同。理论理性是有关“必然”（necessary）的东西，得出的结论是普世原则、不会错的真理。实践理性是有关“具体”（contingent）的东西，也就是有关人类的行动，也有其必然的一般性原则，但越是具体的细节，这些原则的运作越会遇到瑕疵（defects）。因此，有关理论性的东西，真理是人人皆同，包括原则和结论；原则的真理人人皆知，是种常理（common notions），但结论的真理就不是人人皆知了。有关行动性的东西，真理或正确的实践（practical rectitude），只适用于一般性的原则，不能用于细节，就算在细节上有相同的正确实践，各人的所知也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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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作为一套一般性的原则，人人对自然之法的认识和正确实践是相同的。至于由原则引申出来的细节，在大部分情况下，人人的认识和正确实践也是一致的，但在某些少数情况下就不一致。正确实践会受障碍，就如大自然的生生灭灭会因为遇到障碍而不能实现；认识会被扭曲，因为人的理性可以被情欲、恶习或劣性扭曲。偷窃有违自然之法，但恺撒大帝说从前的日耳曼族人就不把偷窃当成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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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自然之法可否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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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有两种。第一，加。这种更改不妨碍自然之法。“神圣之法”和“人为之法”把很多有益人生的东西加在自然之法之上。第二，减，也就是终止某些自然法规。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之法的一般性原则是绝对不改的。而且，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次要的原则，也就是由一般性原则引申出的、细节的、大约的结论也是不改的。但在特殊和极少的情况下，某些特别原因使遵行自然法规遇到极大障碍。那时，自然法规可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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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自然之法能否从人心中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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