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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宗教的“爱你的邻人如同爱你自己”“待人如同你想人家如何待你”[8]，犹太教（特别是1世纪初的希勒尔的教训）和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早就肯定了与人共存的本身价值。非但如此，这些先哲们更把与人共存跟自我保存连上。怎样“待人”？“如同你想人家如何待你”。什么东西“勿施于人”？“己所不欲”的东西。这就是说，待人犹如待己，无论是施于人或勿施于人。“待己”就成了“待人”的标准。当然，待人如待己是实践于具体的人与己的关系上，如父子、朋友、夫妻、官民。在每种关系中的待人如待己都要对称、适度、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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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更把这标准的制定“科学化”。他提出绝对原则（categorical imperative）的理论。这些原则有其内在价值和自身价值（也就是不是来自经验或功利），无分人、事、时、空，必须遵守。道德是种“责任”，与个人喜恶、情绪无关，与任何目的无关。道德与否决定于行动那一刻的动机，与后果无关。这些绝对原则的基础是“普世法规”（universal law）：我们要永远按着一个你能够自己遵守，也同时希望全人类（普世）都遵守的守则去做事。康德的演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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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守则”（maxim）是行动的理由，包括行动及行动背后的动机。例如，“我要说谎去得利”是个守则。此中，“说谎”是行动，“得利”是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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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假想一个世界。在这世界里，全人类，包括自己，都按着守则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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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思考在这假想的世界中，这做法有没有产生矛盾和不理性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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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果有，这守则就不能用于现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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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如果没有，这守则就可以接受，甚至必须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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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土地开发上，对称的、适度的待人如待己可以是这样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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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发者以假想自己安居（自我保存，待己）的起码要求作为不影响别人安居（与人共存，待人）的标准。开发者可以想象自己是被影响者，身处于被影响者的土地上，然后考虑自己可以承受的最大空气污染、噪音骚扰、交通堵塞、日照遮挡、购物不便，等等。这些开发者假想自己安居的底线也应该是让别人安居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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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被影响者以假想自己开发土地（自我保存，待己）的起码追求作为让别人开发土地（与人共存，待人）的标准。被影响者可以想象自己是开发者，处身于开发者的土地上，然后考虑自己会发展哪些用途，盖多大的建筑，等等（也当然包括总体规划的指引）。这些被影响者假想自己开发土地的底线也应该是让别人开发的标准。在实际上，想象开发比想象安居难。这里，规划工作者可以用模拟去描绘不同的开发方案从而帮助“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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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普世价值原则指引下，不同的人仍可以有不同的“待己”标准。这是由原则过渡到行为必然遇到的现象。普世价值规划范式聚焦于克服因人、事、时、空之别而产生的心魔、眼障，通过换位思考去将心比心、把人家的处境当自己的处境，去尽量把规划行为拉近普世价值原则。当然这也只可以是“尽量”而已。这些“起码要求”“起码追求”是“底线”。开发商追求的开发（开发上限）会高于被影响者想象的起码开发（开发底线）；被影响者要求的安居（安居上限）会高于开发者想象的起码安居（安居底线）。为此，开发者与被影响者之间的博弈仍是不能免的，为民请命之声仍是不会止的。但是，在普世价值规划范式之下，博弈与请命会有了合情、合理的底线去制约巧取豪夺的开发追求和漫天索价的安居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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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世价值规划范式下，土地开发的效率（地尽其用）和公平（人人安居）非但不可分割，而且是兼得的，逻辑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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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普世价值原则是自我保存和与人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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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普世价值规划范式的逻辑是“经共存去保证自存，以自存（待己）作共存（待人）标准”。两者分开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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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经共存保证的自存：其上限是充分发挥自己（亚里士多德），下限是不被侵犯（霍布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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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充分发挥自己就是开发者地尽其用（效率）；不被侵犯就是被影响者人人安居（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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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以自存（待己）作共存（待人）标准：“爱人如己”（基督精神），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犹太教、儒家精神），是待人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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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爱人如己”就是“己之所欲，必施于人”，而“己之所欲”就是地尽其用，所以“爱人如己”就是被影响者让开发者地尽其用（效率）；“己所不欲”就是不想被人侵犯，“勿施于人”就是不侵犯人，所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开发者让被影响者安居（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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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理性与人情来分析，“经共存保证的自存”同时产生效率与公平；“以自存作共存的标准”同时兼顾效率与公平。普世价值规划范式面临的挑战是在制定城市用地方案和审核具体开发项目时鉴认出效率与公平的实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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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己安居的要求来保证别人安居，以自己对开发的追求去容忍别人追求开发，可以科学地、系统地、正规地去找出和制定。在实际运作上可以有以下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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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发者要“证明”开发项目不影响别人安居，包括提出论证、先例以及补救办法。这是要开发者从以己待人去考虑被影响者，也就是定下安居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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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反对者要“证明”开发项目超出了合理的土地使用，包括提出论证、先例及其他供选方案。这是要反对者从以己待人去考虑开发者，也就是定下开发底线。这跟现今一般的土地开发纠纷处理有基本分别。现今，反对者是反对，甚至不提理由。因此，反对的“成本”很低。这其实是个很不对称的现象。开发者申报项目的投入很大（从买地到设计到申报），而反对者基本不需要成本，纠纷越拖长，投入的差距越大。反对者往往利用这个不对称去“勒索”开发者。还有，很多反对者是代表某种特殊利益，而并不是直接的、切身的被影响者。他们反对的真正理由往往跟开发项目的规划无关。他们可能是反对任何开发（如环保、生态团体，特别是跨国性的团体），或是商业竞争，甚至是私人恩怨。要反对者“证明”反对有理并提出供选方案就是把反对的成本明确化，并澄清反对者的可信度和认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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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规划工作者扮演两个角色：演绎整体利益去维持利益博弈的公允；协助弱小去中和为民请命的偏激。整体是包括所有人（开发者、受影响者）、所有利益（经济、社会、文化）、所有时刻（现在、未来）。现代人倾向个人利益、经济利益、眼前利益。他们对别人的开发与安居底线跟他们对自己的开发与安居上限会有一定的差距，须要用整体利益去协调、仲裁。因此，整体利益的考虑要慎重、不偏。这重任要由规划工作者承担。用亚里士多德的说法，这需要规划工作者有良好习惯（向善心）、理论智慧（明是非）、技能专长（懂规划）、实践智慧（知适度）。整体利益的关键在适度：适度地分配不同人的利益、不同层面的利益、不同时刻的利益。规划工作者的良好习惯使他直觉地倾向正确目的（倾向适度），理论智慧助他结合直觉认知和科学认知（认识适度），技能专长助他落实于规划层面（认识在规划层面上适度的意义），实践智慧助他选择合适的行动（实践在规划层面上的适度）。[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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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工作者还要协助弱势的受影响者去鉴认和表达他们将受的影响。这不是请命派的“锄强扶弱”。在普世价值规划范式下，如果弱势的受影响者不能有效地参与，土地开发纠纷的处理就不能落实自我保存和与人共存的有机性互补、互惠，将来一定产生严重问题（例如因为没有慎重考虑开发项目对下游贫困区的排水导致人命和财产损失，并引发社会和政治动荡）。因此，扶弱不是为了锄强，而是因为自我保存和与人共存同是普世价值，漏了谁都一定会有后患。普世价值是不能分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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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世价值范式下的规划还负上教育和辅导的责任：演绎自我保存和与人共存在土地开发上的意义；展示这些原则如何体现于开发项目的具体和细节上；帮助行政和立法决策者去体会与人共存和自我保存的有机性互动。规划的工作是整合各方的意见，提供具体的备选方案，然后协助和引导决定者的想象力去帮助他们作出最合理、合法，也就是最适度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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