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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价值既是普世，也就应该容纳得博弈和请命，并被它们接纳。规划工作的挑战是如何把规划从政治的牛角尖中引出来。当然，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普世价值范式也不会立刻见功效。但我相信，在实际工作中探讨与人共存和自我保存之间的互助、互惠是个好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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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价值范式的最基础假设是，如果我们对自己老实，就自然会对别人宽容，因为老实使我们知道与人共存才是自我保存的可靠保证，我们就自然会以自我保存的需要作为与人共存的标准。其实，对自己老实就是普世价值规划范式的真正道德意义和理性诠释。对规划工作者的挑战是你敢不敢道德（尊重普世价值），选不选理性（在具体和细节中演绎普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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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共存是自我保存的保证，自我保存是与人共存的标准，不能分割，合二为一。与人共存怎样保证自我保存？要与人共存就得顾及别人，不然就不是共存。顾及别人的什么？顾及别人的自我保存。别人的自我保存是怎样子的？别人才知，但你还是要决定自己怎样去待人。你唯一可靠的参照是你自己的自我保存标准，也就是如果你身处别人的情境下，你会怎样去自我保存。这是有效率的做法，因为你对自己最认识；这也是公平的做法，因为以己度人是最不偏私的行为，也最容易被别人接受。因此，你必须按自己的自我保存标准去让别人也得到自我保存。那么，别人与你就可以共存。只有在这样的共存底下，你和别人的自我保存才得到，也必得到保证。可以说，必须人人按其自我保存标准去让别人生存才可以保证每个人的自我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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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保存跟与人共存不是两极，是一元，是更高、更稳的自存和共存。个人与众人不对立，两者统一在每个人和所有人都追求的普世价值之内。公平与效率不矛盾，两者交会在“适度”。适度的公平才有最高效率；适度的效率才有最大公平。道理很简单。首先，与人共存才是自我保存的最佳保证，自我保存能发挥自己的最高效率，因此，“适度公平”就是让别人也可以发挥他的最高效率，因此，人人以“适度公平”去待人的结果是整体的最高效率。其次，自我保存乃与人共存的最佳标准。追求最高效率包藏很多主观和客观因素，因人、事、时、空而异。但在具体情况下人人可以有其自觉的、理性的最高效率，也就是他的“适度效率”。待人如待己就是接受别人的追求不低于自己的“适度效率”，这是对人公平；但又同时要求别人的追求不高于自己的“适度效率”，这是对己公平。因此人人以“适度效率”去待人的结果是整体的最大公平。非但如此，“适度公平”与“适度效率”同时也是人情与理性的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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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价值出自自然之法，是自然不过的事。自然之法就是天道，违背天道必不能长久，规划也如是。现今的博弈派和请命派视规划为“相争”，而不是自我保存和与人共存的“共生”。普世价值原则应该是城市规划行为的道德基础。对普世价值原则的认识是城市规划工作的理性基础。在这基础上可以开拓和规范规划的理论和实践。有人会说这太理想。普世价值不是太理想，甚至不是理想，是事实，是经验与直觉的互相印证。哪个人不追求自我保存和与人共存？当然，在具体行为上，现实的人、事、时、空会使每个人对自我保存有等次、轻重之分，对与人共存有远近、亲疏之别。但是在每一个社会关系之中，自我保存和与人共存是绝对对称的。因此，规划行为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仍需要，和可以用普世原则去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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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价值原则肯定有，是自我保存及与人共存。越是合乎这原则的行为越是普世，也就是越能跨越时、空、人、事。普世价值规划范式的最佳演绎是把与人共存看作自我保存的保证，把自我保存用作为与人共存的标准。越是合乎这范式的规划行为越能平衡公平与效率，越能带来在经济上、社会上、生态上的可持续及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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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的问题是意识形态导致的眼障心魔蒙蔽了我们对这个人性事实的认识。不认识、不尊重事实就会盲目行事，必有后患。现今的主流规划理论过度强调多元，聚焦于分歧，不知道或不愿意接受普世的人性向往，把自我保存和与人共存视为独立和对立的意识。普世价值规划范式就是把这个人性的真相、自然的法则，展示于我们的眼前。当然，接受真相和以真相作为行为的指导仍是个理想。但唯有理想才可以给人方向。如果要我选择规划的方向，我会把普世价值的追求放在博弈、请命之上。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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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亚里士多德的公义主要是种政治讨论，聚焦在一个城邦的理想法制和权利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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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西塞罗（Cicero，前106—前43），政治家、哲学家，恺撒死后力图恢复共同政体，被安东尼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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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多明我修会（Dominicans），创立于1216年，与1209年创立的方济各修会（Franciscans）都是针对时弊而开创的宗教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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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理论推理（speculative reasoning）中，我们会习惯性地持有一些不可论证的原则（indemonstrable principles）。这些原则本身不是一种习惯；但我们“习惯地”拥有这些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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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见作者在《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有关亚里士多德“三段论”逻辑的讨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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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的自然之法讨论列举不同古今哲人提到的普世价值原则。唯有自我保存和与人共存是人人都提及的（另外一个原则是“追求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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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理性就是亚里士多德强调的“中庸”，也就是“适度”，相对于“过度”；亚里士多德的启示是人类选择与人共存是因为他相信与人共存保证他可以发挥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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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马可福音，这里“爱人如己”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爱己”，包括“自爱”“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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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参考上篇《亚里士多德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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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概念与新环境：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5 古雅典的“民主”Ancient Athenian “Democ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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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资本主义是附生在自由主义身上的，它成功地创立了一套自由为本、民主为用的自由民主政制，化解了一切资本掠夺带来的问题。它对政治精英的分化，更是消解了社会不公带来的不满。城市规划的焦点是空间，产生的纠纷大部分是“当地事”，涉及的利益大部分是“当地人”，透明、公开的态度与体制有助于建立真正的基层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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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谈民主一定举起祖宗雅典。且看雅典民主是怎样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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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民主起源可追溯到梭伦（Solon，前638—前559）。在他之前，雅典的政治由贵族们组成的司法院（Areopagus）每年委任九名执政官（Archon）运作。梭伦是诗人政治家，擅于排难解纷。由于他成功、和平与公正地调解了各家族间、各地域间的分歧，各方授予他临时性的全权统治。他利用这机会定下法则去矫正当时的政治、经济与道德颓风，主要是扩大人民参政（通过降低参政者的财产资格），特别是在委任官员和审核政绩的事情上。但对雅典民主制度成形影响最大的是克里斯提尼。他出身贵族。公元前508年，暴君当政，克里斯提尼发动群众推翻暴君，答应功成之日，与民众共享治权，称民众为伙伴（Companion）。他被当权者放逐，但民众逼宫，驱逐当权者，迎立他为统治者。他重组政制。首先把雅典四大家族解散，以消除暴君寡头政制重现。然后，按人口分布，把雅典与邻近地区分成10个族，全民议事，并建立公职抽签制度。当时没有民主之名，只称“政治权利平等”。今人一般称克里斯提尼为“民主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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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322年被马其顿征服为止的两百年期间，雅典的民主制度与帝国功业确是盛极。民主二字来自希腊文“人民”（demos）与“统治”（kratein），也就是人民是政治主人之意。在体制上，雅典民主设有公民大会（Assembly）、国务院（Council）、法院（Court）。公民大会是全民直接参与（约30000人），负责颁布法令、制定法律、委任高官、审讯罪犯。国务院由全民轮流当值，负责行政，特别是监督和协调各政府部门。法院则处理民事与政事，由德高望重的公民参与。多年演变后，法院权力上升，可以复议和否决公民大会的决议。雅典民主的特色是全民参与、敌对式互辩、绝对的民主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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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民主的动力完全在民：人民是自己的主人，不单是议事、表决，更重要的，动议、提案都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雅典人民参政是很积极的[1]，但正因如此，谁都可以发动或被涉及政治风波。所以雅典文明是政治气息非常浓厚的古文明。难怪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这既是他的理想，也是当时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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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的治理和行政官员绝大部分是抽签出来的，但都要自愿（自己提名）。雅典人认为抽签最民主，因为竞选会有利于有钱的、有名的和有口才的。这会污染政治和腐化权力。抽签最平等，并保证所有公民都可以参与行政工作，给予他们实际的民主经验（如亚里士多德说的“轮流地治理和被治理”）。当然，这个制度的结果是大部分工作都是由没有经验或专才的人去做。但雅典人认为参与政治活动重于行政效率。他们很看不起“专家”，相信参与行政工作会直接提升政治能力。但是，为保证一定效率，每一个行政管理部门都是由一个十人组成的委员会主理，理由是十人中总会有人有经验或才干。委任的职位只占所有公职的十分之一左右，如特别有才能的高级将领。每个公民都要参加行政工作，就是做官员；每个官员都是人民的代理，也就是做公仆。他们是人民的代理，不是代表。雅典民主没有人民代表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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