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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里斯特聚焦于信息操纵去营造参与，提出五点：（1）信息是权力泉源；（2）聪明的规划工作者可以预测某些“误导的信息”，并提出适当对策；（3）规划工作者要对抗这些影响公民信念、承诺、信任和对事情有正确看法的“误导的信息”；（4）但规划工作者有时也会制造“误导的信息”，因为要做出敏感的、道德的判断时就不能坚持形式上的原则（第43页）；（5）要对抗“误导的信息”，进步规划工作者（progressive planner）要培养一个消息灵通和民主化的规划程序。进步规划工作者相信通过政治分析可以提供正确信息和改正误导信息，借此提高公民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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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曼和福里斯特可说是规划理论的代表人物，但他们毫无疑问地站在公民社会运动的前沿，但也暴露了公民社会运动的暗面与负面以及公民社会运动组织者的意识形态与手法——采取“进步”或“创新”的姿态，以批判现今社会的不公去撩动某些人的不满，以民主口号去发动这些人参与政治，通过操纵信息（包括误导信息）和阳奉阴违去占领政治地盘，进而改革政治结构去获取政治权力，最终目的是重建社会。当然，组织者会对他的“民”（政治本钱）应允功成之日就会出现一个如弗里德曼形容的“解放性的社会”和“美满的果实”。说穿了，就是民主为手段，个人或小群体自由为目的。在这样的演绎下，公民社会与一般利益团体没有分别，不同者是它的利益戴上了道德的高贵光环，它的组织者举起为民请命的光荣旗帜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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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式的自由民主是自由为本、民主为用。自由主义者当然鼓吹自由，但为什么要利用民主，为什么能够成功地利用民主？现代西方文明所指的自由是很个人的事[7]——我想要的自由跟你想要的自由会不同。那么，我怎能发动你去为我争取我的自由？除非我把自由抽象化、理论化、主义化。我想制作色情电影去赚钱，你想暴露官场丑态去为国，其实是很风马牛不相及的。但是如果把两种行为打造成“言论自由”，那么你我就是唇齿相依了。唇亡齿寒，为国之士声援色情电影、色情贩子资助揭露官场是西方实情（最张扬的是《花花公子》）。但这始终是种苟合，很难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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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地，民主的庄严和凝聚就强多了。民主扎根于人人平等，成长于抗拒不公。人人平等是普世价值，当然庄严高贵；抗拒不公是同仇敌忾，自然凝聚万千。自由斗士当然想利用民主了，怎样去利用？制造“特权”帽子是也。人类最反感的是“不公”。自古以来，凡造反都是反抗特权本身的不公，或反抗拥有特权者行为的不公，如果自由斗士可以把自由和不公（无论是真的自由或想象的自由，还是真的不公或想象的不公）连起来，就事有可为了。他们会说，“开发商有‘自由’拿你的地赚大钱，你没有‘自由’抗拒被拿，不公。政府有‘自由’决定给你多少补偿，你没有‘自由’参与决定补偿多少，不公。开发商的自由、政府的自由是‘特权’，开发商不应有特权，政府不应如此使用它的特权”。于是人人觉得很不平等、很不公道。自由斗士又说，“让我来提升你们的政治意识和政治信息，让我们一起来使政府的行为更负责任，让我们组织起来，讨回个公道”。到此刻，人人同仇敌忾，誓要讨回公道。如是，自由斗士就成功地利用民主，组织起公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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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自由斗士的真正动机不是平等，不是民主，他们只不过想利用民主去达到他们的个体利益。特权与不公只是他们发动民众的杠杆而已。甚至可以说，他们借讨伐特权与不公去把他们追求的自由提升为比别人自由更值得保护的自由，利用民主参与去把他们追求的利益提升为凌驾于他人利益之上的利益。其实就是制造新特权，产生新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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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会是西方虚民主下的现象，暴露自由民主政制的内存矛盾。由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组合的政治文化很难产出真民主，因为它缺乏“大我”意识。如果中国不走这条路，就得自寻生路。今天，西方向全球推销公民社会，中国人大多一知半解。特权与不公人所共见，公民社会看来是剂解药。怎知它是生于自由为本、民主为用的虚民主，生出的是层出不穷的新特权，无尽地消耗西方的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势难持续。中国有这样的条件吗？更关键的是，中国有这样的需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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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城市规划来说。中国的城市发展，确实是特权多、不公多。人民的怨声、怒火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得出的城市式样也是不合理性的。但是，公民社会是不是一个可用的解药？公民社会是典型的“为民请命”。我在前文《阿奎那的普世价值》中已谈过“为民请命”的规划范式，指出这规划范式误解和扭曲普世价值，不可能带来持续及和谐的发展。现在看一下城市规划里的公民社会现象。弗里德曼和福里斯特谈的是理论，现实中，西方的公民社会组织确是多如过江之鲫。西风东渐，很多组织已是跨国性，特别是环境、生态、维古、人权等。它们插手的事情无远弗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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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的焦点是空间，而空间永远是区位性的。城市规划中的具体利益冲突往往落点于具体的开发项目，开发项目更是区位性。而且，在中国城市的未来发展中，相对于过去三十年，利益的冲突会越来越多发生于已建成区内部的改建、重建。这些纷争大都是“当地事”。跨国，甚至跨省、跨市的公民社会对解决纷争的“贡献”有限，他们的插手其实会大大扭曲利益博弈的均势。当然，如果我们拜倒于西方的先进，把光环戴在这些组织头上，“当地人”也自然会借助它们的声势、利用它们的资源。到时，大局已成，扭转无望。所以，现在我们就要抗拒这种“入侵”，免得日后烦恼。可是，纵观过去三十年，凡中国人说不会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差不多都发生了。所以，我不大乐观。西方的东西太诱人了，很难抵挡。自强才是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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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纠纷大部分是“当地事”，涉及的利益主体大部分是“当地人”，是基层的事，最好在基层解决，最好的办法是基层民主。这里，基层是区之下，以至街道、小区。首先，如果有近在眼前的基层民主就不需要远在天边的非基层公民社会。西方公民社会的理论依据是“通过提升公民的政治意识和政治信息，公民会作更好的政治选择、更积极的政治参与，那么政府行为就会更负责任”。这里的基础假设是政府不够负责，其背后的意识是政府被特权把持，处事不公。特权与不公是民愤的主要因素。放在城市规划上，这些特权与不公在基层最显著。姑勿论这些特权与不公是真实还是想象，它们也只可通过基层民主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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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会的目的是为民请命，大义凛然，因此它可以不择手段，弗里德曼与福里斯特之流提出阴一套、阳一套的“两面人”和“制造误导的信息”。当然，这是极端。但也显露出一个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端倪——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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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公民社会最强调“提升公民的政治意识和政治信息”？背后的假设是公民的政治意识不强、政治信息不足，致令特权可以妄为，不公泛滥，公民社会现身，拯救众生。因此，政治意识与政治信息既是公民社会合法性的基础，也是公民社会运作上的手段。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公民社会强调的政治意识要强、政治信息要足，正是古雅典民主的特色、真正民主的特色。从负面去看，西方公民社会的自由为本、民主为用是颠覆民主；从正面去看，西方公民社会玩弄西方虚民主的弱点也显露出建设真民主的方向。真民主的基础是公民参与，但它的条件是公民政治意识要强、政治信息要足。当然，这是个循环：恶性循环是意识不强、信息不足，导致参与不积极，而参与不积极会使意识更低、信息更缺，参与就更不积极；良性循环是意识强、信息足，促使参与积极，参与积极会使意识更强、信息更足，参与就更积极。有人会说，古雅典人少才可以真民主。对。但中国的街道、区人口与古雅典人口不相上下，为什么不可尝试建设基层真民主？而且，真民主不一定要直接民主，只要是政治意识强、政治信息足的参与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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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是良好开头。空间使用和开发上的利益冲突肯定是“区位性”，利益冲突者大部分是“当地人”，因此，政治意识肯定强。关键在政治信息，谁来提供这些信息？西方公民社会批判来自“官方”（特权的所在、不公的祸首）的信息不合用、不充足、不可靠，为民请命者要“操纵信息”去“营造参与”。那么，要建设真民主就要釜底抽薪，以透明、公开的态度和体制，通过咨询与参与，为人民提供合用、充足和可靠的信息。有了这个条件才可以有真民主。真民主之下还需要不需要公民社会？我相信还需要。但不是西方式的、跟不负责任的政府搞对抗、追逐个体利益的公民组织，而是提升负责任政府的行政效率、在“大我”意识下协调各方利益的公民组织。我认为绝对可以在基层上建设真民主。生活与生产空间的区位性使城市规划紧嵌于基层，是民怨与民愤的聚焦点和发泄点。透明和公开的城市规划可以是开启公民政治意识和政治信息良性循环的突破点，是缔造基层民主的主要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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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资本主义是附生在自由主义身上的（借此取得资本自由）。但资本主义确实高明，成功创立一套自由为本、民主为用的自由民主政制，为它化解一切资本掠夺带来的问题。这里有一个前提，政治精英的定义是追求政治权力的人。政治权力不是一个可以无限制造的东西，总有些想有权的人会拿不到权。他们可以等，但总要有出路，不然就天下大乱。资本主义有妙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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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社会的优胜劣败、弱肉强食激起数不清的为民请命斗士，高举人权、高唱反资本。但资本主义成功之处是以“公民社会”去“分化”这些为民请命的精英，继而“利用”他们去扩展自由（主要还是资本自由）。资本社会里竞争的刺激、成功的诱惑，牢牢地吸住最聪明、最有斗志的人的精力，把他们困在名利圈里。为民请命是高贵，含有富贵不能淫的高贵操守。如今，大部分公民社会的领导层（他们是政治精英）却把精力与兴趣放在追逐经费（而经费却大部分来自政府或基金）和追求升级（他们也跟企业总裁一样叫CEO了）。有些人是自愿的，有些人是不自觉的，但都不出来作乱了。这是资本“分化”的成功。更厉害的是，资本成功地“利用”政治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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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国为例。“二战”后，美国政治精英有左、右派之分。偏左的倾向反现存制度、反传统价值、不满资本社会的不公与不均。他们有内疚的心态，认为美国富有是剥削了人家，美国强大是欺负了人家。他们既不能放弃资本社会带给他们的成就和享受，但同时又有改革社会、为民请命的冲动。他们热衷人权、民权、环保、工运和妇解。偏右的可不同，他们对美国的成就非但感到骄傲，更认为是天定命运，心态上有点自傲——我个人的成功是因为我的努力和聪明，美国的成功是因为美国道德高尚和制度完善。他们热衷于资本制度，崇尚自由竞争。机缘巧合，资本全球化给美国国内的左、右两派提供了一个互惠的出路。资本（资金）全球化有赖，也有助美国资本机制和文化的对外输出。于是，右派义不容辞做了资本全球化的剑，毫不讳言要输出为资本服务的机制，如自由贸易和精英政治。左派却在对抗资本剥削和为民请命的假象下，不自觉地做了资本全球化的盾，输出为资本做缓冲的美式人权、妇解、环保和工运。在美式自由民主旗帜下，左、右不谋而合，各得其所。内部矛盾通过美式自由民主的外销获得疏解。一边是剑，一边是盾，但同是资本全球化的尖兵。美式资本主义成功之处是它分化敌人——不搞对抗，但设置安抚的机制和宣泄的渠道。更厉害的是，它把这些机制和渠道纳入它的政治体制，使敌人在不自觉中成为它向外扩张的助手和屏障。一箭双雕地宣泄国内的不满和软化国外的对抗，确实是“资本无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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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公民社会运动其实是以贿赂去消解资本社会不公带来的不满。为民请命者一方面为“民”（争取个别群体追求的自由），一方面为己（追求政治权力），但这些都是消耗资源的。西方好运（也可以说别人衰运），捷足先登，这几百年来先抢占了世界80%的经济资源，加上残留着的传统宗教仍具相当的社会凝聚力，因此，凭借其丰富的经济资源和深厚的社会凝聚力，西方暂时得以自保。但当全世界都跟着它走的时候，就再没有这么多的经济与社会资源去维持全球的安稳。西方如何从自由与民主互捆的困境走出来将会决定世界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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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公民社会是西方自由民主政制内部矛盾生出的怪物，在对抗特权与不公的假象下无休止地创造新特权、新不公。但是，这悖论也给我们一个启示。政治意识与政治信息非但是虚民主的致命伤，更是真民主的试金石。有人说，古雅典规模小，所以才可以行真民主，现代社会规模大，不能有真民主。前半句也许对，后半句就不对。首先，真民主不一定是直接民主。就算是直接民主，规模也不一定是决定因素。诚然，现代社会确是规模大，但大规模是由许许多多小规模组成的。单看社会的空间结构，大规模的国、省、市是由小规模的区、街道、小区组成的。在这些小规模里，城市规划引发的利益冲突相当尖锐，一方面反映人民对特权与不公的敏感性，但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建设真民主的可行性。政治意识与政治信息是公民参与的条件，而公民参与是建设真民主的基石。透明与公开的城市规划可能是个突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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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白痴”（idiot）一词来自希腊文，指一个对政治不感兴趣，只关心自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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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现代一般译法，aristocracy是“贵族”，但用在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上会引出误解。希腊原文出自“aristos”，是“最优秀”的意思。“英杰之治”代表最有智慧和德行的人被人民公选为统治者，也没有世袭的意思。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英杰之治”也不应被视为精英政制（elitist），因为现在一般的用词上，“精英”的重点放在能力和成就上，而不是智慧和德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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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这点上，亚里士多德跟中国的孟子有点相像。他俩都是生于乱世，理应对世界悲观，甚至犬儒（他俩的时代，在希腊和中国，都是道德沦亡、邪说充斥）。但孟子却提性善之说，力挽颓风。亚里士多德则提政善之说，把政制扎根在带领全体人民向善的基础之上。这点，他比老师柏拉图的求真更道德、更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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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天生是政治动物，天生想聚居……城邦把他们集中一起，好使他们每个人都能生活得高贵。对全体和个别来说，这就是（城邦的）最终目的”（《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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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第一本书他称之为创新性规划，在第二本书他称之为改革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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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雅劳斯（Janus）是古罗马神话里的门神，有两个面孔，一个在前，一个在后，象征着结束与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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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出自经验主义和个人主义，见本书中《奥古斯丁的“性恶”》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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