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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现代一般译法，aristocracy是“贵族”，但用在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上会引出误解。希腊原文出自“aristos”，是“最优秀”的意思。“英杰之治”代表最有智慧和德行的人被人民公选为统治者，也没有世袭的意思。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英杰之治”也不应被视为精英政制（elitist），因为现在一般的用词上，“精英”的重点放在能力和成就上，而不是智慧和德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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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这点上，亚里士多德跟中国的孟子有点相像。他俩都是生于乱世，理应对世界悲观，甚至犬儒（他俩的时代，在希腊和中国，都是道德沦亡、邪说充斥）。但孟子却提性善之说，力挽颓风。亚里士多德则提政善之说，把政制扎根在带领全体人民向善的基础之上。这点，他比老师柏拉图的求真更道德、更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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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天生是政治动物，天生想聚居……城邦把他们集中一起，好使他们每个人都能生活得高贵。对全体和个别来说，这就是（城邦的）最终目的”（《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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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第一本书他称之为创新性规划，在第二本书他称之为改革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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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雅劳斯（Janus）是古罗马神话里的门神，有两个面孔，一个在前，一个在后，象征着结束与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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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出自经验主义和个人主义，见本书中《奥古斯丁的“性恶”》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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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概念与新环境：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6 经院派与“公平价格”Scholastics and “Just Pr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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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尼与熊彼特都把资本主义追溯到经院派。其实中古的经院派与现代的资本主义对公平价格的演绎反映不同的历史背景、时代心态和民族性格。资本主义只是藏身在经院派的自由交易理念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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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谈资本主义都是以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为起点。斯密的理论不是空穴来风。一般认为他的自由经济理论来自重农主义[1]对他的启发，以及他对重商主义[2]的抗拒。斯密在1763年左右开始构思《国富论》，也就是七年之战（1756—1763）刚结束时。他把英胜法败解读为英式经济优于法式经济。当时的法式经济就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有两条支柱：一是政府鼓励出口和保护国内市场；二是以金、银为国家财富的衡量。斯密认为国家财富不能用金、银衡量，应用经济活力（生产力、消费力）去衡量，而经济活力生于自由交易。因此，他最反对政府干预，主张自由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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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写《国富论》时英国的工业革命尚在起步，当时的英国也不全是自由经济，但不到几年，工业革命已具雏形，随后英国一跃而为工业制成品生产大国。到了1830年左右，英国的生产活力已超越各国，要考虑的是如何扩大和持续这些活力。那时，它要实行真的自由经济了，尤其是国与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好使英国货出口，功利务实的英国人就把斯密捧出来。他的自由经济理论刚好配合上英国工业革命的历史契机，成为经济发展理论主流，变成一种“主义”。稍后，随着大英帝国崛起，自然地成为世界经济的主流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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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斯密回到经院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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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胜利者写的。过去两百年的世界是英语文明，是资本世界，自然奉英国的斯密为祖师。但也有不以为然的，比较有名的是托尼（R．H．Tawney，1880—1962）和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1883—1950）。前者是大英子民，但他反对资本主义。他是英国工党建党时期的理论家，英国走上福利国家之路的倡导者，写有《贪婪的社会》（The Acquisitive Society，1920）和《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1926）。他把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宗教的变质联系起来。熊彼特是奥地利人，拥护资本主义，特别赞赏“企业家精神”，并提出“创造性破坏”的理念，代表作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Capitalism，Socialism and Democracy，1942）和《经济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1954，去世后出版），他想把资本主义“发明者”的荣誉从斯密转到更早的宗教思想家。托尼与熊彼特两人都把资本主义的源头从斯密推前500年，回到宗教改革之前的中古世纪。托尼要寻求资本主义的救赎，熊彼特要摘走大英帝国的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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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谈托尼。他是个虔诚的英国国教徒。他的宗教热忱与他的福利国家理想是分不开的。他对资本主义在英国大展拳脚的演绎与韦伯（Max Weber，1864—1920）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Protestant Ethics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略似：新教的伦理观，特别是教义上比较激进的清教（Puritans），是资本主义成形的催化剂。不同之处是韦伯从社会学的角度去分析，托尼从历史的角度，尤其是从英国历史去追踪，聚焦于16—18世纪宗教思想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他的《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分四个主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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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古天主教会（12—15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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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社会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一切以教会（天主教）的宗旨和原则为依归，也就是爱神、爱人。商业（赚钱的行业）被视为人类组织中既不可缺但绝不可取的部分。有关经济的讨论聚焦于公平价格（just price）和高利贷（us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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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宗教改革（16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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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经济活动激增，但早期的宗教改革者（后来变成新教[3]）对经济的看法跟天主教无异。改革家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的思路反映农村经济，比天主教更保守。但改革家加尔文（John Calvin，1509—1564，法国人，但基地在瑞士）对商业和商人比较接受。他虽然坚持基督精神，但对商业行为有不同演绎：（1）经商赚钱不是罪，但不容挥霍浪费；（2）勤劳、节俭、克制、虔诚是美德；（3）贷款收息是商业活动中很自然和必需的事，但不能收高息。改革虽是宗教的事情，但因为改革者强调宗教上的个人化，和对俗世事务的鄙弃，结果是削弱了教会（无论是天主教或新教）的权威，导致教会日后从经济领域撤退（或自愿、或被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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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英国国教（16—17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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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英国经济在改变，羊毛出口导致大量耕地转为牧地。封建制度下的土地用途和产权走上商业化——买卖频繁、地价上涨、地租上升，贫农和失地农民激增。英国国教教会[4]的领导层严厉批判这些现象，因为他们仍持有直接来自中古天主教会的伦理观和社会观。下层社会的凄惨、上层社会的贪财大大地震撼了他们。因宗教改革而诞生的英国国教可说是一个政府的部门，高层教士像高级官员。他们运用政府权力，包括立法和司法手段（特别是“教会法庭”）去遏制这些社会现象。但这只是“贼过兴兵”，因为世界已彻底改变了，教会只能强烈批判社会不公，但没法有效地制止。实践上的无能导致理论上的滞后，教会停止思想，教会的教训也从此失效。与此同时，个人主义与俗世哲学（主要是启蒙运动）崛起，应运而生的新富、新贵对教会干扰政治与经济（尤其是教会法庭）大大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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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清教徒（17—18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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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清教徒是加尔文派信徒。他们是新的、自主的和骄傲的中产阶级。在17世纪，他们的权力激升，支配国会、处决国王、建立共和。早期的清教徒仍坚持宗教的道德观应该支配经济活动。稍后，清教的个人主义倾向及17世纪的蓬勃商机淹没了这些道德观，清教开始崇拜“工作”、强调克制、鄙视济贫。这使他们在经济领域上取得非凡成就，但同时，个人化的信仰和虔诚抹杀了社会责任感，视“贫穷”为一种“罪有应得”，因为贫者必是懒于工作或自甘堕落，因此济贫就是鼓励罪人。从18世纪初开始的两百多年，清教思想支配整个英国的宗教和经济，英国国教教会完全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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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尼的福利国家思想出于浓厚的中古宗教情怀，坚持公义是经济理论的基础。他认为中古天主教会的公义原则在宗教改革初期仍得保存，但加尔文派的经济思路已开始反映16世纪经济蓬勃、经商赚钱的现实。加尔文教派传入英国，产生清教。清教有个人主义的潜在倾向，并相信勤俭克己乃得救的“保证”[5]，因此他们可以接受，甚至支持自由竞争去求财。托尼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在它热衷于赚钱，而是它对公义的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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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彼特生于天主教家庭，在大学念古罗马与天主教法律，他对资本主义的看法是正面的（虽然他相信资本主义的内部机制和动力会使它慢慢演变为社会主义）。他的《经济分析史》主要是显示资本主义理论不是出自英国斯密的创意，而是来自斯密之前，甚至宗教改革之前的天主教会主流经院派[6]。他的观点是斯密和经院派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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