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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资本主义是附生在自由主义身上的（借此取得资本自由）。但资本主义确实高明，成功创立一套自由为本、民主为用的自由民主政制，为它化解一切资本掠夺带来的问题。这里有一个前提，政治精英的定义是追求政治权力的人。政治权力不是一个可以无限制造的东西，总有些想有权的人会拿不到权。他们可以等，但总要有出路，不然就天下大乱。资本主义有妙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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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社会的优胜劣败、弱肉强食激起数不清的为民请命斗士，高举人权、高唱反资本。但资本主义成功之处是以“公民社会”去“分化”这些为民请命的精英，继而“利用”他们去扩展自由（主要还是资本自由）。资本社会里竞争的刺激、成功的诱惑，牢牢地吸住最聪明、最有斗志的人的精力，把他们困在名利圈里。为民请命是高贵，含有富贵不能淫的高贵操守。如今，大部分公民社会的领导层（他们是政治精英）却把精力与兴趣放在追逐经费（而经费却大部分来自政府或基金）和追求升级（他们也跟企业总裁一样叫CEO了）。有些人是自愿的，有些人是不自觉的，但都不出来作乱了。这是资本“分化”的成功。更厉害的是，资本成功地“利用”政治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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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国为例。“二战”后，美国政治精英有左、右派之分。偏左的倾向反现存制度、反传统价值、不满资本社会的不公与不均。他们有内疚的心态，认为美国富有是剥削了人家，美国强大是欺负了人家。他们既不能放弃资本社会带给他们的成就和享受，但同时又有改革社会、为民请命的冲动。他们热衷人权、民权、环保、工运和妇解。偏右的可不同，他们对美国的成就非但感到骄傲，更认为是天定命运，心态上有点自傲——我个人的成功是因为我的努力和聪明，美国的成功是因为美国道德高尚和制度完善。他们热衷于资本制度，崇尚自由竞争。机缘巧合，资本全球化给美国国内的左、右两派提供了一个互惠的出路。资本（资金）全球化有赖，也有助美国资本机制和文化的对外输出。于是，右派义不容辞做了资本全球化的剑，毫不讳言要输出为资本服务的机制，如自由贸易和精英政治。左派却在对抗资本剥削和为民请命的假象下，不自觉地做了资本全球化的盾，输出为资本做缓冲的美式人权、妇解、环保和工运。在美式自由民主旗帜下，左、右不谋而合，各得其所。内部矛盾通过美式自由民主的外销获得疏解。一边是剑，一边是盾，但同是资本全球化的尖兵。美式资本主义成功之处是它分化敌人——不搞对抗，但设置安抚的机制和宣泄的渠道。更厉害的是，它把这些机制和渠道纳入它的政治体制，使敌人在不自觉中成为它向外扩张的助手和屏障。一箭双雕地宣泄国内的不满和软化国外的对抗，确实是“资本无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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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公民社会运动其实是以贿赂去消解资本社会不公带来的不满。为民请命者一方面为“民”（争取个别群体追求的自由），一方面为己（追求政治权力），但这些都是消耗资源的。西方好运（也可以说别人衰运），捷足先登，这几百年来先抢占了世界80%的经济资源，加上残留着的传统宗教仍具相当的社会凝聚力，因此，凭借其丰富的经济资源和深厚的社会凝聚力，西方暂时得以自保。但当全世界都跟着它走的时候，就再没有这么多的经济与社会资源去维持全球的安稳。西方如何从自由与民主互捆的困境走出来将会决定世界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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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公民社会是西方自由民主政制内部矛盾生出的怪物，在对抗特权与不公的假象下无休止地创造新特权、新不公。但是，这悖论也给我们一个启示。政治意识与政治信息非但是虚民主的致命伤，更是真民主的试金石。有人说，古雅典规模小，所以才可以行真民主，现代社会规模大，不能有真民主。前半句也许对，后半句就不对。首先，真民主不一定是直接民主。就算是直接民主，规模也不一定是决定因素。诚然，现代社会确是规模大，但大规模是由许许多多小规模组成的。单看社会的空间结构，大规模的国、省、市是由小规模的区、街道、小区组成的。在这些小规模里，城市规划引发的利益冲突相当尖锐，一方面反映人民对特权与不公的敏感性，但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建设真民主的可行性。政治意识与政治信息是公民参与的条件，而公民参与是建设真民主的基石。透明与公开的城市规划可能是个突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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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白痴”（idiot）一词来自希腊文，指一个对政治不感兴趣，只关心自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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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现代一般译法，aristocracy是“贵族”，但用在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上会引出误解。希腊原文出自“aristos”，是“最优秀”的意思。“英杰之治”代表最有智慧和德行的人被人民公选为统治者，也没有世袭的意思。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英杰之治”也不应被视为精英政制（elitist），因为现在一般的用词上，“精英”的重点放在能力和成就上，而不是智慧和德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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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这点上，亚里士多德跟中国的孟子有点相像。他俩都是生于乱世，理应对世界悲观，甚至犬儒（他俩的时代，在希腊和中国，都是道德沦亡、邪说充斥）。但孟子却提性善之说，力挽颓风。亚里士多德则提政善之说，把政制扎根在带领全体人民向善的基础之上。这点，他比老师柏拉图的求真更道德、更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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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天生是政治动物，天生想聚居……城邦把他们集中一起，好使他们每个人都能生活得高贵。对全体和个别来说，这就是（城邦的）最终目的”（《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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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第一本书他称之为创新性规划，在第二本书他称之为改革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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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雅劳斯（Janus）是古罗马神话里的门神，有两个面孔，一个在前，一个在后，象征着结束与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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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出自经验主义和个人主义，见本书中《奥古斯丁的“性恶”》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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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概念与新环境：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6 经院派与“公平价格”Scholastics and “Just Pr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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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尼与熊彼特都把资本主义追溯到经院派。其实中古的经院派与现代的资本主义对公平价格的演绎反映不同的历史背景、时代心态和民族性格。资本主义只是藏身在经院派的自由交易理念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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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谈资本主义都是以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为起点。斯密的理论不是空穴来风。一般认为他的自由经济理论来自重农主义[1]对他的启发，以及他对重商主义[2]的抗拒。斯密在1763年左右开始构思《国富论》，也就是七年之战（1756—1763）刚结束时。他把英胜法败解读为英式经济优于法式经济。当时的法式经济就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有两条支柱：一是政府鼓励出口和保护国内市场；二是以金、银为国家财富的衡量。斯密认为国家财富不能用金、银衡量，应用经济活力（生产力、消费力）去衡量，而经济活力生于自由交易。因此，他最反对政府干预，主张自由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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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写《国富论》时英国的工业革命尚在起步，当时的英国也不全是自由经济，但不到几年，工业革命已具雏形，随后英国一跃而为工业制成品生产大国。到了1830年左右，英国的生产活力已超越各国，要考虑的是如何扩大和持续这些活力。那时，它要实行真的自由经济了，尤其是国与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好使英国货出口，功利务实的英国人就把斯密捧出来。他的自由经济理论刚好配合上英国工业革命的历史契机，成为经济发展理论主流，变成一种“主义”。稍后，随着大英帝国崛起，自然地成为世界经济的主流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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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斯密回到经院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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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胜利者写的。过去两百年的世界是英语文明，是资本世界，自然奉英国的斯密为祖师。但也有不以为然的，比较有名的是托尼（R．H．Tawney，1880—1962）和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1883—1950）。前者是大英子民，但他反对资本主义。他是英国工党建党时期的理论家，英国走上福利国家之路的倡导者，写有《贪婪的社会》（The Acquisitive Society，1920）和《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1926）。他把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宗教的变质联系起来。熊彼特是奥地利人，拥护资本主义，特别赞赏“企业家精神”，并提出“创造性破坏”的理念，代表作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Capitalism，Socialism and Democracy，1942）和《经济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1954，去世后出版），他想把资本主义“发明者”的荣誉从斯密转到更早的宗教思想家。托尼与熊彼特两人都把资本主义的源头从斯密推前500年，回到宗教改革之前的中古世纪。托尼要寻求资本主义的救赎，熊彼特要摘走大英帝国的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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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谈托尼。他是个虔诚的英国国教徒。他的宗教热忱与他的福利国家理想是分不开的。他对资本主义在英国大展拳脚的演绎与韦伯（Max Weber，1864—1920）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Protestant Ethics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略似：新教的伦理观，特别是教义上比较激进的清教（Puritans），是资本主义成形的催化剂。不同之处是韦伯从社会学的角度去分析，托尼从历史的角度，尤其是从英国历史去追踪，聚焦于16—18世纪宗教思想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他的《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分四个主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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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古天主教会（12—15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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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社会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一切以教会（天主教）的宗旨和原则为依归，也就是爱神、爱人。商业（赚钱的行业）被视为人类组织中既不可缺但绝不可取的部分。有关经济的讨论聚焦于公平价格（just price）和高利贷（us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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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宗教改革（16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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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经济活动激增，但早期的宗教改革者（后来变成新教[3]）对经济的看法跟天主教无异。改革家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的思路反映农村经济，比天主教更保守。但改革家加尔文（John Calvin，1509—1564，法国人，但基地在瑞士）对商业和商人比较接受。他虽然坚持基督精神，但对商业行为有不同演绎：（1）经商赚钱不是罪，但不容挥霍浪费；（2）勤劳、节俭、克制、虔诚是美德；（3）贷款收息是商业活动中很自然和必需的事，但不能收高息。改革虽是宗教的事情，但因为改革者强调宗教上的个人化，和对俗世事务的鄙弃，结果是削弱了教会（无论是天主教或新教）的权威，导致教会日后从经济领域撤退（或自愿、或被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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