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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会是西方政治文化的产品，有以下的理论依据：通过提升公民的政治意识和政治信息，公民会作出更好的政治选择，更积极的政治参与，那么政府行为就会更负责任（accountable）。当然，这也暴露了西方政治的自我批判（由公民社会倡议者提出的批判）：政府的行为需要被问责（民主政治的价值观），但经民主代议产生出来的政府不够负责（观察出来的事实），原因是公民的政治参与不够积极、政治选择不够妥当（公民社会倡议者的判断），因此需要提升公民的政治意识和政治信息（公民社会倡议者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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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以提升民主意识为己任的公民社会的政治势力越来越大，很多已经是全球性。一般公民社会组织，特别是全球性组织的领导层都不是经直接选举产生的。它们集中在欧美，反映欧美国家的政治文化和利益取向。当然，欧美国家，尤其是英语系统的国家，行的不是民主，是自由为本、民主为用的自由民主。每个公民社会组织利用民主参与去提升这个组织所追求的自由，无论是言论、集会、工运、妇解、环保、人权的自由。至于这些组织内部有多少民主就不甚了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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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雪亮的人民看透了自由主义和寄生在它身上的资本主义带来的社会不公，他们渴望公平。人民的不满催生了很多为民请命的公民社会组织。可惜，所托非人。这些组织没有带来公平，因为社会不公的问题不在民主不足，在自由泛滥。为民请命的公民社会组织各有各的“民”，追求各为各的自由。为达到目的，它们不惜扭曲政治信息、破坏政治意识，利用民主参与去颠覆民主——“为部分人”请命的政治精英利用民主参与去颠覆“为所有人”服务的民主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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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城市规划理论早就站在公民社会运动的前沿。十多年前，我在《城市规划》写了三篇文章（分六期），名为《可读，必不用之书》，都是针对“为民请命”的假民主。现在把这些假民主的公民社会运动再来演述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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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说明，在真正的、雅典式的民主里，无须有公民社会。公民社会的假设是民主社会缺乏言论自由、司法独立。可是这些只会是自由为本、民主为用政制下的怪现象。雅典是真民主，主人当然有发言权。雅典公民有完全的言论自由，但也要完全负责，负重责。雅典公民政治意识浓厚，每个人都可以动议、提案，但是要押上自己的生命。言论不能儿戏，自由不同任性。雅典也没有独立司法，因为人民做主人当然包括人民做裁判，怎会需要独立于人民的司法？独立司法是对民主不信任，背后的动机是抗拒民主法制约束个人（小群体）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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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的著作很有代表性——以“为民请命”为前提，以“改革社会”为使命。他在1973年出版的《美国规划再探索：互动式规划》（Retracking America：A Theory of Transactive Planning）被某些人譬之为“天堂之光”（light from heaven）。他开宗明义在第一章就说这书的目的是为“创新性规划”（innovative planning）建立理论基础，而创新性规划的使命是“在社会关系上带来结构性的改变”（structural changes in a system of social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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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章他批判当时的规划主流，把它形容得极端化、漫画化。他叫那时（其实也是现在）的规划为分配性（allocative）规划——把有限的资源分配给不同的竞争者。他形容这种规划有四个特色：包罗所有的考虑、全盘性的平衡、数据性的分析、功能性的“唯理主义”（functional rationality）。接着，他把这四个特色逐个击破。他指出要包罗万象就需要拥有一切知识；要全盘平衡就会过分聚焦于稳，而忽视了变；着重数据就是忽视了实践和实情；功能性推理主义就是抹杀了对价值观的敏感性。结论是这样的规划是不可能的、不好的。其实，有什么规划不需要考虑各有关方面（夸张了就是包罗所有）、维持相对的平衡（夸张了就是全盘平衡）、利用数据（夸张了就是只考虑数据）、理性行事（夸张了就是只顾功能的工具理性）？英语把这种要打倒的对象极端化、丑化为“制造稻草人”（setting up a straw man）。稻草人是你制造出来的，你自然能够打倒它，但你打倒的只是稻草人，不是真正的敌人。到今天，规划主流仍是强调考虑多方面、维持相对平衡、利用数据和理性行事。其实，弗里德曼，以至所有的为民请命派也不是真的要打倒主流。他们批判主流的目的是树立自身的合法性而已。弗里德曼批判分配性规划后，提出他的创新性规划——通过体制开发（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去改革现有的“社会指导”（societal guidance）系统，在改革过程中要动员资源、采取行动、改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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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四章，他把创新性规划形容为一种交往式的规划风格，也就是强调人际间的交往（personal transactions）。到了第七章，他再把交往落实到对话（dialogue）和互相学习（mutual learning）——规划工作者与他们服务的对象通过个人化（personal）和言语上（verbal）的交流去使个人知识与专家知识融合起来（fused），也同时把知识与行动融合起来。通过互相学习和交谈会出现共识和共同构想。这样，为民请命的规划工作者与他的“民”就融合起来了。为民请命者的改革行动也就合法了，因为他成了民的合法代表和代言。但改革的具体行动是什么？这是弗里德曼下一本书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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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领域规划：从知识到行动》（Planning in the Public Domain：From Knowledge to Action）在1987年出版。它是规划理论的经典之作。但我读了我能找到的有关此书的所有书评（英语的），毁多于誉。再没有人说“天堂之光”；有说它空虚，更有说它失败。失败是注定的，在虚民主的体制下怎有真民主的行动？首先要指出，弗里德曼的“公共领域规划”范围大到不得了，可以包括政府部门的规划，也可以是半官方或非官方组织搞的规划，甚至是私人和企业搞的规划。凡是对社会（公共领域）有影响的都算是“公共领域规划”。他这词远远超过城市规划，包括一切与社会、经济、文化有关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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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章，他就毫不讳言地强调成功的“公共领域规划”往往要依赖大规模的“政治动员”（political mobilization），而规划的一个基本理论性问题是规划技术与知识如何才可以有效地“激励公共行动”（inform public action）。接下来，他列举二百年以来的规划传统：社会改良（social reform）、政策分析（policy analysis）、社会学习（social learning）和社会动员（social mobilization）。当然，他捧的是社会动员。这里，他的自由主义意识露出来了。他把社会动员的规划分三派：理想国主义（Utopianism）、无政府主义（Social Anarchism）和历史唯物主义（Historical Materialism）。他指出它们之间虽然互相对立，但它们都是对权势挑战的规划。要注意，弗里德曼把动员社会的手段和挑战权势的目的连在一起。动员社会是民主取向，但挑战权势则不一定是有关民主了。事实上，为命请命者挑战权势为的是“给我自由”，包括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宗教自由、生活方式自由、性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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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他批判主流规划面临的危机是知识危机（第七章），因为规划知识追不上历史步伐。他指出科技、市场都不是救星，国家与专家都没有办法。他认为要建立一套可以拒绝接受资本世界的不平衡发展、失望、剥削和异化的新经济、新政治、新社会就必须以“民众社会”（Citizen Communities）为新的权力中心，这就是弗里德曼的公民社会了。他认为“公民”这概念建立于一个假设之上：在国家之上有一个至高无上、比国家的权威还要大的“政治社会”（political community），它本身是个合成体（ensemble），集结很多的“政治社会”而成，共享公民地位。弗里德曼把这个合成体形容为“公共领域”（public domain）——一个人与人之间可以共同关心、共同对话，而又有制度和法律约束行为的地方。公共领域规划的目的就是重建社会，驱使国家与企业提供人类在每一个层次的“公共生活”（public life）所需的服务。规划的具体行动就是要占领政治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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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本书的最后一章回到第一本书的最头一章，规划[5]的使命是在社会关系上做出“结构性的改变”。改革理论要有以下五个相关论点：（1）从世界性层面去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问题；（2）批判“现状的实质”（existing reality），特别是它如何不断“再制造”各种不合理的社会关系；（3）描画出在没有对抗性和改革性的斗争之下，以上的社会问题会怎样演进；（4）描述一个解放性的社会将会带来什么美满的果实；（5）为了实现这美好的将来，建议一套最好的战略去击破现有势力。弗里德曼把规划的任务形容为在改革理论和改革实践之间的“斡旋工作”（mediation）。他更把规划工作者形容为“两面人”（Janus-faced）[6]，一方面为改革行动者制造机会去实践改革，另一方面在当权者面前把改革理论塑成可接受的形象。他毫不讳言这本书提倡彻底改变社会。他要规划工作者做两面人：阴一套，阳一套。看来，为了达到为民请命的高贵目的，什么手段都是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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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晚于弗里德曼的约翰•福里斯特（John Forester）把改革行动更深化、细化。他的《面对权势的规划》（Planning in the Face of Power）也在1987年出版。第三章，也就是以书名命题的一章，如此写道：“姑且勿论权力是否会使人腐败，没有权力肯定成不了事。”（第27页）福里斯特说规划是由权力关系（relations of power）营造出来的，规划工作者可以营造参与（shape participation）。规划工作者虽然没有解决问题的权力，但他可以通过营造或强调某些行动、某些成本、某些效率、某些论调去组织（或者打散）公众的注意力，规划工作者的影响力来自信息操纵（control of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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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里斯特聚焦于信息操纵去营造参与，提出五点：（1）信息是权力泉源；（2）聪明的规划工作者可以预测某些“误导的信息”，并提出适当对策；（3）规划工作者要对抗这些影响公民信念、承诺、信任和对事情有正确看法的“误导的信息”；（4）但规划工作者有时也会制造“误导的信息”，因为要做出敏感的、道德的判断时就不能坚持形式上的原则（第43页）；（5）要对抗“误导的信息”，进步规划工作者（progressive planner）要培养一个消息灵通和民主化的规划程序。进步规划工作者相信通过政治分析可以提供正确信息和改正误导信息，借此提高公民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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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曼和福里斯特可说是规划理论的代表人物，但他们毫无疑问地站在公民社会运动的前沿，但也暴露了公民社会运动的暗面与负面以及公民社会运动组织者的意识形态与手法——采取“进步”或“创新”的姿态，以批判现今社会的不公去撩动某些人的不满，以民主口号去发动这些人参与政治，通过操纵信息（包括误导信息）和阳奉阴违去占领政治地盘，进而改革政治结构去获取政治权力，最终目的是重建社会。当然，组织者会对他的“民”（政治本钱）应允功成之日就会出现一个如弗里德曼形容的“解放性的社会”和“美满的果实”。说穿了，就是民主为手段，个人或小群体自由为目的。在这样的演绎下，公民社会与一般利益团体没有分别，不同者是它的利益戴上了道德的高贵光环，它的组织者举起为民请命的光荣旗帜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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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式的自由民主是自由为本、民主为用。自由主义者当然鼓吹自由，但为什么要利用民主，为什么能够成功地利用民主？现代西方文明所指的自由是很个人的事[7]——我想要的自由跟你想要的自由会不同。那么，我怎能发动你去为我争取我的自由？除非我把自由抽象化、理论化、主义化。我想制作色情电影去赚钱，你想暴露官场丑态去为国，其实是很风马牛不相及的。但是如果把两种行为打造成“言论自由”，那么你我就是唇齿相依了。唇亡齿寒，为国之士声援色情电影、色情贩子资助揭露官场是西方实情（最张扬的是《花花公子》）。但这始终是种苟合，很难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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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地，民主的庄严和凝聚就强多了。民主扎根于人人平等，成长于抗拒不公。人人平等是普世价值，当然庄严高贵；抗拒不公是同仇敌忾，自然凝聚万千。自由斗士当然想利用民主了，怎样去利用？制造“特权”帽子是也。人类最反感的是“不公”。自古以来，凡造反都是反抗特权本身的不公，或反抗拥有特权者行为的不公，如果自由斗士可以把自由和不公（无论是真的自由或想象的自由，还是真的不公或想象的不公）连起来，就事有可为了。他们会说，“开发商有‘自由’拿你的地赚大钱，你没有‘自由’抗拒被拿，不公。政府有‘自由’决定给你多少补偿，你没有‘自由’参与决定补偿多少，不公。开发商的自由、政府的自由是‘特权’，开发商不应有特权，政府不应如此使用它的特权”。于是人人觉得很不平等、很不公道。自由斗士又说，“让我来提升你们的政治意识和政治信息，让我们一起来使政府的行为更负责任，让我们组织起来，讨回个公道”。到此刻，人人同仇敌忾，誓要讨回公道。如是，自由斗士就成功地利用民主，组织起公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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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自由斗士的真正动机不是平等，不是民主，他们只不过想利用民主去达到他们的个体利益。特权与不公只是他们发动民众的杠杆而已。甚至可以说，他们借讨伐特权与不公去把他们追求的自由提升为比别人自由更值得保护的自由，利用民主参与去把他们追求的利益提升为凌驾于他人利益之上的利益。其实就是制造新特权，产生新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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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会是西方虚民主下的现象，暴露自由民主政制的内存矛盾。由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组合的政治文化很难产出真民主，因为它缺乏“大我”意识。如果中国不走这条路，就得自寻生路。今天，西方向全球推销公民社会，中国人大多一知半解。特权与不公人所共见，公民社会看来是剂解药。怎知它是生于自由为本、民主为用的虚民主，生出的是层出不穷的新特权，无尽地消耗西方的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势难持续。中国有这样的条件吗？更关键的是，中国有这样的需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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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城市规划来说。中国的城市发展，确实是特权多、不公多。人民的怨声、怒火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得出的城市式样也是不合理性的。但是，公民社会是不是一个可用的解药？公民社会是典型的“为民请命”。我在前文《阿奎那的普世价值》中已谈过“为民请命”的规划范式，指出这规划范式误解和扭曲普世价值，不可能带来持续及和谐的发展。现在看一下城市规划里的公民社会现象。弗里德曼和福里斯特谈的是理论，现实中，西方的公民社会组织确是多如过江之鲫。西风东渐，很多组织已是跨国性，特别是环境、生态、维古、人权等。它们插手的事情无远弗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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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的焦点是空间，而空间永远是区位性的。城市规划中的具体利益冲突往往落点于具体的开发项目，开发项目更是区位性。而且，在中国城市的未来发展中，相对于过去三十年，利益的冲突会越来越多发生于已建成区内部的改建、重建。这些纷争大都是“当地事”。跨国，甚至跨省、跨市的公民社会对解决纷争的“贡献”有限，他们的插手其实会大大扭曲利益博弈的均势。当然，如果我们拜倒于西方的先进，把光环戴在这些组织头上，“当地人”也自然会借助它们的声势、利用它们的资源。到时，大局已成，扭转无望。所以，现在我们就要抗拒这种“入侵”，免得日后烦恼。可是，纵观过去三十年，凡中国人说不会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差不多都发生了。所以，我不大乐观。西方的东西太诱人了，很难抵挡。自强才是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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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纠纷大部分是“当地事”，涉及的利益主体大部分是“当地人”，是基层的事，最好在基层解决，最好的办法是基层民主。这里，基层是区之下，以至街道、小区。首先，如果有近在眼前的基层民主就不需要远在天边的非基层公民社会。西方公民社会的理论依据是“通过提升公民的政治意识和政治信息，公民会作更好的政治选择、更积极的政治参与，那么政府行为就会更负责任”。这里的基础假设是政府不够负责，其背后的意识是政府被特权把持，处事不公。特权与不公是民愤的主要因素。放在城市规划上，这些特权与不公在基层最显著。姑勿论这些特权与不公是真实还是想象，它们也只可通过基层民主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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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会的目的是为民请命，大义凛然，因此它可以不择手段，弗里德曼与福里斯特之流提出阴一套、阳一套的“两面人”和“制造误导的信息”。当然，这是极端。但也显露出一个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端倪——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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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公民社会最强调“提升公民的政治意识和政治信息”？背后的假设是公民的政治意识不强、政治信息不足，致令特权可以妄为，不公泛滥，公民社会现身，拯救众生。因此，政治意识与政治信息既是公民社会合法性的基础，也是公民社会运作上的手段。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公民社会强调的政治意识要强、政治信息要足，正是古雅典民主的特色、真正民主的特色。从负面去看，西方公民社会的自由为本、民主为用是颠覆民主；从正面去看，西方公民社会玩弄西方虚民主的弱点也显露出建设真民主的方向。真民主的基础是公民参与，但它的条件是公民政治意识要强、政治信息要足。当然，这是个循环：恶性循环是意识不强、信息不足，导致参与不积极，而参与不积极会使意识更低、信息更缺，参与就更不积极；良性循环是意识强、信息足，促使参与积极，参与积极会使意识更强、信息更足，参与就更积极。有人会说，古雅典人少才可以真民主。对。但中国的街道、区人口与古雅典人口不相上下，为什么不可尝试建设基层真民主？而且，真民主不一定要直接民主，只要是政治意识强、政治信息足的参与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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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是良好开头。空间使用和开发上的利益冲突肯定是“区位性”，利益冲突者大部分是“当地人”，因此，政治意识肯定强。关键在政治信息，谁来提供这些信息？西方公民社会批判来自“官方”（特权的所在、不公的祸首）的信息不合用、不充足、不可靠，为民请命者要“操纵信息”去“营造参与”。那么，要建设真民主就要釜底抽薪，以透明、公开的态度和体制，通过咨询与参与，为人民提供合用、充足和可靠的信息。有了这个条件才可以有真民主。真民主之下还需要不需要公民社会？我相信还需要。但不是西方式的、跟不负责任的政府搞对抗、追逐个体利益的公民组织，而是提升负责任政府的行政效率、在“大我”意识下协调各方利益的公民组织。我认为绝对可以在基层上建设真民主。生活与生产空间的区位性使城市规划紧嵌于基层，是民怨与民愤的聚焦点和发泄点。透明和公开的城市规划可以是开启公民政治意识和政治信息良性循环的突破点，是缔造基层民主的主要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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