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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农地的价格有法定标准，主要是按农耕用途和农民安置来定。过去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突飞猛进，但经济成果的分配集中在城市，农民、农村实在吃了亏，所以农民不满是合情的。但是，处理情绪不能违背理性。过去剥削农民是真的（如安置费用偏低、补偿没有落实等），现在农民勒索也是有的（如天价索偿、无理拒迁等）。收购价必须坚持原则，兼顾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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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会说，如果土地开发是作为公益用途，收购价可以按农耕用途计算，但如果土地开发是作为非公益用途，那么收购价就应该经开发利益（可以由政府代表这利益，或开发商直接参与）和农民利益相互博弈而产生。这很有问题，因为这说法错误地假设公益用途戴有道德光环，而且是不赚钱的，所以可以通融。这样的通融是“慷他人之慨”，牺牲农民应得的补偿。公益或非公益用途跟农民应得的补偿是不应该连起来的。而且，公益用途也可以很赚钱，例如收费公路。还有，今天的公益用途明天可以变为非公益用途，那么被收购的农民可不可以追索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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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开发利益与农民利益直接博弈去决定农地收购价会产生另一类不公。土地开发带来土地增值，增值的实现是通过修改土地用途，但修改用途是由政府垄断的，也就是说，只有政府才能启动开发潜力，实现增值。那么，自以为有开发潜力但得不到政府启动的农民会认为政府厚此薄彼。再者，土地开发潜力的分布是不平均的，农民与开发利益博弈必然产生某些农地被开发商青睐，某些不被青睐。被青睐的会不劳而获，造成农民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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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人建议土地产权私有化，这会带出更大的问题。西方历史悠久的土地私有制度下开发商犹想尽办法去收购囤积以图高利，中国在没有土地私有的情况下一旦转为可以私有，一定引发空前的收购囤积。在私人的垄断下，房价一定有升无降，土地利益终会绑架政治。结果是千万人被迫住在几个房地产大老板的高价房（不一定是高档房），人民辛苦赚来的钱都被高价房吸纳了，都是为大老板“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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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以农耕用途和农民安置为基础的收购价才是对全民和农民真正的公平。通过修改用途去开发土地带来的土地增值不是农民创造的，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回归社会是公平的。以农耕用途和农民安置去核算补偿就是保障农民的合理生活水平，对失地农民是公平的。但是，原则以外还需要兼顾逐利心态的普遍，和农民抱怨补偿过低的现实。这要分开两类：从前对农民的不公要弥补，包括扶持失地农民；当今农民的索价要抗拒。有原则的收购价格才能取信于民。过度迁就部分农民会造成农民之间的新不公，更违背全民的利益。但是，在农耕用途的估价和农民安置的费用上，也应考虑失地农民未来生活的保障。这不单是钱的考虑，也包括生活模式的辅导，生产技能的提升等方面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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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实践上，政府垄断收购可能产生很多流弊，需要整顿，特别是当政府同时是农地收购者和房地开发者。作为收购者，土地的成本是农地；作为开发者，土地的利润来自房地。这些收与支应该放在同一个口袋，但应该分开两条账目。口袋要透明，账目要公开，不然，民怨会不息，贪污会不绝。账目透明与公开会提升政府在调控市场房价时的公信，提供政府在调节住房供给上的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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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以农耕用途和农民安置去核算收购农地的补偿是公平价格的道德基础；由政府垄断收购是这个公平价格的有效保证。在这套机制和价格中，满足农民的生存需要（农民的自存）和满足社会的发展需要（全民的共存）是对等的，是典型经院派的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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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看出售房地的公平价格。按“全民所有的土地用来满足全民的生产与生活所需”的原则来生产住房的房地应以房价作为基础，并需兼顾开发商逐利的现实。中国的房地供给由政府垄断，但价格是通过招标、拍卖定的。可以说，房地市场的特色是在一定的供给量下价高者得。房地供给量既是固定（起码短期内如此），房地的价格就会按开发商的需求而升降。在资本主义的逐利意识底下，公平价格应决定于自由交易，自由交易的条件是大量开发商加入投标出价。在西方，开发行业是财力十足才可参与，因此有人为性的半垄断，扭曲市场供求。中国政府垄断房地供给反可以巧妙地创造出资本主义所向往的自由交易条件。政府可以把出售的宗地面积尽量缩细（当然也要考虑土地用途）去降低开发商进入市场的门槛。宗地细就会售价低，就会有更多的开发商可以加入竞投、竞买。这就是资本主义式的逐利公平。而且，虽然每幅宗地的售价因面积缩细而下降，但宗地面积的单价却会因有较多的开发商竞争而被拉高，使政府（代表全民）能取回更大的土地增值。还有，开发商多了就会减轻开发行业里头的串通、作弊，也同时约束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房地的价格就会比较正确地反映住房的供求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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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公平房价才是公平房地价的真正依据。什么才算公平房价？它与房地价有什么关联？城市居民的收入很不平均，而且大部分追不上房价的升幅。我们可以按住房消费的类别去探讨公平房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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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意图和有能力买住高（100平米以上）、中（50～100平米）档商品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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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之中，想买房的或会抱怨房价高，但买了的则希望房价继续高。买（消费者）卖（开发商）双方都在逐利，公平价格应出于无约束的自由交易。商品房市场有开发行业的人为性垄断，也就是开发商（卖家）太少，而且他们互相串通，操纵和瓜分市场。打破垄断的唯一办法是增加开发商数量。上面谈到的缩细开发宗地面积是有效方法。宗地细就是价钱低，放宽了开发商进入市场的门槛，使更多的开发商可以加入。而且，在规划设计和基础设施上，细宗地可以结集为大宗地，大宗地很难分割为小宗地。因此，缩细宗地面积既可增加开发商的参与也可增加开发的弹性。这样子，买房的就可以有更多卖家供选择，买卖的博弈就会更自由，更活泼，产出的房价也会更公平。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社会主义（政府垄断）创造条件去促成资本主义的逐利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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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愿望但能力不足买中档商品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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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人数最多，怨声最大。这个经济能力不高不低的夹心层受到前所未有的买房风气（无房不能成家）带来的心理压力。压抑变成不满，尤其是对政府大大不满。奇怪的是他们对开发商的不满反而不高，因为他们认为房价高是由于地价高，而地价高是由于政府垄断供给。他们希望中档房价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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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垄断房地供给可以用作平抑房价的政策杠杆。现今，开发商利用房地供给状况不明朗去夸大缺地的景象，借此提高房价。假如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可以每年公布翻滚式的五年房地供给计划，开发商就少一点投机性的囤积，消费者对未来就多一份信心，住房的供给也就更能配合消费者（买房者）的收入。当然，这会关系到中国特色的用地指标机制。由于政府垄断土地供给，它绝对有条件把供给明朗化和可预期。这不会影响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甚至不影响指标机制的运作，唯一的改变是要增强指标规划的科学性和前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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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房地供给可预期，开发商不能再以房地供给不明为理由去抬高房价，消费者也不会再因房地供给不明而恐慌去买高价房。因此，房价就真正反映机会均等、优胜劣败的博弈，是典型资本主义的逐利公平。巧妙的是，买卖双方可以公平地逐利博弈是基于农地收购和房地出售都是由政府垄断，所以开发商才不能操纵农地的收购，也不能蒙蔽消费者有关房地的真正成本。在房价博弈中，开发成本越是明朗，成交的房价就越能反映开发商的生产成本与买房者的消费效用（utility）。这是典型经院派的对等交易，是种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公平。可以说，政府垄断农地收购和房地出售可以创造出条件使中档商品房的买卖同时兼顾个人逐利公平和群体共存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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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说说租住房。现代中国一个奇怪现象是人人想买房，买不起就抱怨。过去的中国，包括新中国成立前，绝大部分人家都是租房的。现代西方，超过半数的城市居民也是租房的。买房是改革开放后部分暴发之人带头，开发商大力催生的怪现象。自住房供不应求（起码假象如此），哪还有开发商积极建租住房。还有，眼下租住房的居住环境差（因为租金不足以维持品质，遑论提升）、租约没保障（先是加租，继是断约，更有干脆迫迁改建）。供少求少造成恶性循环，每况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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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自住房风气是推高房价的重要因素。发展中档租住房是当前急务，为那些未来有经济潜力但暂时又没有足够能力买自住房的人提供栖身之所，不然就是怨气冲天，社会不和。一个有效的政策杠杆是提高中档租住房的土地供给。在目前房地紧张的情况下，这会诱使开发商考虑开发租住房。租住房多了，租金会下降，相对于买房的首付和月付，租房会比较划算，会吸引更多消费者。当然，单凭房地供应不够，仍要配合租约保障、住房质量保障。若是办得好，租住房会恢复成为城市住房的主流选择之一，大大减轻买房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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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部分自住房的土地供给转移到租住房的开发是成全个人需要（满足自住房的需求）和整体需要（为保障社会和谐开发租住房）的对等，是典型经院派的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公平。同时，租金经由开发商和租客的博弈而产生。如果有充分的租住房供给，这博弈会是机会均等，优胜劣败，是典型资本主义的逐利公平。可以说，政府垄断农地收购和房地出售创造出条件去扩大中档租住房市场，同时兼顾了群体共存公平和个人逐利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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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没能力买住任何档级商品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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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抱怨没有住得起的合适房子（当然他们绝大部分都有所居，但不是租金过高就是面积过小或环境过差）。他们希望住上合适的廉租房。市场解决不了他们的问题，需要政府直接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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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租房是当年殖民地时代香港社会能够安定、经济能够起飞的主要因素。有一段时期超过一半香港居民住廉租房。中国宜以最大力度建廉租房，以稳定社会。低收入者知道买房是不可能的，他们会满足于一个租金低廉、租约稳定的居所。一家三口，两室一厅，加上厨房浴室，将就一点，25平方米是完全可以应付过来的。房子小就可以多建，使更多要求不高的低收入市民可以安身。小房子有励志作用——将来收入高了就可以搬出。再者，房子小就可以租金低，而租金低就提升其他方面的消费力，包括教育。若干年后，收入多了或家庭人口多了（孩子结婚、老人退休），居住面积的需要会增加。香港的经验显示，如果房子设计得前后或左右两户可以打通，新单元的面积就双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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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可以直接建造廉租房，也可以委托开发商，以低价或无偿土地去吸引他们。由于每户的面积小，每平米的房价（以租金加息去算）往往不低于商品房，因此对开发商来说有利可图。但廉租房的真正意义是保障弱者生存的所需。政府垄断农地收购和房地出售就是垄断土地增值。这些增值可以是官商勾结、贪污腐败之所在，也可以是平息民怨、建立公信的杠杆。以高、中档住房开发的土地收益用于兴建廉租房是典型经院派扶持弱者求存的社会性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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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房地产开发的逻辑与西方相似，但公平价格的意识不应一样。西方资本经济的公平价格来自无约束、无偏袒的自由交易，是个程序性的公平。但是，土地的天然垄断和开发行业的人为垄断致令交易不可能自由。在收购土地时，开发商要多付，因为土地拥有者（卖家）的天然垄断比开发行业（买家）的人为性半垄断强；在出售房地时，开发商会多得，因为开发行业（卖家）有人为性半垄断而消费者（买家）则全无垄断能力。理论上，房价支配地价，但土地供给支配住房供给。由于错综的垄断，开发商只能半支配房价，但全不能控制地价。所以，相对于房价，地价永远偏高；相对于买房者的消费能力，房价多数时间偏高。也就是，在资本经济理论下，不会有公平房价，更没有公平地价。土地拥有者最强，消费者最弱，开发商居中。无怪开发商致力于囤积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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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房地产开发机制不同，最重要的环节是政府完全垄断收购农地和出售房地。这带来新契机去创造公平价格。基本原则是土地乃全民所有的资源应用来满足全民的生产与生活所需，但又要同时兼顾日重的个人逐利意识。一般的情况下，四分之一的城市居民是高收入，可以随时买住高、中档房；二分之一是中收入，有些勉强可以买自住房，有些适宜暂住租住房；余下的四分之一需要廉租房。要满足不同收入阶层的需要，政府和市场的分工要清楚。商品房市场是逐利的机制，主要是开发商和高收入消费者的博弈。政府的责任是打造公平逐利的条件——放宽开发商进入市场的门槛，提升土地供给的明朗化和可预期性。但仍会有很多市民买不起房，他们只希望有租金合理、租约稳定的适用房子。政府保证土地供给会吸引开发商进入租住房市场，扩大租住房供给，满足这一类市民的需求。最后，有一部分低收入市民无法进入市场，需要政府直接提供廉租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意义是，商品房市场乃消费者与开发商博弈之所，政府的职能是保证个人可以自由逐利；租住房市场乃消费者与开发商对等交易之所，政府的职能是保证生产成本与消费效用对等、个别需要（生产或消费）与整体需要对等；廉租房是穷人必需的藏身之所，政府的职能是保证弱者可以生存。为此，不同住房类别有不同的公平房价，不同的公平地价。中国政府既垄断土地供给并截获土地增值，其实就是拥有最有效的政策杠杆去稳定市场、赢取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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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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