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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意图和有能力买住高（100平米以上）、中（50～100平米）档商品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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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之中，想买房的或会抱怨房价高，但买了的则希望房价继续高。买（消费者）卖（开发商）双方都在逐利，公平价格应出于无约束的自由交易。商品房市场有开发行业的人为性垄断，也就是开发商（卖家）太少，而且他们互相串通，操纵和瓜分市场。打破垄断的唯一办法是增加开发商数量。上面谈到的缩细开发宗地面积是有效方法。宗地细就是价钱低，放宽了开发商进入市场的门槛，使更多的开发商可以加入。而且，在规划设计和基础设施上，细宗地可以结集为大宗地，大宗地很难分割为小宗地。因此，缩细宗地面积既可增加开发商的参与也可增加开发的弹性。这样子，买房的就可以有更多卖家供选择，买卖的博弈就会更自由，更活泼，产出的房价也会更公平。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社会主义（政府垄断）创造条件去促成资本主义的逐利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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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愿望但能力不足买中档商品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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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人数最多，怨声最大。这个经济能力不高不低的夹心层受到前所未有的买房风气（无房不能成家）带来的心理压力。压抑变成不满，尤其是对政府大大不满。奇怪的是他们对开发商的不满反而不高，因为他们认为房价高是由于地价高，而地价高是由于政府垄断供给。他们希望中档房价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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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垄断房地供给可以用作平抑房价的政策杠杆。现今，开发商利用房地供给状况不明朗去夸大缺地的景象，借此提高房价。假如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可以每年公布翻滚式的五年房地供给计划，开发商就少一点投机性的囤积，消费者对未来就多一份信心，住房的供给也就更能配合消费者（买房者）的收入。当然，这会关系到中国特色的用地指标机制。由于政府垄断土地供给，它绝对有条件把供给明朗化和可预期。这不会影响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甚至不影响指标机制的运作，唯一的改变是要增强指标规划的科学性和前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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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房地供给可预期，开发商不能再以房地供给不明为理由去抬高房价，消费者也不会再因房地供给不明而恐慌去买高价房。因此，房价就真正反映机会均等、优胜劣败的博弈，是典型资本主义的逐利公平。巧妙的是，买卖双方可以公平地逐利博弈是基于农地收购和房地出售都是由政府垄断，所以开发商才不能操纵农地的收购，也不能蒙蔽消费者有关房地的真正成本。在房价博弈中，开发成本越是明朗，成交的房价就越能反映开发商的生产成本与买房者的消费效用（utility）。这是典型经院派的对等交易，是种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公平。可以说，政府垄断农地收购和房地出售可以创造出条件使中档商品房的买卖同时兼顾个人逐利公平和群体共存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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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说说租住房。现代中国一个奇怪现象是人人想买房，买不起就抱怨。过去的中国，包括新中国成立前，绝大部分人家都是租房的。现代西方，超过半数的城市居民也是租房的。买房是改革开放后部分暴发之人带头，开发商大力催生的怪现象。自住房供不应求（起码假象如此），哪还有开发商积极建租住房。还有，眼下租住房的居住环境差（因为租金不足以维持品质，遑论提升）、租约没保障（先是加租，继是断约，更有干脆迫迁改建）。供少求少造成恶性循环，每况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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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自住房风气是推高房价的重要因素。发展中档租住房是当前急务，为那些未来有经济潜力但暂时又没有足够能力买自住房的人提供栖身之所，不然就是怨气冲天，社会不和。一个有效的政策杠杆是提高中档租住房的土地供给。在目前房地紧张的情况下，这会诱使开发商考虑开发租住房。租住房多了，租金会下降，相对于买房的首付和月付，租房会比较划算，会吸引更多消费者。当然，单凭房地供应不够，仍要配合租约保障、住房质量保障。若是办得好，租住房会恢复成为城市住房的主流选择之一，大大减轻买房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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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部分自住房的土地供给转移到租住房的开发是成全个人需要（满足自住房的需求）和整体需要（为保障社会和谐开发租住房）的对等，是典型经院派的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公平。同时，租金经由开发商和租客的博弈而产生。如果有充分的租住房供给，这博弈会是机会均等，优胜劣败，是典型资本主义的逐利公平。可以说，政府垄断农地收购和房地出售创造出条件去扩大中档租住房市场，同时兼顾了群体共存公平和个人逐利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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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没能力买住任何档级商品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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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抱怨没有住得起的合适房子（当然他们绝大部分都有所居，但不是租金过高就是面积过小或环境过差）。他们希望住上合适的廉租房。市场解决不了他们的问题，需要政府直接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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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租房是当年殖民地时代香港社会能够安定、经济能够起飞的主要因素。有一段时期超过一半香港居民住廉租房。中国宜以最大力度建廉租房，以稳定社会。低收入者知道买房是不可能的，他们会满足于一个租金低廉、租约稳定的居所。一家三口，两室一厅，加上厨房浴室，将就一点，25平方米是完全可以应付过来的。房子小就可以多建，使更多要求不高的低收入市民可以安身。小房子有励志作用——将来收入高了就可以搬出。再者，房子小就可以租金低，而租金低就提升其他方面的消费力，包括教育。若干年后，收入多了或家庭人口多了（孩子结婚、老人退休），居住面积的需要会增加。香港的经验显示，如果房子设计得前后或左右两户可以打通，新单元的面积就双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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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可以直接建造廉租房，也可以委托开发商，以低价或无偿土地去吸引他们。由于每户的面积小，每平米的房价（以租金加息去算）往往不低于商品房，因此对开发商来说有利可图。但廉租房的真正意义是保障弱者生存的所需。政府垄断农地收购和房地出售就是垄断土地增值。这些增值可以是官商勾结、贪污腐败之所在，也可以是平息民怨、建立公信的杠杆。以高、中档住房开发的土地收益用于兴建廉租房是典型经院派扶持弱者求存的社会性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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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房地产开发的逻辑与西方相似，但公平价格的意识不应一样。西方资本经济的公平价格来自无约束、无偏袒的自由交易，是个程序性的公平。但是，土地的天然垄断和开发行业的人为垄断致令交易不可能自由。在收购土地时，开发商要多付，因为土地拥有者（卖家）的天然垄断比开发行业（买家）的人为性半垄断强；在出售房地时，开发商会多得，因为开发行业（卖家）有人为性半垄断而消费者（买家）则全无垄断能力。理论上，房价支配地价，但土地供给支配住房供给。由于错综的垄断，开发商只能半支配房价，但全不能控制地价。所以，相对于房价，地价永远偏高；相对于买房者的消费能力，房价多数时间偏高。也就是，在资本经济理论下，不会有公平房价，更没有公平地价。土地拥有者最强，消费者最弱，开发商居中。无怪开发商致力于囤积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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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房地产开发机制不同，最重要的环节是政府完全垄断收购农地和出售房地。这带来新契机去创造公平价格。基本原则是土地乃全民所有的资源应用来满足全民的生产与生活所需，但又要同时兼顾日重的个人逐利意识。一般的情况下，四分之一的城市居民是高收入，可以随时买住高、中档房；二分之一是中收入，有些勉强可以买自住房，有些适宜暂住租住房；余下的四分之一需要廉租房。要满足不同收入阶层的需要，政府和市场的分工要清楚。商品房市场是逐利的机制，主要是开发商和高收入消费者的博弈。政府的责任是打造公平逐利的条件——放宽开发商进入市场的门槛，提升土地供给的明朗化和可预期性。但仍会有很多市民买不起房，他们只希望有租金合理、租约稳定的适用房子。政府保证土地供给会吸引开发商进入租住房市场，扩大租住房供给，满足这一类市民的需求。最后，有一部分低收入市民无法进入市场，需要政府直接提供廉租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意义是，商品房市场乃消费者与开发商博弈之所，政府的职能是保证个人可以自由逐利；租住房市场乃消费者与开发商对等交易之所，政府的职能是保证生产成本与消费效用对等、个别需要（生产或消费）与整体需要对等；廉租房是穷人必需的藏身之所，政府的职能是保证弱者可以生存。为此，不同住房类别有不同的公平房价，不同的公平地价。中国政府既垄断土地供给并截获土地增值，其实就是拥有最有效的政策杠杆去稳定市场、赢取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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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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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1517年）之后的五百年，西方的道德观从客观、绝对、以理智主义为基础的自然之法走上主观、相对、以意志主义为基础的自然之法。也就从自我保存和与人共存相应、对等走上自爱、自利为本，与人共存为用。在经济道德上，个人逐利成为主流思想，资本主义附生于此。但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公有目共睹。资本主义就捧出斯密的“追求私利可达公益”，为个人逐利戴上公益的光环；又拿出“帕累托效应”的补偿原则向逐利中的弱者答应公平的分配。前者是缺乏逻辑的神话，后者是不能兑现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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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尼与熊彼特从不同角度追溯现代资本主义的源头，殊途同归，到达中古天主教经院派的自由交易与公平价格。宗教道德家托尼有失落之感，认为宗教改革之后的新教在经济发达但社会动荡的背景下宗教道德变质，接受甚至支持个人逐利，对社会公义日趋冷漠。他希望通过建立福利国家去找回一点经院派时代的公平理想。经济理论家熊彼特有得意之感，认为自由经济的原则和设计不是英国人的发明，中古已有自由交易的理念，媲美现代资本主义的效率原则，并兼有程序性的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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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经院派与资本主义的自由交易和公平价格都有不同的意义，追求不同的理想，不可混淆。经院派的公平价格是对人公平，彼此公平。它从弱者求存的角度去构思自由交易——没有垄断、没有歧视的交易——得出一个没有操纵、没有剥削的公平价格，是种悯人的公平；它也从群体共存的角度去构思对等交易——生产者成本与消费者效用对等，个人需要与整体需要对等——得出一个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公平价格，是种社会公平。资本主义的公平是对己的公平，对人的公平只是权宜。它从强者逐利的角度去构思自由交易——没有约束、没有偏袒的交易——得出一个机会均等、优胜劣败的公平价格，是种程序性的公平。对资本主义来说，自由就是公平。无论经院派还是资本主义都需要政府积极和强力的参与，分别是参与的目的不一。经院派需要政府主持公道、平衡利益；资本主义需要政府保护私产、保证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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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开发尖锐地突出资本主义的问题。资本主义以不受约束的个人逐利来定义自由交易和公平价格。但土地拥有者有天然的垄断、开发商有人为的半垄断，因此资本主义的自由交易是不可能实现的。个人逐利的逻辑结果是开发商囤积土地，造成必然的地价绑架房价，严重影响民生。资本主义社会的高房价反映资本垄断和土地资源使用的低效。它们的福利房是种政治权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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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对政府参与经济态度暧昧，既要政府保护私产、保证自由，也怕政府干涉人人逐利。社会主义下的政府参与是合法和道德的。全民所有的土地用来满足全民生产与生活所需是应有的原则。这既有经济效率的意义——土地资源的分配必须有效地满足全民所需；也有社会公平的意义——土地资源的分享必须公平地满足全民所需。当然，中国的现实是个人（农民、开发商、消费者）逐利已成风气，这也是政府政策需要兼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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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垄断收购农地和出售房地是关键的政策杠杆。政府垄断农地收购是有效率的，因为可以保证房地供给；政府以农耕用途和农民安置作为收购补偿的基础是公平的，因为失地农民的损失和补偿会对等（当然还要兼顾失地农民的合理安置）。政府垄断房地出售是有效率的，因为可以保证地尽其用；政府以房价为房地售价的基础是公平的，因为农地转房地的增值可以借此归公。更重要的是，政府垄断更能有效保证不同收入阶层的公平房价：高收入消费者与开发商之间是强者逐利的公平价格；中收入消费者与开发商之间是对等博弈的公平价格；低收入消费者是弱者求存的公平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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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垄断是必然的，区别是政府在全民所有、全民所用的指引下垄断，还是开发商以囤积土地、操纵供给的动机来垄断。政府垄断会有很多问题和流弊，但会有公平的希望，因为一切的政权都知道它的生存最终系于民心。开发商垄断只有绝对的逐利、权宜的公平，怎会国泰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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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尼与熊彼特都把资本主义追溯到经院派。其实资本主义只是藏身在经院派的自由交易理念之下，并把经院派的免于操纵、免于剥削的弱者求存自由扭曲为无约束、无限制的强者逐利自由。经院派的经济道德观出于自我保存和与人共存相应、对等的自然之法，有悲天悯人的善意与关怀。以自爱、自利为取向的资本主义岂可能及？无怪托尼会说一句被资本主义理论家狠批的话：“经院派最后一人是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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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hysiocracy，这主义虽称重农，但更关键是其主张生产与交易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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