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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赋理念与城市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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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尔的天赋理念给予规划一个乐观的方向和一套有创意的方法：真理人人可辨；可辨的真理人人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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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说的“真理越辩越明”。这需要两个条件。（1）至少两个人才能“辩”（自己和自己辩不能算真辩），因此，辩是社会性的行为。“对辩”是求真之途；“说服对方”是真的验证。因此，由辩而生的真理定然由能言善辩者支配（决定）。（2）“辩”必须通过言语。经言语而取得的“明”只会是局部、暂时的；因为言语由“字”组成，“字”来自抽象（无论是象形、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永不能传达真相的完整；字义来自约定俗成，会因“约”与“俗”的变更而变，永不会稳定。因此，言语之“辩”总会发生口服心不服的所谓“明”。这两个条件之下还有两个更基础的假设：（1）人人对真理的认识不同，因此才需辩；（2）认同（包括“被说服”）是真理的标准，因此没有绝对的真理。就算人人认同的“真理”也不是绝对的真理，因为认同是可以改变的。因此辩出来的“真理”是相对的（因时、空、人或事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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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尔肯定不认同“辩”是求真之途。他指出三段式的辩证完全无助于发现真理。在《哲学原则》中他如是说：“它（辩）唯一可能的作用就是用来偶尔向他人更容易地解释我已经发现了的真理，所以它应该从哲学改为修辞学。”“用（辩）来向其他人解释某人已经知道的东西比用来知道新的东西更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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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你不满足于辩出来的相对真理，你也许就有绝对真理的倾向。绝对真理不可能是由众人辩论、经政治认同而产生出来的。它必然是人人可懂，虽然可以有懂多懂少的分别；它必然是无须争辩，虽然会因为懂多懂少而产生分歧。这样的真理不应是“越辩越明”，只可以是“越辨越明”。笛卡尔提供的就是“辨真”的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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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的“辨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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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规划行业越来越是个多说话、少做事的行业。随着规划行业的增长和规划工作的“民主化”，说话（包括讲和写）已成为规划的主要工作。其实，这是一般“为人民服务”行业的普遍现象，反映“真理越辩越明”的政治文化——非但人人可以说话，而且不能不说话。（1）当权者要说话，因为说话是权力的象征与证明。（2）无权者也要说话（包括被当权者请来说话）。说赞成的就是对当权者的认同，是当权者的权力基础；说反对的就是为当权者增添权力的光环，不然当权者怎能说他是为人民服务。当然最后仍是当权者来拍板。（3）无权而想有权者更要说话，不然怎会拿得权力。以为民请命来说话很能造势，更要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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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是左右逢源。因为它既可以是当权者的为人民服务，也可以是夺权者的为民请命，多说话是理所当然。为人民服务的规划要多说话，好使人民认同它“言之成理”；为民请命的规划要多说话，好使人民认同它“敢对权力说真理”（dare to speak truth to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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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假若真理不是辩来的，说话就没有意思了。用在规划上可作以下演绎。（1）假若规划是聚焦于土地（空间）的合理使用，“合理”就是规划的最终裁判。（2）假若“合理”是指“符合事实和真相”，规划的最终裁判就是“符合事实和真相的土地（空间）使用”。（3）假若“符合事实和真相的土地（空间）使用”是规划的最终裁判，规划的基础工作应是找寻“符合事实和真相的土地（空间）使用”，也就是找寻规划的真理。（4）规划是种社会行动（有别于个人行动），政治化势难避免，但不必牺牲真理，只须我们老实地分开口实和事实，也就是把“真理越辩越明”从政治字典中摘走。权力可以争，真理不能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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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有一个重要的补充。真理的原则人人可辨，真理的体现会因人、事、时、空而异。因此，对真理原则的具体演绎也会因人、事、时、空而有所分歧，这些分歧必须经政治处理。关键是，尊重真理的政治文化会尊重老实的分歧（有别于口实）、真实的分歧（有别于误解），这会有助分歧的调解。但其先决的条件是“肯定真理的存在”，其首要的行动是“辨认真理的所在”。藐视真理的政治文化会是真假不辨，甚至背向真理、否定真理。这只会带来赤裸的权力斗争或作假的虚与委蛇。在各怀鬼胎的政治里头分歧哪能真正调解，社会哪有安宁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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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的政治化会随着规划的民主化的扩大而加深，这是必然的趋势。但规划的政治文化是有选择的：尊重真理的政治文化或是藐视真理的政治文化。这需要规划工作者和参与者重新考虑什么是“民主”，什么是“参与”。如果人民要做真真正正的主人就得明白自己（主人）需要什么，明白规划工作者（仆人）可以干什么。这才是个明理的主人。不明此理的主人会有非分之想，对仆人要求过高，使仆人无法交差；或会胡思乱想，对仆人号令不明，使仆人无所适从。好仆人（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是帮助主人想得合理、合度，好使做主人的能够心想事成，做仆人的能够发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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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什么样的规划制度，当权的还是想保有权力，争权的还是想取得权力，而一般老百姓还是想有方便、舒适、安全的环境。尊重真理的规划制度会滋养一种追求真理的规划文化去使所有参与者会多想想什么是“合理”的规划，包括什么是个人的合理追求、别人的合理追求、对大家都有利的追求。这样的制度需要两个条件：少讲、多想。此中，重点要放在多想。多想自然会少讲，原因有二：（1）用脑子就不能同时用嘴巴。多用脑子就是少用嘴巴，想得多自然讲得少。（2）多想自然会想得更周详，就会知道言多必失；更通透，就会倾向废话少说。首先，规划工作者自身应该多想少讲，可以向宗教学习。中外宗教都有“避静”“退省”（retreat）的灵修活动，以静默、退隐去创造空间、摒除杂念、收敛心神，把人的思想带进一个“清晰和留心”的境界去聆听神的说话或自己的心声。用笛卡尔的说法就是让理性之光进来，让天赋理念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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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工作者应该怎样去想？城市是个现象，城市规划是对城市现象的评价和处理，可分四阶段：（1）描述某个城市现象；（2）解释这个城市现象的成因；（3）评价这现象的好坏；（4）设计有效手段去处理。每个阶段有其独特的要求：（1）城市现象是种“果”，是事实，因此描述要符合事实；（2）解释城市现象是寻“因”，是真相，因此解释要符合真相；（3）评价城市现象是对果的取舍，属道德性的选择；（4）处理城市现象是因果链条的牵动，属技术性的选择。这些都关系到事物的本质、因果的链条、道德的原则，都属天赋理念的范围，都可以利用笛卡尔的心法去思考、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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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是可以制度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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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工作者可以作定期的和按需要的（例如在项目开展前或在工作遭遇大困难时）退省。退省的时间太短会心神收敛不足，太长也会不合实际，一两天最合适。但关键要少讲多想。西方政府、企业现在也流行退省，但都是名不副实。“退”（找个幽静场所一聚）或有之，“省”（各人闭关自省一遍）则绝少。一般所谓退省只不过是换个场所，开个半日一天的讨论会而已。会上非但不会少讲，而且要人人发言，往往辩得脸红耳赤，哪有自省、沉思的机会。真真正正的退省应该是避世式的个人自省，无言式的静默沉思，为的是找表面现象底下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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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个为期一天的规划工作者退省。可以是围绕某些主题（例如功能分区、城市规模、公众参与、交通系统，等等）的定期退省，也可以是为解决某个具体问题（例如某功能分区的正误、某城市应有的规模、某公众参与的利弊、某交通系统的成败，等等）的临时退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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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省的目的在好好想这些主题或问题的真相。举例来说，我在《柏拉图的“恒”》一文中谈到柯布西耶悟出直角是大自然的规律，成于垂直线与地平线的交叉，是建筑与城市规划空间秩序的基本原则。当然，他为此被英、美式经验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城市与规划学者们批判得体无完肤。这批人都推崇有机性（organic）的城市——城市的外观是不规则的多姿多彩，城市的内涵是多元化的复杂互动。他们会指出大自然里没有一个有机性的东西是直角的，一棵树的根、干、枝、叶没有一处有任何直角的迹象，柯布西耶简直是胡闹。但是，为什么不规则的大自然看起来是这么多姿多彩，而不是杂乱无章？因为我们总觉得在不规则底下好像是有章法的，大自然的多姿多彩反映这套章法。顺理成章——大自然的内涵就是这套章法中的理。多元互动是否就是大自然之理？这有待思考，并值得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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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附近有个大草坪，此中有一排大树，每一棵都是往东倾斜。你问一个大学教授为什么树是这样子，他会说因素很多，很复杂。你随便问一位当地的婆婆或过路的老乡，他会不用思考地告诉你：“因为地方空旷，西风强。”因为，对婆婆、老乡来说，“树干与地平应是直角”是个“清楚、分明”的不变恒律。知道这个“真相”之后，树往东斜的“事实”就好解释了。但假若没有“必然的直角”作为基础，什么解释都有可能，但又都不可靠。在现象世界里没有一棵树的外观是直角的（事实），但每一棵树的生长都是服从直角的（真相）。认识直角生长原则的必然性就可以追查任何一棵树态现象的偶然成因，如水流、风向、人工、坡度等。查得成因就可以解释树态，进而改变树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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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章《奥古斯丁的“性恶”》中，我谈到西方法律化的功能分区是西方“性恶”文化的具体表现。这里，功能分区法律化是“事实”，而性恶文化可暂当作“真相”。我的演绎是这样的：功能分区法律化的假设是每个土地使用者都是自私的（性恶），不会自觉地考虑别人和自动地容忍别人。因此，真正的混合用途是不可能的。在崇尚个人与自由的社会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既没有公认的准绳，更没有自发的忍让，所以最后还是把功能分区法律化，楚河汉界，以免麻烦（当然也有经济效率的论点，但重点仍在划清界限）。明白了西方功能分区法律化的“抑恶”真相，就可以更理性地去探讨这套制度有没有“扬善”（例如发挥邻里守望相助）的空间了。当然功能分区的“真相”未必如我所说，所以我上面用“暂当作真相”，但这个例子可以当作一个退省思考的示范。去思考真相是否真的如此。其实，城市的万千现象都可以启动我们去思考它们的本质以及它们之内和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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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到退省那天。大清早，有关人等（人数可以是几个人到几十人）齐集在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幽静之所。谁也不准迟到、早退，谁也不带手机、电脑（除了极少的工作组人员）。退省的主持人乃机构的最高负责人，由他以身作则，先宣布退省的首要规条：整天不准说话，没有讨论，更没有辩论，就算寒暄客套也只容微笑点头，吃饭时也不能交流。继而是请“退省主持人”（retreat master）以不超过一个小时去介绍他会如何探索这主题/问题的真相，聚焦于思路而非结论，旨在于启发而非批判。接着就是在“真理人人可辨、人人相通”的共识下各自“入静”，各自找合适自己的环境和姿态去启动“清晰和留心的思想”。除了不说话之外，还不准写、不准读，好使脑袋更能察觉“清晰和分明的理念”。两小时过后，也就是中饭前的半小时左右，各人分配纸笔，把对思考主题/问题真相的所得，以最简练的言辞，用最少的字数（不超过一两百个字）写下来，交给退省工作组。午饭后，所有小结都已经打印出来，贴在公示板上，供众人观看，但在午后不久就收起来，以免影响众人下午的静思。四时左右，各人按同样主题/问题再写小结，可以是上午所思的精炼，也可以是新的发现。小结之后，应是四点半左右。众人再齐集在一起，那时，想发言的有机会发言，但每人不超过5—10分钟，发言者太多（超过5—6个人）就抽签决定谁来发言。内容必须是有关主题/问题真相的辨认。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意识下，发言者只能讲自己的观感，不能发问、不用自辩，更不准互辩（发言不做记录）。发言的目的不在判决胜负、正误，在提升众人对主题/问题真相的各侧面、各层面的认识。六点前应“出静”。但工作组把两次小结整理，以最少篇幅做出总结，列举和阐述众人对主题/问题真相的辨认，不作注解、不加粉饰，并把所有小结以不记名的方式列为附件，作为未来思考的素材。这是智慧的汇集，不是辩证的判决，在退省结束的两三天内发给所有参与者。将来所有有关这主题/问题的辩论，都以此为权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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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退省对规划工作者的贡献会远超其成本。首先，这些对规划原则最深层次探索的所得，是分辨好规划与坏规划的试金石。规划事业和工作者最大的困苦是规划的好坏好像没有客观的、理性的准则，规划的决定好像只能是当权者或当事者的主观武断。规划工作者的士气差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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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主观武断是人性，与当权者或非当权者无关，分别是自己的主观武断难自觉，别人的主观武断难忍受。解药不在权力的分配（因为权力永远是种相对的关系，有人有权就一定有人没有同样的权），而在真理的发扬（因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笛卡尔天赋理念的最大启发不在对真理的追求，而在真理“人人可辨、人人相通”的乐观心态和民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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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现今对主观武断的强烈反感是来自一种怪异和扭曲的现代人心态。现代英语文明的经验主义强调人人有不同的官能经验，因此人人会有不同的道德价值；英语文明的个人主义强调人人有同样的政治地位，因此人人应有同样的道德自由。结合起来就是人人主观、人人自由。稍有常识的都会看出两者之间的矛盾；稍有经验的都会感受过两者之间的张力。这产生一种怪异的情况：我和别人都有绝对的道德自由；别人要尊重我的自由，我要尊重别人的自由。“尊重”指什么？是指如果我和别人有不同的道德价值（这是在经验主义下的必然之事），又如果不同的道德价值发生冲突（这是在个人主义下极可能之事），我的自由不能损害别人的自由，别人的自由不能损害我的自由。“损害”由谁判决？如果由我判决，别人一定不同意（不然早就没有冲突了）；如果由别人判决，我也一定不同意；如果由“某种社会权威”判决，我或别人都不会同意。这是经验主义（道德完全主观）和个人主义（个人绝对自由）的逻辑死结，因为它们过分强调人类自我保存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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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人类还有与人共存的本性（见《阿奎那的“普世价值”》）。在社会的现实里，与人共存的本性仍未泯灭，大家仍会“觉得”道德不可能是完全主观的，个人自由不应该是绝对的，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尊重不可能只是种政治权宜。但是，这两百年来，英语文明的经验主义、个人主义和建构在这些意识形态之上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确实正慢慢地完全支配了所有的社会与政治行为，一方面提供了空前的个人自由空间，另一方面破坏了人与人的共存空间。也就是小我膨胀，大我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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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尔的天赋理念被经验主义与个人主义开山的洛克力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如果真理是人人相通，道德价值也应会人人如是。那么，道德就有了普世性的原则了；任何离弃普世原则的个人自由就没有道德基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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