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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详见本书《再谈城市人》一文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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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The Science of Muddling Through，1959，Charles Lindblom，曾任美国政治科学学会会长；这文章也是美国城市规划学科基本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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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请参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什么？》，载于《经济、土地、城市：研究思路与方法》，梁鹤年著，商务印书馆，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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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前面谈到的英国1947年城乡规划法收购全国土地开发权就是为了要收回土地开发的增值，才用釜底抽薪的手段把开发权收归国有，再通过增值税把开发的土地增值收归国有。当初是增值抽税100%，后来的税率是执政党按他们的意识形态来定，有多有少，但土地增值归公的原则至今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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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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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理论年聚”是一个以跨学科理论去刺激城市规划理论发展的聚会，由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和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合办。形式是每年邀请三两位来自自然、人文、社会科学或医、工、艺、商领域的理论家，以最平易的方式把他们本人在本行的理论精华介绍给二三十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城市规划学者和工作者。通过隐喻、比拟和联想，规划学者和工作者以这些理论去演绎城市现象和开发规划理论。2012年是第四届，2月份在北京举行。讲者有一位雕塑艺术家，谈的是“材料”。他说，在创作过程中，雕塑家是在材料的本质之上发挥自己的风格，在不违背材料的本性之下融进自己的理想。这对我有很大的启发。作为一个隐喻，我们可以把规划工作者看作一个工匠，他的最高使命是创造，创造存于他灵魂之中、要呼之始出的美好城市。但他的材料是什么？这使我开始思考“城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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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人”是规划工作者服务的对象，也同时是规划工作者创造理想城市的材料。工匠对材料非但要认识，更要尊重。材料的本质不能改变，勉强是没有幸福的。创造是发挥材料的本质；材料的本质是创造的导航。“城市人”是种什么材料？“城市人”会使规划走出什么方向？规划又怎样去发挥“城市人”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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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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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向经济学借镜。现代经济学的基石是“经济人”（Homo Economicus），所有的经济学分析、论证最终落在“一个理性追求私利的人”。亚当·斯密把经济理想形容为“我们的晚餐不是来自屠户、酒贩或面包师傅的善心，而是来自他们对私利的追求”（即“追求私利可达公益”）。但要到穆勒才真正出现“经济人”的定义：“一个身不由己的，以最低努力、最少牺牲去换取最大所需、最多方便和最高享受的人。”更要到了帕累托（Vilfredo Pareto，1848—1923，意大利社会学家与经济学家）才采用“经济人”这个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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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后期开始的“福利经济学”（welfare economic）以至现今流行的“公共选择理论”（public choice theory）都是以此为基础假设。当然，这是“彻头彻尾”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也就是从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出发的经济意识形态[1]。但不管我们认同与否，“经济人”确是一个非常精简和扎实的分析假设。正因如此，经济学才可以拿出一套逻辑严谨的理论（市场价格反映供求关系），和一些条理分明的分析工具，例如利昂·瓦尔拉（Léon Walras）与艾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的供求平衡定理和帕累托的最优化定理[2]。而城市规划就是缺乏这样鲜明的理论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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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可以讥笑“经济人”假设是多么肤浅，怎能解释复杂的世界？多么寡义，怎配形容高贵的人性？2008年的经济（金融）危机，哪个经济学家预测到了？可是，这百多年，这套肤浅、寡义、失准的“科学”却实在地支配着这个世界，从企业运作到国策取向。2007年4月7日，作为自由经济喉舌的《经济人》（Economist）刊出《经济人？正确的经济意识可能是人类进化成功的核心》（Homo economicus？Sound economics may lie in the heart of humanity’s evolutionary success）的文章，为“经济人”戴上最荣耀的桂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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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者对“经济人”理念的弱点也颇有自知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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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经济人”不会拥有足够的信息去做出完全理性的决定。于是，有人提出，以“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去处理不确定的世事优于放弃理性；更有人提出“风险与报酬交易”的理论（risk and reward trade-off）去把世事的不确定性转化为造就“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ial spirit）的契机。这基本上是修正理性的定义去支撑“经济人”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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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经济人”寡义、唯利是图、个人至上。于是，有人提出“互惠人”（Homo Reciprocans），强调人的合作性和公益观念；更有人提出“社会人”（Homo Sociologicus），强调社会与文化影响个人价值观和目标。这基本是修正“私利”与“公益”的定义去支撑“经济人”的道德性（“追求私利可达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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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经济人”强调竞争。弱肉强食之下出现难以接受的社会不公。其中，最有名的理论可能是阿罗[3]的“不可能定理”（Impossibility Theorem）。这定理出自他1951年的博士论文《社会福利概念的一个难题》（A diffculty in the concept of social welfare）。阿罗的前提是社会性的“公道”。他以三个或较多的方案供人选择为例。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性的公道应具备三个原则：（1）如果人人都认为甲方案优于乙方案，社会的选择也应是甲优于乙。（2）虽然仍会有丙、丁等方案供选，而且不同的人会把丙、丁排在甲之上，但如果他们并没有改变甲优于乙的选择，那么社会选择也应是甲优于乙。（3）没有独裁者可以否决众人的选择。阿罗证明这三个原则不可能共存（他的逻辑论证简洁精彩，值得细读），就是说上面提到的帕累托最优化（即阿罗的头两个公道原则）不可能在自由社会（即阿罗的第三个公道原则）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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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罗定理击中了西方自由经济的要害——经济效率与社会公道不能共存；斯密的“私利可达公益”是假的；“经济人”这菩萨是泥做的。但西方经济学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也确实厉害，四两拨千斤成功地把阿罗定理倒过来支撑自由经济。他们推出“社会选择理论”（social choice theory）和“公共选择理论”，创造性地演绎了效率与独裁，放宽阿罗的公道原则[4]去维护自由经济（“经济人”自由竞争）的合法性。这些都是现今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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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人”的强处是它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力。“经济人”的生产与消费理性解释了市场的供求、企业的成败、国策的功过，并能直接地、针对性地指向解决办法（信息的流畅度、市场的自由度、法治的健全度、文化的开放度，等等）。城市规划可有这样基础性的理论砌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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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