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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有两类：解释性（explanatory，聚焦于“是什么”）与指导性（normative，聚焦于“该怎样”，也有译作“规范性”）。现今城市规划理论大多是指导性的东西。一般都是从不理想的现象或理想的憧憬出发，然后提出办法去处理不理想或追求理想。可是，理想与不理想主要出自意识形态；处理或追求的办法往往是改变经济模式、社会结构、政治体制。慷慨的陈词使人兴奋，虚无的建议令人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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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规划必须从城市现象的解释去寻求城市问题的解决，也就是从城市的“真”去寻求城市的善与美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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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5]，提到几套求真的理论。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认为城市是社会、经济、环境多元化和多样化的最具体现象；而邻里区是这些现象的最基本单元。规划的使命是以政策和组织去鼓励和容纳城市里大大小小的商户和居民各自自由建设。阿莫斯·拉波波特（Amos Rapoport）认为“环境认识”（environmental perception）是人与环境的最基本关系；“认知”（cognition）是寻找这些关系的内在规律。规划的使命是组织空间构架去反映市民在这些关系上的需要和价值观。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认为城市是庞大而复杂的系统体。城市活动与城市空间的关系复杂而微妙，甚至是非空间的。真的城市是“自然”的（相对由规划者刻意创造的“人工”城市）。自然城市以半网络型（semi-lattice）的构架来组织城市活动和城市空间，千变万化。规划的使命是以这半网络型的思维去了解和组织一个活跃和开放的城市。梅尔文·韦伯（Melvin Weber）认为城市是“社会秩序的空间现象”。人类聚居之处是人类相互交流之处。交流其实是相互传达信息。信息的质和量是城市化的真正意义。除小部分的社会活动如排水、消防外，大部分的社会活动都是非空间性的。规划应聚焦于人类交往所需的各种“联系”（communication）方式和渠道上。规划的使命是建设一个能符合（conform）和配合（accommodate）社会活动过程需要的空间组织和形状的城市。这也叫“非空间性城市化”（non-place urban realm）。这几位都谈不同的“真”。但是，这些描绘和解释都是站在较高的台阶，也没有提出一些比较客观和精准的变量可供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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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更基础性的观察。大家比较熟悉的有：早期伯吉斯（E．W．Burgess）的同心圈（concentric rings）城市、霍伊特（H．Hoyt）的扇形城市和麦肯齐（R．D．Mc Kenzie）的多核心城市。这些都是对城市空间现象的表面观察。稍后是比较解释性的理论。霍利（A．Hawley）从人文生态学的观点去解释，认为城市的空间格局是市场驱使的空间竞争的结果。阿朗索（W．Alonso）解释城市的布局出自消费需求（市民收入和偏好）与土地供给（区位质量和空间数量）的相互作用。温戈（L．Wingo）解释土地利用模式是基于交通畅达程度（accessibility），而居住位置的分布是交通成本与空间成本平衡的结果。鲁德尔（T．K．Rudel）以市场（人口与市场力量）与政治（利益关系者和选民）去解释城市的低密度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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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规划理论给人的感觉是前期的太硬、后期的太松。早期的理论聚焦于城市的物理、工程层面，忽略了人的层面，规划出平面是图案、立面是图画的城市。有的好看，有的难看，但都是硬把人套进刚性的框框，要人去适应空间而非要空间去适应人。对这些理论的不满是可以理解的，改变是不可避免的。现今以社会科学为主的理论（指西方，但西风东渐）差不多完全放弃了城市的物理层面（时间与空间），聚焦于经济、社会、政治。但是，什么有关人的事情不涉及经济、社会、政治？为此，这些规划理论好像事事都管，但都没有深度，疏松得很，反而是忽略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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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理论贫乏是因为城市理论贫乏。城市是“人聚居”的现象，人与居缺一不可。人可以聚在一起看球赛、听演唱，那不是城市；人可以离群独居，那不用城市。“聚而居”才会出现城市。因此聚居是个独特的空间现象。在这个聚而居的空间里，人从事相应的经济、社会、政治活动。同样地，当人想从事这些经济、社会、政治活动时，他会选择（营造、进入）这个独特的聚居空间。因此，要探讨、开发城市规划理论，我们必须要有解释人聚居的理论，也就是城市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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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居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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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聚居”是人的聚居，不是蚂蚁、蜜蜂的聚居。聚居的空间、经济、社会、政治现象全是人的事情。因此，我们要从这个选择聚居的人出发去解释聚居的现象。要知道何处是理论的中心才知道何处是理论的边界和理论的范围，才不会漂浮，才可以扎根，才会有深度。经济学有“经济人”，社会学有“社会人”，城市学可不可以有“城市人”？以下是我的一个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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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城市人”与城市是同一个东西的两个方面。“城市人”与城市的关系有点像亚里士多德的“潜质”与“实现”的关系：“城市人”是城市的材料，城市是“城市人”的体现。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谈的“变”——每件事物不断在变，也就是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从它的“潜质”走向它的“实现”。规划工作是在“城市人”为材料（质料因）的基础上创造为“城市人”服务的城市（目的因）。规划工作者是工匠（动力因），他把他的理想城市跟理性“城市人”匹配起来（形式因）。理性“城市人”和理想城市的匹配就是材料与目的的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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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展开“城市人”的讨论之前，我们必须认清楚城市规划是社会分工的一部分，负责处理城市空间的事情。规划工作不是不关注经济、社会、政治，而是这些关注必须反映到空间分配和使用上才是规划专业需要考虑的事，必须可以通过空间分配和使用去处理和解决的才是规划专业可以干预的事。不然，我们就是对社会不老实，社会也会对我们不看重。规划工作者要尊重社会对他的委托和期待，认真去干，才有资格去拿工资、报酬，不然就是欺骗。当然，规划工作者有权甚至有责任去批评或改革规划的缺陷、错误。但谁会雇佣只懂批评、只谈改革而不去生产的员工？这类工作岗位少之又少，而且早被学院里的教授们抢光了（起码在西方如此）。这不代表规划工作没有大作为，但规划工作者必须脚踏实地（空间），方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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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马上想到道萨迪亚斯的“人居科学”（Science of Human Settlements）。这里我要特别向吴良镛先生致敬。这套出自欧陆思维、理性主义作风的城市理论曾流行于20世纪60年代，但被英语体系的规划学者批得体无完肤。英语体系主流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反对“物理决定论”[6]。道萨迪亚斯以人居模式去演绎城市发展动力被批为“物理决定论”，有违自由主义的个人自决原则，是种不民主的“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这样的批评其实有“反理性”（anti-intellectual）倾向，把规划扭曲为全是政治博弈的东西。在英语学界，道萨迪亚斯的治学方向势必难找到研究经费。多年来，吴先生不断倡导要在“人居科学”中找灵感。他没有西方（英语体系）理论的包袱，更能看清楚“人居科学”的理论潜力。在英语理论称霸的年代里，在人人向它靠拢的洪流中，吴先生真的是择善（需要智慧）、固执（需要操守）。我希望中国规划界认真检验一下“人居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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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居科学的“科学”不是狭义的科学，更不是“科学主义”（scientism，也称“唯科学主义”）。它有点像古希腊的“知识”，其实更合适叫“人居知识学”。道萨迪亚斯在1968年出版的《人居科学》（Ekistics：an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human settlements）一书的“介绍”章的第一句话就引用布什[7]的观点：“科学没有绝对的证明，在最重要的问题上，它甚至拿不出证据。对想在我们周围的神秘、邪恶、残酷、壮烈中找到一个可靠的避风港的思想者来说，科学工作的一切努力是否枉然？绝不。这里，科学做两件事，它使我们谦逊；它照亮神秘，摆脱幻想和推测的约束，描绘一个我们在凝视中越来越感到敬畏的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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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道萨迪亚斯把人居形容为一个空间现象，由五组人居元素（ekistics elements）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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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自然（nature），包括地质、地貌、土壤、气候、水资源、动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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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人（man），包括生物性的需要（空气、空间、温度）、官能感觉、感情需要、道德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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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社会（society），包括人口结构与密度、社会阶层、文化模式、经济发展、教育、健康与福利、法律管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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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壳体（shell），包括住房、社团设施、商店商场、娱乐设施、行政与商业中心、工业、交通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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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网络（network），包括水、电、运输、通讯、城市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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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萨迪亚斯认为人类按五个原则（逻辑）去塑造他们的“居处”。也就是说，“人居”（人类的居处）的面貌反映以下这五个原则（我用的是道萨迪亚斯的词汇和语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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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追求与他人、自然环境、人工环境的最大接触机会。这其实就是个人自由在操作上的定义。为此，人类放弃伊甸园，因为如果被围墙包围着，就算是生活在最好的环境里，人仍有被困之感。但是，人兽有别。到达饱点之后，动物就会停止追逐接触机会。只有人类永不休止地追求接触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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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以最小气力去争取实质的接触或接触机会。人们按此去营造人居结构的形状和选择网络路线的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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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以适当距离去营造最优生活空间。一方面保持与人、物的接触，另一方面避开感官上或心理上的不适、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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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以秩序化（order，包括生理与美学的考虑）去营造人与他周围环境（包括自然、他人、社会、壳体、网络）最优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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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按时、空、实际和能力去整合以上四个原则来组织最优人居：最大接触、最少气力（特别是能源）、恰当距离、优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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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萨迪亚斯的基本理念是：空间上的接触机会是好事（第一原则）。在这原则之下：接触机会是要花气力去追求的，但希望花得尽量少（第二原则）；接触机会的增加代表人与人的距离缩小，会带来生活不适、不安，要尽量保护生活空间（第三原则）；接触机会的增加意味着人与周围环境（自然、他人、社会、壳体、网络）的接触频率密了，关系也复杂了，会产生矛盾与张力，要尽量维持环境素质（第四原则）。第五原则是“整合”（synthesize）以上四个原则，应多的多、应少的少，也可以演绎为接触机会的最优化：以最小的气力，不低于一定的生活与环境素质之下，去追求最大的接触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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