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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理论贫乏是因为城市理论贫乏。城市是“人聚居”的现象，人与居缺一不可。人可以聚在一起看球赛、听演唱，那不是城市；人可以离群独居，那不用城市。“聚而居”才会出现城市。因此聚居是个独特的空间现象。在这个聚而居的空间里，人从事相应的经济、社会、政治活动。同样地，当人想从事这些经济、社会、政治活动时，他会选择（营造、进入）这个独特的聚居空间。因此，要探讨、开发城市规划理论，我们必须要有解释人聚居的理论，也就是城市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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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居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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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聚居”是人的聚居，不是蚂蚁、蜜蜂的聚居。聚居的空间、经济、社会、政治现象全是人的事情。因此，我们要从这个选择聚居的人出发去解释聚居的现象。要知道何处是理论的中心才知道何处是理论的边界和理论的范围，才不会漂浮，才可以扎根，才会有深度。经济学有“经济人”，社会学有“社会人”，城市学可不可以有“城市人”？以下是我的一个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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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城市人”与城市是同一个东西的两个方面。“城市人”与城市的关系有点像亚里士多德的“潜质”与“实现”的关系：“城市人”是城市的材料，城市是“城市人”的体现。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谈的“变”——每件事物不断在变，也就是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从它的“潜质”走向它的“实现”。规划工作是在“城市人”为材料（质料因）的基础上创造为“城市人”服务的城市（目的因）。规划工作者是工匠（动力因），他把他的理想城市跟理性“城市人”匹配起来（形式因）。理性“城市人”和理想城市的匹配就是材料与目的的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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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展开“城市人”的讨论之前，我们必须认清楚城市规划是社会分工的一部分，负责处理城市空间的事情。规划工作不是不关注经济、社会、政治，而是这些关注必须反映到空间分配和使用上才是规划专业需要考虑的事，必须可以通过空间分配和使用去处理和解决的才是规划专业可以干预的事。不然，我们就是对社会不老实，社会也会对我们不看重。规划工作者要尊重社会对他的委托和期待，认真去干，才有资格去拿工资、报酬，不然就是欺骗。当然，规划工作者有权甚至有责任去批评或改革规划的缺陷、错误。但谁会雇佣只懂批评、只谈改革而不去生产的员工？这类工作岗位少之又少，而且早被学院里的教授们抢光了（起码在西方如此）。这不代表规划工作没有大作为，但规划工作者必须脚踏实地（空间），方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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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马上想到道萨迪亚斯的“人居科学”（Science of Human Settlements）。这里我要特别向吴良镛先生致敬。这套出自欧陆思维、理性主义作风的城市理论曾流行于20世纪60年代，但被英语体系的规划学者批得体无完肤。英语体系主流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反对“物理决定论”[6]。道萨迪亚斯以人居模式去演绎城市发展动力被批为“物理决定论”，有违自由主义的个人自决原则，是种不民主的“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这样的批评其实有“反理性”（anti-intellectual）倾向，把规划扭曲为全是政治博弈的东西。在英语学界，道萨迪亚斯的治学方向势必难找到研究经费。多年来，吴先生不断倡导要在“人居科学”中找灵感。他没有西方（英语体系）理论的包袱，更能看清楚“人居科学”的理论潜力。在英语理论称霸的年代里，在人人向它靠拢的洪流中，吴先生真的是择善（需要智慧）、固执（需要操守）。我希望中国规划界认真检验一下“人居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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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居科学的“科学”不是狭义的科学，更不是“科学主义”（scientism，也称“唯科学主义”）。它有点像古希腊的“知识”，其实更合适叫“人居知识学”。道萨迪亚斯在1968年出版的《人居科学》（Ekistics：an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human settlements）一书的“介绍”章的第一句话就引用布什[7]的观点：“科学没有绝对的证明，在最重要的问题上，它甚至拿不出证据。对想在我们周围的神秘、邪恶、残酷、壮烈中找到一个可靠的避风港的思想者来说，科学工作的一切努力是否枉然？绝不。这里，科学做两件事，它使我们谦逊；它照亮神秘，摆脱幻想和推测的约束，描绘一个我们在凝视中越来越感到敬畏的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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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道萨迪亚斯把人居形容为一个空间现象，由五组人居元素（ekistics elements）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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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自然（nature），包括地质、地貌、土壤、气候、水资源、动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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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人（man），包括生物性的需要（空气、空间、温度）、官能感觉、感情需要、道德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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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社会（society），包括人口结构与密度、社会阶层、文化模式、经济发展、教育、健康与福利、法律管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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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壳体（shell），包括住房、社团设施、商店商场、娱乐设施、行政与商业中心、工业、交通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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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网络（network），包括水、电、运输、通讯、城市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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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萨迪亚斯认为人类按五个原则（逻辑）去塑造他们的“居处”。也就是说，“人居”（人类的居处）的面貌反映以下这五个原则（我用的是道萨迪亚斯的词汇和语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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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追求与他人、自然环境、人工环境的最大接触机会。这其实就是个人自由在操作上的定义。为此，人类放弃伊甸园，因为如果被围墙包围着，就算是生活在最好的环境里，人仍有被困之感。但是，人兽有别。到达饱点之后，动物就会停止追逐接触机会。只有人类永不休止地追求接触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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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以最小气力去争取实质的接触或接触机会。人们按此去营造人居结构的形状和选择网络路线的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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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以适当距离去营造最优生活空间。一方面保持与人、物的接触，另一方面避开感官上或心理上的不适、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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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以秩序化（order，包括生理与美学的考虑）去营造人与他周围环境（包括自然、他人、社会、壳体、网络）最优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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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按时、空、实际和能力去整合以上四个原则来组织最优人居：最大接触、最少气力（特别是能源）、恰当距离、优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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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萨迪亚斯的基本理念是：空间上的接触机会是好事（第一原则）。在这原则之下：接触机会是要花气力去追求的，但希望花得尽量少（第二原则）；接触机会的增加代表人与人的距离缩小，会带来生活不适、不安，要尽量保护生活空间（第三原则）；接触机会的增加意味着人与周围环境（自然、他人、社会、壳体、网络）的接触频率密了，关系也复杂了，会产生矛盾与张力，要尽量维持环境素质（第四原则）。第五原则是“整合”（synthesize）以上四个原则，应多的多、应少的少，也可以演绎为接触机会的最优化：以最小的气力，不低于一定的生活与环境素质之下，去追求最大的接触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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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道萨迪亚斯的人居科学可以方程式化：空间接触机会=∫（人居变量）。接触机会有正面的，如找工作、上学校、买东西、交朋友等；也有负面的，如车祸、犯罪、纷争、污染等。人居科学方程式可以用来衡量每一个接触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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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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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居科学对我的最大启发是“人居”乃人类理性的产品，来自理性的“城市人”（Homo Urbanicus），可定义为“一个理性选择聚居去追求空间接触机会的人”（这个人可以是选择“进住”某类人居，也可以是选择“留住”某类人居）。（1）他对正、负接触机会的辨别是理性的，因为是绝对的主观；他的认识不一定充分，但爱、憎肯定分明。（2）他对接触机会的追求是理性的，因为他以最优化“方程式”去设计最省力的追求手段；他的设计不一定高明，但动机完全鲜明。（3）他对居处的选择是理性的，因为他选择居处是通过衡量该处的正、负接触机会多寡而决定的；他的选择不一定正确，但衡量是绝对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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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机会是什么？有什么意义？道萨迪亚斯的出发点是自由。他认为自由是人类的基本追求，自由的体现在选择（choice）。人聚居在一起是为了追求更大的自由，因为自由来自选择，选择来自聚居带来的空间接触机会。这些接触机会包括一切起、居、作、息的活动。但是，在接触中，人同时需要安全（safe）和安全感（feeling safe）。平衡接触与安全就是他五个原则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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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萨迪亚斯认为空间接触主要来自空间移动。接触的机会包括两个考虑：“想去多远和多少地方”，是主观的；“可以到达多远和多少地方”，是客观的。他认为理想是10分钟之内可达所有想去的地方。但他观察到在实际中（历史的验证）这需要60分钟。他认为60分钟代表人类时间分配（每天24小时）的最优化。但他分开步行和车行，认为步行是人类的“天然移动”，才是真正的自由，因为不需依赖工具（或受工具的支配），保存了“人的尺度”（human scale，以人的天赋官能与体能去体验世界）。这样，人才可以真正地（以人为本）衡量世界、支配世界。所以，他强调步行是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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