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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接触就要暴露。暴露是接触的必需条件，但也可能招来麻烦或危险。道萨迪亚斯以小童在街上跑为例：小童的自由增加了，接触多了，但危险也大了，因此，接触与安全同等重要。人追求的是安全的接触。但安全非但要是客观的事实，还要是主观的感觉。为此，人聚居在一起所追求的是有安全感的接触机会。越远的、越少接触的，越感到生疏，越感到不安全，越需要适应。适应是需要时间的，而且适应力也是要成长的。因此，人的活动范围的拓展是按着生命阶段渐进的，人居规模的拓展也会是渐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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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萨迪亚斯观察到接触可以使人觉得自由或压迫、安全或威胁、舒适或不畅、美或丑。这些感觉古今不同。从前城市小，近距离接触多，远距离接触少。拥挤、噪声、废气都集中在房子里、邻里间、城中心。现今，房子、邻里的环境改善了，但与自然的接触少了，代之以与机器的接触（电梯、空调、汽车等）。城市规模扩大了，远距离接触多了，但噪声、拥挤、废气都跑到街上去，扩散四方。确实，身处现今的大都市，可以看见来自世界各处的人，但却看不见近在咫尺的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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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人的接触量多了，选择多了，但又往往有过多之感，变成压力，甚至想避开。在同一的人居内，不同年龄、性别与生命阶段的人需要不同种类、不同强度的接触。这与人居密度有绝对关系，太疏、太密都不成。但道萨迪亚斯认为合理的密度（density，人与空间的比例）是相对于人居规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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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一下。道萨迪亚斯给我的启发有：（1）人追求自由，自由来自选择。（2）人聚居是想通过增加对自然、他人、社会、壳体、网络的接触机会而增加选择。（3）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动机和能力去接触，最关键的变量是人的年龄和生命阶段。“城市人”的类别应以此为基础。（4）聚居会增加接触的机会，关键的变量是人居规模，特别是密度。规模与密度是人居提供空间接触机会的关键变量。人居的类别可以此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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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聚焦于城市人与人居的匹配，实际上就是“典型城市人”与典型人居的匹配。因此，规划工作需要辨认这些典型，衡量现实与典型的差距，进而提升人居空间素质去满足城市人的追求。人居与人的关系犹如衣服与人的关系。衣不称身是衣服做得不妥，不是人长得不好（而且人是不断成长的，每个生命阶段的身材不同）。规划设计合度的人居犹如裁缝剪裁称身的衣服。以匹配城市人与人居为己任的城市规划工作自然是以典型城市人为服务对象，并保证非典型城市人也有一定（最低门槛）的满足。这样的规划有点“实用主义”（utilitarianism）的意味：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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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分别思考一下城市人典型和人居典型。两者互动——某类典型城市人追求某类典型接触机会；某类典型人居提供某类典型接触机会。因此，典型城市人选择合适他的典型人居，或塑造典型人居去满足他追求的典型接触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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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人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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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人典型”出自“物以类聚”。人选择聚居在一起是因为他们追求某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只有聚居在一起才能得到（西方学者发现住在同类房子的人，无论是郊区平房或市区公寓，之所以选择这类房子，是因为他们喜欢这类房子，而不是因为他们有类似的收入、受教育程度等经济与社会因素）。“人以居聚”是“城市人典型”的基础假设。不同类别的城市人寻找不同的接触机会（求），不同的人居类别供给不同的接触机会（供）。因此，在特定的经济模式、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下，特定人居类别将是特定接触机会的供求交汇点（当然，不同的经济、社会或政治会产生不同的接触机会，吸引不同的“城市人”）。每个人居类别会产生不同的接触机会，吸引不同的城市人。某特定类别的人居会使某类别的城市人得到最大的满足，这类城市人就是相对于这类人居的典型城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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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例子，某类城市人想为孩子找好学校。作为空间接触机会，“好学校”（师资、规模、校誉等）是以它的“可达性”（accessibility，一般是以距离的上限来定）来衡量。但可达性高的好学校往往也是费用高（学费、杂费、注册费等）。费用的高低当然是相对于“支付力”（affordability），而“支付力”是弹性的。有些家长愿意多付。“多付”不是绝对的理念，是相对于收入而言。一般来说，在实际情况中会有一个社会性的共识（norm），例如孩子教育支出应是家庭收入的百分之若干。超过了，大部分人就会有不满意之感，认为是“多付”。从整个人居的角度去看，城市人与人居的匹配就是可达性与支付力的最优化。在规划上的意义就是通过土地的部署、分配和空间设计去使最多的家长在不超过他们支付力的情况下，可以把孩子送到“可达”的好学校。反过来看，就是通过土地的部署、分配和空间设计去使最少的家长需要多付才可送孩子到一所“可达”的好学校。这个例子中，接触机会是好学校，典型城市人是有适龄学童的家长（也反映了道萨迪亚斯以年龄与生命阶段去定义城市人的高明）。这样的规划才可称是“以人为本”。要注意，城市人与人居是互动的：城市人的行为（包括经济、政治，有意、潜意）塑造人居条件；人居条件刺激城市人的行为。但这互动是有方向的——提升接触机会。规划的作用就是指引和协调这些互动。要发挥这个作用就得研究城市人典型和人居类别的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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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居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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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居典型也可以参照道萨迪亚斯的人居类别。道萨迪亚斯聚焦于人口规模，将人居类别分为15类，从个人到全球。他以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在1933年提出的“中心地理论”（central place theory）为基础，以等边六边形作为城市的交通、通信、商业网络的单元，七倍递进式地扩张（六边形的每一边都可以生出一个同等面积的六边形，也就是一生七），人口也按此递增（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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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道萨迪亚斯根据人口规模划分的15类人居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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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萨迪亚斯聚焦于人居规模如何影响接触机会、生活空间和环境素质。他按他的五个原则去追踪这两个多世纪以来西方人居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他观察到十个人居规模扩大的推动力，从人体的生理结构和体能到大自然的地心引力和地理条件，以至人类发明的科技（特别是交通）、组织和系统。他的结论是人类体能的影响力趋弱（有异于中古城市），大自然和科技的影响力趋强。最后结论是理想人居规模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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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些都绝不是新发现。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有不少人研究人居规模（从邻里区到大都会范围都有）对接触机会（一般包括就业、教育、购物、娱乐等机会）、生活空间、环境素质的影响。道萨迪亚斯与众不同之处有三：（1）以接触机会去归纳发生于城市里的种种活动，并以追求接触机会作为人类聚居的动机；（2）以追求不同接触机会去区别不同类别的“城市人”；（3）以人居规模去解释接触机会的质与量。这给我两个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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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道萨迪亚斯的人居规模类别约束我应该而且可以把泛泛的观察和分析套进一套有明确上、下限和交汇点的人居规模系统之中。我不一定认同他的类别，但我接受人居规模是人居素质（接触机会）的基本解释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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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综合道萨迪亚斯的人居规模类别系统和人居塑造原则，我得出以下结论：（1）城市是人类“聚居”的空间现象；（2）聚居是为了增加空间上的接触机会；（3）人们聚得越多、越密，接触机会越大（相对追求的气力）；（4）人们聚得越多、越密，生活空间越紧张，环境素质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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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人居规模是双刃剑。它创造空间接触机会，也引发生活空间紧张和环境素质下降，可以有以下的演绎。（1）生活空间紧张是因为人与人的距离拉近了，空间上的接触多了，摩擦也相应多了。因此，生活空间紧张其实也是基于人居规模，但是种负面的接触。（2）环境素质下降是因为人与周围环境（自然、他人、社会、壳体、网络）的接触频率密了、关系复杂了，产生出矛盾与张力。因此，环境素质下降也是基于人居规模，也是种负面的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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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规模是不是人居典型的唯一变量？“城市人”选择聚居去追求空间接触机会。聚居是关键。经济能力、文化背景、政治因素等都影响“聚”的模式，但“聚”肯定是个空间现象。“城市人”理性地利用（也同时塑造）这空间现象去追求和提升他的接触机会。“聚”其实包含三个变量：人口规模、人口结构、人居密度。这些也应是人居典型的具体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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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人口规模——道萨迪亚斯以人口规模划分的人居典型有15个。前3个（1—4人）小于规划范围，后3个（7亿—300亿人）则远超规划范围。这不是说规划工作不用考虑它们（“住宅”尤其重要），但“城市人”的选择和规划者的职能都是集中在屋群（40人）到都会（1亿人）的范围内。道萨迪亚斯从历史和跨国度、跨文化的研究中发现这套系统很能反映人居的类别。人口规模肯定是人居规模的基本变量，而人居规模也肯定是空间接触机会的基本变量。我们可先行借用一下作为我们人居典型的第一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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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人口结构——理性的城市人会以最省力的手段去追求最优化的接触机会。城市人主观地判断什么是他的正、负接触，他的理性会带领他选择最能匹配他需要的人居。他的经验（亲历的、道听途说的、研究出来的）会告诉他接触机会与人居类别是紧密相连的，因此他会自然地倾向选择某类别的人居，也预期这些人居能满足他的需要。但是，聚居一起的可能不单是一类的城市人（以年龄、生命阶段去定义），更可能是多类的城市人，大家在追求不同类的接触机会。同时，他们的年龄与生命阶段不断改变，导致他们追求的接触机会改变，他们创造给别人的接触机会也发生改变，因此他们所属的城市人类别也随之而变。看来，在一定的时空里，一定的人口规模下，会有不同的人口结构，追求和提供不同的接触机会。因此，人口结构也应是人居典型的基本变量。通过观察和比较现有的人居类别（按人口规模定义）和居民的满意程度（对接触机会的满意程度），我们应该可以分辨出哪类人居吸引哪类城市人。这帮助我们制定人口结构的典型（对应各人口规模的典型），作为人居典型的另一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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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人居密度——道萨迪亚斯套用克里斯塔勒的等边六边形去部署人居的平面空间（当然还考虑自然环境和科技条件的影响），因此，他的人居面积规模是以七倍递进的，而人口规模也按此不断递升（表1）。也就是说，他的人均用地基本不变。在这点上，道萨迪亚斯的理论与现实脱节。在现实中，城市人口规模越大，人均用地越少，起码在建成区是如此。人均用地下降是空间接触机会（正与负）增加的主因。因此，人均用地就是人居密度的基础衡量（其他变量如容积率、楼层数等都可以追溯到人均用地）。人口多、密度高自然会创造更多的接触机会（正与负）。人居密度直接影响空间接触机会，是规划工作的焦点。规划不能直接干预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但它直接干预人居密度，并以此去间接影响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可用的手段包括道路系统、功能等级、园林格局、楼层分布、城市肌理等等。看来，人居密度也应是人居典型的一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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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人理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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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人的定义是“一个理性选择聚居去追求空间接触机会的人”。“人居科学”把城市人的选择具体化。结合两者可得出以下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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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人居是种空间现象。人通过空间上的聚居去追求与他人、与天然环境、与人工环境的接触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