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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最优”？这要回到阿奎那的自存/共存。最优是指自存/共存的最高平衡，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指的个人/群体的最大幸福。以下用三个有关可达性的例子来示意：学校选址、工厂选址、商场选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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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以学校选址的步行距离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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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家长的自存意识使他追求一个最近的距离；家长的共存意识使他知道并接受校方选址会有其他教育运作的考虑，会使孩子或要走得远些。因此，他的自存/共存平衡意识使他接受孩子或要走较远的路上学，只要不超过孩子走路的体能极限。（2）学校的自存意识使它想有最大的学生来源覆盖（相应于学校的规模），会想落点于学生来源最大范围的中心；学校的共存意识使它知道并接受家长关心孩子走路上学的距离和安全。因此，它的自存/共存平衡意识使它倾向按最远步行距离选址，但不超过孩子走路的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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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与学校在学校选址上的分歧会来自他们对孩子步行能力极限估计的差别。学校或会高估（上限），家长或会低估（下限）。这些上下限都可以通过调查家长和校方在新校选址时对步行极限的意见，或比较现有学校的家长与校方对实际步行距离的满意程度去找出来。“城市人”规划范式强调家长与校方都会知道并接受合理的孩子步行距离是藏身于校方所估的上限和家长所估的下限之间。假如有一个规划机制帮助他们换位思考去考虑对方的需要，双方可以达成很大程度的共识。这就是自存/共存的最高平衡点，无须作势、不必权宜。因此，规划的使命是辨认双方的差距，规划工作就是通过科研去辨认双方的差距（我在《城市人》一文已谈到用回归法和最优化分析），然后通过机制去达成双方自存/共存的最高平衡[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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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个通过自存/共存平衡得出来的步行距离就是西方邻里单元（neighbourhood unit）的基础：一个以步行距离的小学为中心的理想人居。西方的结论是理想的邻里单元是个以小平房为主的居住小区；中心是小学校、教堂和其他公共服务；四边是大街，作小区的界线，并分割各个小区；区里是曲折的内街，因此非区内居民的车辆不会使用，保证了孩子在路上行走或玩耍的安全；小区角上是商业设施，也是小区与小区之间的交接点。可见，西方邻里小区的规模完全决定于步行上学的合适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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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简明土地利用规划》一书中收集了西方几十年所用的城市功能和用地指标。这些经常被中国引用的指标是20世纪50—60年代美国东岸城市大发展时期的现象，很大部分是美国陆军工兵团（US Army Corps of Engineers）的研究成果，反映当时开始成为主流的近郊小平房居住小区的居民生活行为。这些大半个世纪前的东西跟现代社会、科技已经脱节，是我们应该启动“中为中用”研究的时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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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以工厂选址的通勤时间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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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人的自存意识使他追求最短的通勤（以时间来衡量，是相对于他在工作以外各种生活活动所需的时间）；工人的共存意识使他知道并接受厂方选址会有其生产运作的考虑，通勤可能偏远。因此，他的自存/共存平衡意识使他接受通勤或要多花时，但极限是剩余的时间不低于其他生活活动的起码所需。（2）厂方的自存意识使它想有最大的工人来源覆盖，会想落点于工人来源最大范围的中央（当然要配合生产运作的其他区位考虑）；厂方的共存意识使它知道并接受工人通勤时间有其极限。因此，它的自存/共存平衡意识使它倾向按最高通勤时间选址，但不超过工人通勤的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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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与厂方在选址上的分歧会来自他们对通勤时间极限估计的差别。工人可能低估（下限），厂方或会高估（上限）。这些上下限都可以通过调查工人与厂方在新厂选址时对通勤时间极限的意见，或比较现有工厂的工人与厂方对实际通勤时间的满意程度去找出来。“城市人”规划范式强调工人与厂方都会知道并接受合理的通勤时间是藏身于厂方所估的上限和工人所估的下限之间。双方通过换位思考去考虑对方会达成很大程度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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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工厂选址会很自然地落在工人密集的地方（当然其他生产条件也要存在），也就是工人通勤最近的厂址。这是工业用地部署的“常识”，反映“人性”（理性和物性）：人人每天只有24小时，假如工时是固定，减低通勤时间会使工人有更多生活时间，那就是更愉快的工人。自存/共存平衡是人的理性和物性的自然倾向，是“以人为本”的真义。城市人规划范式突出“以人为本”规划的科学性和道德性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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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以商场选址的购物路程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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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商场的自存意识使它想有最大的顾客来源覆盖，会选址于顾客来源最大范围的中央（当然仍要配合商场运作的其他区位需要）；商场的共存意识使它知道并接受顾客的购物路程是有限的。因此，它的自存/共存平衡意识使它倾向按最远路程选址，但不超过顾客路程的极限。（2）顾客的自存意识使他追求最就近的商场（以时间来衡量，是相对于他在购物之外各种起居作息所需的时间）；顾客的共存意识使他知道并接受商场选址有其商业运营上的考虑，或会超过他理想的距离。因此，他的自存/共存平衡意识使他接受商场与住所会有较远的距离，只要剩余时间不低于其他生活活动的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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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场与顾客在商场选址上的分歧会来自对购物路程极限估计的差别。商场或会高估（上限），顾客或会低估（下限）。这些上下限可通过调查商场与消费者在商场选址时对购物路程极限的意见，或比较现有商场的运营者与顾客对实际购物路程的满意程度去找出来。城市人规划范式强调商场与消费者都知道并接受双方认为合理的购物路程是藏身于商场所估的上限和顾客所估的下限之间。双方通过换位思考去考虑对方会达成高度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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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工厂、商场的选址可以是政府（例如学校），或开发商（例如商场、工厂）的决定。无论是营利或公益，能够达成自存/共存平衡的共识总比私利博弈好。最高的共识就是“最优”的决定。在上面的例子里，越能被家长和学校双方接受的校址（以孩子步行距离衡量）越受欢迎；越能被工人和工厂双方接受的厂址（以通勤时间衡量）越有效率；越能被商场和顾客双方接受的店址（以购物路程衡量）越好赢利。这样，政府会越得民望，开发商会越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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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人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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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会指出，以上例子的共存跟权宜无大分别。家长接受“孩子或要走得远些”，因为不然就找不到好学校；学校接受“家长关心孩子走路上学的距离和安全”，因为不然就收不到好学生。工人接受“通勤可能偏远”，因为不然就找不到好工作；工厂接受“工人通勤时间有其极限”，因为不然工人会迟到早退。商场接受“顾客的购物路程是有限的”，因为不然顾客会跑到别的商场；顾客接受商场会“超过他的理想距离”，因为不然就买不到好的东西。这些观察都是对的。权宜意识和共存意识的确可以产生类似的结果。但由于它们实在是两种不同的意识，所以也可以产生不同的结果。结果的类似是偶然，不是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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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宜是出于“害怕”：家长害怕找不到好学校，学校害怕找不到好学生；工人害怕找不到好工作，工厂害怕留不住好工人；商场害怕顾客跑到别处，顾客害怕买不到好东西。这些都是“罚”，因为怕罚，所以权宜。可以说，权宜意识使人不敢欺人（包括欺侮和欺骗），因害怕欺人会招罚。但是，如果欺人不招罚（因为欺人者有权势）或如果欺人能避罚（因为欺人者有权谋），那就不用害怕，无须权宜，公然欺人了。因此，权宜的结果是无常的，全看权势的分配；权宜的社会是不和的，全是钩心斗角。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撇开共存，只留利己，美其名为效率，由此而生的不公就权宜处理。这是种治标的文明，难以持续。应运而生的“为民请命式”规划，以维权之名去争权，并未有治本。以夺权去平衡不公只会增加社会的怨气、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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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存是出于“接受”：家长接受“学校选址会有其教育运作的考虑”，学校接受“家长关心孩子走路上学的距离”；工人接受“工厂选址会有其生产运作的考虑”，工厂接受“工人通勤时间有其极限”；商场接受“顾客的购物路程是有限的”，顾客接受“商场选址有其商业运营上的考虑”。互相接受、尊重使大家都不想欺人，因为知道欺人就是破坏群体，危害自己。人类结社的目的是为了生活得更美好，因为人是理性的群体动物，知道个人幸福与整体幸福不会此消彼长（群体活得不好，个人也不会活得很好），只会相得益彰（群体活得好，个人也一定活得好）。因此，共存意识使人不欺人，因为欺人是不理性。这跟权宜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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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现代英语文明的“开明”“进步”意识抹杀了人类几千年的集体记忆，混淆了先哲探索所得的事物真相。现今的制度、文化扭曲了人的理性，把客观和有度的自存扭曲为主观和无度的利己；把客观和有度的共存扭曲为高不可攀、不切实际的利他。这套文化制造出一个不和、不公、不效率和不可持续的利己世界。自存/共存平衡意识是条生路，也是“城市人”规划范式的道德和技术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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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说过，自存性显（但也需要智慧才懂），共存性隐（尤其在现今文明里头）。但共存并不是抽象的理想，是人性不可缺的部分，是人的天生理性（自然之法）。但自存/共存也有层次。（1）在某些情况下你会无损自存地与人共存，而你会接受在类似情况下别人也会无损自存地与你共存。（2）在某些情况下你能稍作牺牲地与人共存，而你会相信在类似的情况下别人也会稍作牺牲地与你共存。（3）在某些情况下你会不顾安危地与人共存，而你会希望在类似情况下别人也会不顾安危地与你共存。一般情况下人会无损自存地与人共存；很多情况下人会稍作牺牲地与人共存；紧急情况下人会不顾安危地与人共存。自存与共存是平衡的，偏重于自存走上利己之路，最终是损人，偏重于共存走上利他之路，最终是自毁。两条路线都不能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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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聚居、结社（也就是共存）“起于保生存，成于求幸福”。共存非但是自存的保证，更是幸福的源泉。亚里士多德把单独生存形容为“低于人”的生存，共存内的自存才是人的应有，才能“活得像人”。所以离弃共存的自存是种不完整的自存、有缺陷的自存、无意义的自存，甚至不能称为存（作为理性政治动物的存）。自存意识是可以被扭曲的。自存是所有动物的本性，唯有人类会自杀；动物吃饱了就不吃，唯有人类会暴殄天物，甚至把自己吃坏（古代罗马富人为了吃得更多会用药使自己吐，然后再吃）；动物不会自虐，人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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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为己的社会的真正悲剧是把人性异化，把自存和共存分开。一个压抑大我意识的社会里，小我是无法得到真正发挥的，因为没有整体的生命，个体的生命就很难缔造意义。在现今人人为己的社会里是没有邻人（neighbour）的，只有别人、陌生人，甚至敌人；只有我行我素、互相怀疑，甚至钩心斗角。任何关怀、善意都被权宜、权谋污染了。鼓励或纵容人人为己的政治制度、社会文化是陷人（民）于不义，因为它把义丑化，把不义正常化。城市人规划理论的使命是要恢复人性的本来面貌，把小我与大我重新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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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面讨论城市人理论的价值观一节说的“理性城市人以最小气力追求最高自存/共存平衡”可以演绎为城市人通过聚居去追求空间机会的最优化：（1）“通过聚居”是因为人是理性群居动物，知道聚居之中自存与共存会相得益彰，会使他生活得更美好；（2）“追求空间机会”是因为空间接触是美好生活的必要条件（当然这包括追求正面空间接触和避开负面空间接触）；（3）“最优化”就是自存/共存平衡的最高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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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开发出很大的规划理论和实践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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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人的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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