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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寿堂第一进院落，院中有形如『介字』的古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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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寿堂第二进院落，北房正厅内保留着部分红木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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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朝向昆明湖的大门时常紧闭，要想进到内部，必须先沿着一条分隔排云殿与介寿堂两个院落的甬道由南端走到北端，然后通过角门先进到靠北的院落：院落呈扁长形，东西宽，南北窄，位于中轴线正中的五间北房呈凸字，前有檐廊，当是这组建筑的实际中心。围合四合院的东西配房各三间，也有防雨的檐廊，院中两棵高大的雪松长得枝繁叶茂，依然生机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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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从西侧过廊走到前院，也就是靠近湖岸的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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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院子由于南北方向较长显得比北院宽敞，院中的东侧和南侧为游廊，仅在西侧和北侧建有房屋，北侧的正房曾做客厅和书房使用，至今内部还保留着一些室内陈设，包括条案、八仙桌、几凳等，从做工和材质看，当为清末遗留下来的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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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棵古柏依然挺立在院落中，其中的两棵古柏主干在中部相“搭接”，远处看犹如“介字”，据说这也是这组建筑被称为介寿堂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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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些颐和园的工作人员在院子两侧的建筑里活动，或开会或办公，看来是作为园内内部办公在使用。后来了解，这里也是颐和园研究会的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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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的1930年代，恭亲王奕䜣的儿子溥滢育有二子，长子溥伟，二子溥儒（字心畬）。溥伟袭爵成为小恭亲王，热心于“恢复祖业”，后来卖掉城内的恭王府房产和内部珍玩以筹措军饷；二子溥儒无心政治，在日本人占领北平时期曾借住在颐和园介寿堂内十年。时近中年的“旧王孙”溥儒在这里读书、作画、写诗，靠手中画笔支撑身边人的生计，以诗文记录着他的“亡国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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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政府承认的“清室优待条例”中，一项重要内容是清朝皇帝让出政权以后，颐和园依然划归清皇室所有，当时也有逊帝溥仪搬离皇宫后迁居到这里的设想。由于后来军阀混战，民国政府的首脑频繁更换，“清室优待条例”并没有执行下去，由此发生了1924年11月溥仪被冯玉祥手下的将领“逼宫”，匆匆离开紫禁城的事件。实际上，这时的军政府已经无法容忍溥仪搬到颐和园，他只能先借住在老家醇王府，随后躲避到天津的张园和静园，再后来在日本人的扶持和控制下，去长春做了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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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清室的退位诏书，清宗室内也有很大争议，肃亲王（善耆）和小恭亲王（溥伟）等一干人并不甘心就这样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先是通过组织宗社党，后是筹措私人武装，企图想恢复祖业。尽管面对“气数已尽”的大清王朝，这种努力看似徒劳，但他们却是很认真地去实施着一些举措。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溥伟（溥儒的哥哥）将恭王府连同里面的古董分别出售给北京城里的教会和一些外国商社，用这些换来的钱款去搞“复辟”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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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溥儒结束在北京西山戒台寺的隐居生活搬回恭王府时，已经只能住在王府后面的花园“萃锦园”中。由于生计断绝，从这时起，他开始靠典卖祖传文物和鬻书卖画，好在他画的宋人风格的山水和花鸟不同凡响，一家人靠他的画笔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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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时代，社会上既没有像样的博物馆，也没有现在这般精致的印刷品，要想提高绘画技艺，一是靠拜师学艺，一是靠临习和观赏家族的收藏；恭王府里的丰富收藏满足了溥儒成为书画家的基本条件。对于当年的王公贵族来说，书画这种技能仅仅是一种展示修养和消磨时间的“玩意儿”，谁也没想靠这些谋生，溥儒卖画可以说是不得已而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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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心畬所绘《西游记册》之一，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来源：《故宫文物》1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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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溥儒刚开始卖画的几年，为了顾及“王府”的颜面，溥儒也不能每年都搞画展（卖画），只能两年搞一次。得到社会认可以后，则有画商到府里订件，然后再拿到琉璃厂的画店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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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后来成为著名画家，溥儒也把书画看成“雕虫小技”，而往往更看重自己的诗文和著述。对他而言，除了一些字画要拿出去换“钱粮”外，高兴时写画的许多东西都随手送了身边的朋友和学生，也使得一些人后来拿去换了银子或成为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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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溥儒生母项太夫人去世后，为办丧仪，他以三万大洋卖掉了祖传的墨宝《平复帖》，此帖被当时“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购得，1949年以后捐赠给北京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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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年，溥儒一家迁往颐和园的介寿堂租住，重新过起了隐居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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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颐和园这段日子，溥儒画画的时间占了大多数，据他身边的人回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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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伯父居颐和园时期，是在沦陷期间。平时蛰居作画，很少与外界往来。偶有人来，如梅兰芳前妻孟女士，《时报》主编管翼贤等人，闲谈而已。心畬先生生平，对金石古董之类，特别珍爱。……一时琉璃厂古玩商，争来以石换画，大谋其利。此外，先生还爱古砖瓦、陶俑、陶器之属；但所藏之物，多为古玩商行骗之赝品，先生顾而乐之，日久天长，在桌下屋角，积成瓦砾一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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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儒的绘画作品多表现荒寒之景；在残山剩水间，发泄出国破家亡的苦痛，给予观者一种悲壮苍凉之感。在这期间，表现写实的作品不多，《昆明秋色》是少数以佛香阁为主题的作品，他在画中题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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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液惊波起，秋风满上林。如何赋禾黍，遗恨遍江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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