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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光辉城市跟摊在市长办公桌上的一般设计图纸很不一样，这分明是个从物质和精神文明根部重塑人类社会的狂妄计划。柯布想要创造的是一个有着明确物质形式的新世界。它的物质形式，决定了新世界的物质和精神文明类型。创造一个世界，这是最高级别的创造。其内在的逻辑为：为了让普通人重返基本的快乐，必须改变现有居住制度、交通组织和所有制模式。为此，必须改革国家财经制度，改变生产关系、分配法则和土地所有制。为此，又必须改变现代人的伦理观念，启蒙教育大众，使之主动热爱并投入新生活。若非如此，则其具体建筑的物质形式，就无法跟“新生活”之间建立直接的关联。因此不难理解，《光辉城市》一书中为何到处出现将私人地产收归国有的主张：“回收私人地产，不管是已经开发还是未经开发都重新进入流通，作为城市发展规划的基础条件。”与古往今来的社会改革家一样，柯布的新世界之梦，带有天下大同的空幻色彩；而在他的新世界中，尽管政治体制、经济制度和社会规范都粗疏简陋，却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地方，那就是一套无中生有的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蓝图，从城市地平线的整体形态到个别卧室的开间尺寸都毫不含糊，紧凑、自由、严谨、庄重，让人叹服。在建筑世界，图纸上的形式对应于现实环境里的秩序。这个形式不是凭空捏造：建筑师仔细辨析因果，胸中充满诗意，通过细心的计算，让纷杂的原始条件在直觉中幻化，直至呈现于图纸之上。这个形式就是期待已久的答案，它被寄望于解决具体或抽象的问题，柯布对此深信不疑：“当一种技术产品已经在纸面上设计出来，它就真实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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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辉城市，社区鸟瞰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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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尽管挫折一个接着一个，柯布却表现出不可理喻的雄心。在写给友人的信中，他这样说：“光辉城市。您看到了吗？一个走钢丝艺人在表演完他最危险的特技之后，嘴角露出微笑。光辉，因为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光辉城市，我胸有成竹！”在其背后，已经不再是冷静的思考，而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信念。柯布说：“要有信念。大众会走出来，把内心交给勇于奉献的人。”以超越常人的权力意志，柯布宣称：“把它变成一条简短的法令，冷酷地推行下去。任何试图挑战其权威的人都将受到严厉惩罚。”虽然不断强调社会公正和个人自由，柯布本人却是个不折不扣的精英主义者，他说：“生活中有两种人：比所有人都更强大的支配者，以及乌合之众。我绝不想让自己沦为乌合之众。”柯布用方案来追求真实的历史感，那是人类的生存环境和定居方式短暂的安定和永恒的流变，他讥笑那些冥顽不灵、死抱昔日价值的政客和专家，把自己比做巴黎鞠躬尽瘁的拆迁大王奥斯曼，要在今生今世大刀阔斧地摧毁旧世界，“各领风骚数百年”。柯布说：“尊重前人最好的方式是超越前人……超越于平凡事物之上，不是自命不凡，而是尊严的体现。”这样，柯布在救世情怀与个人野心之间达成了走钢丝艺人般危险的平衡，他引用圣-埃克苏佩里的诗句来刻画自己的动机：“我们并没有奢求长生不朽——只是不愿意看到——行为和事物突然之间失去它们所有的意义”（这段诗句出自圣-埃克苏佩里的《夜航》，柯布在《光辉城市》第176页引用了它）。这个人一点都不天真，也许，他从没把自己当成那座光辉城市中的子民；他是永恒价值的追求者和史诗的创造者，是悲悯地俯瞰众生的“哲人王”。他说：“一旦这个目标达成，人就不再是贩夫走卒或被践踏的尼伯龙根；他就化身为造物主之一。此时，他获得特殊的能力，能够对未来的事件做出裁夺。一旦他的计算告一段落，他就会凌驾于俗世之上，受命发出神谕，而他也往往就会发出神谕——‘世界正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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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辉城市以现代语言寻求永恒的秩序感，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充满了古典精神，是英雄主义的、精英主义的、史诗般的作品。这正应了波德莱尔对现代性的判语：“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它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因为几乎我们全部的独创性都来自时间打在我们感情上的印记……从过渡中抽取永恒。”光辉城市通过机器美学来获得尺度和形式，通过这种形式，建立了一种克己奉公的组织模式和生存理想，提倡个人的尊严和自由，同时也暗示着社会公平与正义。以批评和理性开始计算，由计算获得形式，由形式建立秩序，从而造就了凌驾于机器时代人类生活之上的新权威：“只有一种层次分明的序列，秩序井然，大家都乐于遵守。像完美的蜂巢一样，这种积极有序的氛围，端赖于全体人员对于秩序、规章、纪律、公平和善行的主动尊奉”。与田园城市不同，这是一个高度有序和决定论的生存理想，其冷峻、严肃、独断专行的外形，表明作者对这个世界上无所不在的廉价温情的排斥。这就是柯布的现代生活之梦，也是这个泥沙俱下的时代里少有的、焕发着高贵气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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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布翻看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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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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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仔仔细细地画这些图，我们总会一步步地走向衰老。但是你可以这样对自己说：再过10年或者20年，这些图纸就会作为时代的见证而被人们重新发现；更加美妙的是，那也就是它们被公之于众之时”。——勒·柯布西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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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柯布致信阿尔及尔市长，劝他接受自己的城市改造方案：“我没有任何私心杂念，我所做的一切仅仅是为阿尔及尔的明天考虑，为了阿尔及尔城，我要献出我自己的规划方案。”这位市长很为难，不知如何拒绝，才不至于挫伤这位天真汉的自尊，他只好说：“这是一项从现在开始的百年规划！”柯布愤怒地反驳道：“这些规划可以为当代社会带来不可或缺的平衡，它们不可以被推迟到一百年之后，现在就必须实行！” 造物主永远都不会眷顾真实的人格，使其臻于完美，制度、艺术与建筑亦复如此。英国女建筑师简·德鲁曾在印度昌迪加尔新城规划中担任柯布的助手，她回忆道：“柯布虽然一直追求戏剧性的最大化，但也是一位细致文雅的绅士……他会兴奋不已，当他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手中接过颁发给建筑师的金质奖章；他会跟皮埃尔争论，认为君主专政优于民主专政，因为它更富于诗意，更公正超然。”不难理解，光辉城市就像柏拉图的理想国，只是另一个“诗意而超然”的乌有乡的倒影。因此，它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设计方案。这是一个人，怀着对现实的严肃怀疑，以及对弱小之物的深切悲悯，以圣徒般的牺牲精神和狂人般自我实现的愿望创造出的理想中的世界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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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柯布的反对者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人们一面崇拜，一面深感自尊受了伤害，以卑弱的“人性”为武器，以传统街道尺度的散失为理由，向自大生硬的老建筑师发出怒吼。对此，柯布沉默不语，他的苦恼是千百年来智者的苦恼——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柏拉图为理想城邦所定义的“智慧、勇敢、节制、正义”四样品质，被现代人弃之如敝屣。他们宁可去追逐资本的泡沫、流行的旋律、高扬的指标，以及各种简单易得的快慰。对于柏拉图而言，他的目标与其说是建立一个理想国度，毋宁说是为思想者正名，怀着自尊与傲慢，他说：“哲学家中的最优秀者对于世人无用。”这话固然没错；但同时也得明白，哲学家的无用，其责任不在哲学本身——“微斯人，吾谁与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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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布的城市理想，以及随之而来的现实挫折，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而偃旗息鼓。几十年后回忆往昔，他这样写道：“在那段辛苦工作的日子里，午夜时分，每当我们俯身于案头，忙于图纸的绘制时，都会感到一阵阵的绝望，因为这些图纸似乎永远也画不完，我对皮埃尔·让纳雷说：‘我们要仔仔细细地画这些图，我们总会一步步地走向衰老。但是你可以这样对自己说：再过10年或者20年，这些图纸就会作为时代的见证而被人们重新发现；更加美妙的是，那也就是它们被公诸于众之时’。”3相信在那一刻，柯布一定体会到了投身于永恒、规律与未知事物中的巨大的幸福感。这也是支撑他义无反顾、不求回报追寻伟大城市形式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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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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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规理想国 “短时效建筑”：当短暂成为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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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会有人不无忧虑地说：中国的注册建筑师在人口中所占比例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难怪我们的环境质量低下——所以我们要培养更多的建筑师。很少有人会问：培养这么多建筑师做什么呢？造那么多房子，真的有必要吗？建筑师多了，生活环境就会变好吗？隈研吾在《负建筑》一书中谈到，20世纪的经济逻辑与政治逻辑合谋，将建筑推向历史前台。凯恩斯主义的信徒将建筑看做孤立于环境与现实的商品，大量生产房屋以激励欲望、促进消费和再生产；普通人为了还贷，像奴隶一般工作。其实，在我们生活的时代，不只是建筑，汽车、教育和医疗也都成为这样的商品。“居者有其屋”，听起来美妙，其实是禁锢自由生命的沉重镣铐。环顾四周，以公平公正的普世价值和发展变革的合理需求为旗帜，农田被城市蚕食，人类向自然宣战，只图一时快慰，无视天长地久。现有的一些中国建筑师在祖先的土地上胡来，已经叹为观止。继续培养“合格的注册建筑师”，难道是嫌这样的破坏性建设还不够猛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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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头沟下苇甸村，一片灰色屋顶中显眼的红色混凝土公共厕所，新的建设，新的设施，新的生活，正在借新农村建设之便侵入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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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3月25日，金秋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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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人们不太关心资源有限的概念。在凯恩斯的理论中，建筑行为远比建筑本身更为重要。他认为，只要政府向基础建设投资，就一定能摆脱危机、走向繁荣。直到今天，各国政府仍然将这个教诲奉为至宝。这话表面上让人费解，其实仔细想想，无非是让大家都行动起来，更快地挖掘资源，加以适当分配，增进普通人的满足感，让社会加速前行。然而财富不是无中生有，它都从土地中来。向自然讨债成为常态，每当世界陷入停滞，就人为增加马力，继续深挖细掘，粉饰太平。以局部的合理掩盖系统的荒谬、迷信统计数字，成了这个的工具理性时代的常态，人人乐享其成。在喜动不喜静的20世纪，世界的节奏就像一部美国大片，充满了喋喋不休、夺命狂奔和呼啸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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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崩溃、资源耗竭，似乎不再是耸人听闻的噱头，而是触目惊心的现实。建筑，因其庞大笨重、耗费不赀、金刚不坏而成为资源危机中逆势而动的反面典型。在此背景下，人们开始提倡一种全新的建筑理想，我们不妨称之为“短时效建筑”。这一类建筑观念不时出现在媒体网络和建筑话语中间。比较而言，短时效建筑不只是绿色建筑，后者可能在结构、材料上仍然是昂贵的，其设计立意也期望长久；短时效建筑则尽量选择廉价可回收、可降解的材料，也不排斥短暂的使用寿命。就像吸尘器里的垃圾袋，用一个，扔一个，无污染，不心疼。短时效建筑可以说是一种“全生命周期低碳排放”的建筑模式，像汽车一样有其生产证明和报废年限，高效节能，不造成浪费和麻烦。短时效建筑尽量选择自然材料，但在不增加生产成本的前提下，不排斥高技术和新材料，甚至充分利用时代提供的可能性。短时效建筑甚至鼓励个人组装建造，简单朴素。短时效建筑甚至有了些模糊的美学特征，轻便、柔和而不注重视觉外观，显得低调而内敛。短时效建筑剔除了传统建筑时间观对绿色建筑的掣肘，更像是一种从设计哲学上重新修正了的绿色建筑、一种具体可行的低碳建筑，一种在观念上和技术上都较少漏洞的建筑革新之路。一切听上去都和谐美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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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妨从“长”与“短”概念的关系中审读一番，看看“短时效建筑”所预示的美好前景和不良可能。在进行建造活动的时候，除非迫不得已，人们大都不愿让自己的房屋、花园、道路、桥梁显得短暂而临时。在自然世界里，短暂并不意味着草率、粗糙或临时，哪怕朝生暮死或昙花一现，生物也总是精美严谨、一丝不苟。只有人类的造物才会草率、粗糙或临时。这大概是因为，从古至今，建筑都是一项复杂、烦琐、笨重又大费周章的系统工程。出于经济或人力等方面的现实考虑，针对那些立意平常的建筑，人们往往将之处理为简单临时的，有时候甚至是粗糙马虎的。立意宏大的建筑则往往具有纪念性、靠一种信念支撑，需要大量投入。在生产力有限的情况下，建造宏伟的建筑是特权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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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时效当然不只是一种精神价值，它在经济上也可以是合理的。传统材料时代，长时效与坚固大体是同义词，像海绵那样柔弱且长寿的事物，人类还造不出来。长时效则意味着较少维护和重修，减少消耗和浪费。无论建筑的立意长久或临时，可以确定的是，技术伦理是建筑的基本规则。在现代之前，人们会根据建筑的规模和形制选择材料，将优质的材料用在重要的建筑上，让它更加长久，久而久之，优质和耐久两个概念就连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