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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那些较为重要的建筑，因为长时效，而被建筑史记录在案。在它们熬过一个又一个历史年代的时候，大量简单临时的建筑生而复灭、灭而复生。那些默默无闻的，用泥土、茅草和木材建造的建筑，即便粗糙草率、私搭乱建，最后都回归了泥土，是真正符合环保理念的。到了现代，新材料的出现颠覆了建筑和时间的关系。玻璃、水泥、混凝土和PVC板等各种化工原料，它们没有孔隙，不会呼吸，突然成型，永固不坏。它们才是环境的真正敌人。因为价格便宜又坚固耐久，它们迅速取代了原始材料，侵占了现代人的生活空间，发展出独特的美学和技术体系。建造这样的房子相对容易，想让它回归自然就太难了。而在观念方面，当建筑成为学科之后，有了专业的历史框架和评价标准，书本里讲的，也都是那些伟大不朽的建筑和精良长久的施工工艺，人们头脑中都被追求长时效的概念占满了。每一位现代建筑师，潜意识里多少都有伟大不朽的幻觉。用低廉的材料也可以创造不朽经典，这是现代时代的建筑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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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 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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隈研吾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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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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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建筑是2003年“长城脚下公社”12件设计作品之一。建筑本为钢混结构，但在形式上采用了大量竹制表皮，与钢、玻璃和石头一起，形成了明净、自然的空间效果。通过使用可降解的生态材料，隈研吾实践着自己的重土地、重生态的自然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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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结果是，从都市的大剧院到偏远乡村的卫生间都使用类似的结构体系、材料和基础设施。无所不能的现代科学，让建造不坏的建筑简便易行。但是，不坏的建筑不等于不朽的建筑。在机器时代以前，精细调配的体力活动是建筑品质的保证，时至今日，随着批量制造的普及，手艺变得昂贵而稀缺，那些由混凝土、PVC板和石膏线脚拼凑而成的建筑，在建造品质上可以保证长久不坏，在设计品质上却往往是低劣恶俗的。像蝴蝶般精美而短暂的建筑是否合乎技术理性？混凝土在材料领域的加冕无情地粉碎了这个幻觉：廉价而耐久的材料、简单而高效的施工工艺，掩盖了感官属性上种种不可弥补的缺点，使人类欲罢不能。原则上，技术理性只关心功能性及其组织方式、经济性及其实现步骤。在当代中国，钢筋混凝土如同一群骚乱的暴民横扫城市乡村，所到之处留下大量粗糙随意却坚固耐久的舞台布景式建筑。生命形式将严谨与美丽封存在速朽的躯体之中，创造出令人心碎的诗意。我们的建筑刚好反其道而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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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说这些建筑耐久，只是在材料层面而言。粗劣的施工和无孔不入的利益链条，往往令建筑整体迅速破损或因过时而拆毁。据2010年4月6日《中国日报》报道，中国目前建筑平均寿命为35年，每年消耗全球一半的钢铁和水泥用于建筑业，产生了大量建筑废物。迄今为止，建筑一直都是粗大笨重的物质性存在。拆毁一栋建筑的时候，要使用炸药或重型机械，粉碎大量的混凝土碎块，运往郊区的垃圾场填埋，或者进行有限的回收利用，费尽心力，却永远无法让它回归泥土。面对如此触目的现实，重新让建筑进入自然循环，使其摆脱低劣又永存不灭的现代宿命，就不仅是开启一股新的建筑潮流，也是一种无奈的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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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意义上讲，“短时效建筑”似乎意味着，我们终于可以开始想象一种新的建筑类型，它摆脱了有史以来与建筑相伴随的庞大笨重、耗费不赀和金刚不坏的属性，颠覆人们对建筑的“了不起”的感受，系统而全局性地扭转人与建筑之间的关系。建筑也终于获得机会，朝更加优美的造物——生命体前进一步。但这仅仅是个设想。更迫切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来实现这样一种建筑？在材料、结构和美学上，它是否是合理的和有前景的？在美好的预期下面，是否潜藏着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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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必须找到钢铁、混凝土和塑料等常规建筑材料的替代品。19世纪末，这些现代材料出现之前，工艺技术的进步已经让森佩尔（Semper）深感忧虑，他说：“坚硬的斑岩和花岗岩可以像奶油一样切割，并打磨如蜡。象牙可以柔化并压制成各种形状，弹性橡胶可以在不同加热情形下仿制为木刻、石刻与金属刻，材料的天然属性被大大地压制了。我们有这么多新方法，这分明是一种危险……也许其实并没有那么多新方法，只是我们什么都驾驭不了，所以才望洋兴叹。……新领域仍然用新技术做出古老的式样，到处都是病态、顽固、虚饰和好古成癖，这种普遍的欺诈该如何阻止呢？”森佩尔的疑问，也属于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能否回到过去，用木材、石头、灰泥和茅草建造房屋？这个提议与低廉的文人怀旧纠结在一起，给人不真实的印象。关键在于，木材、石头、藤条、麻袋、竹编等天然材料，在资源萎缩、建设量暴增的今天，已经昂贵不堪了。况且，可降解并不是唯一的目的，具有建筑价值的纸张、瓦或黏土砖这类材料，其生产过程也必须是可持续的。这意味着，为了让建筑回归自然系统，我们将要付出更高的代价，从而使美好的愿望在经济上变得不太可行。或者可以找到合适的替代材料，它在物理性能和感官体验上不亚于混凝土等常规建材，造价低廉，又有着可降解的属性。人们寄望于生物工程，但到目前为止，它在建筑领域还鲜有作为。全生命周期的绿色特征、经济性和实用性都必须得到满足，一种材料才会获得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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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们需要发明新的结构体系和基础设置，来应对新的建筑系统需求。钢筋混凝土的刚性框架，在地质运动的尺度和应力面前不堪一击，人定胜天只是一个奢侈的愿望。人类对生存条件的狂妄忽视，理应在短时效建筑中得到修正。如何实现这一愿望呢？或许建筑的躯体不再是坚硬的，甚至结构框架都可以是柔性的，但这些也都还停留在想象阶段。几千年来为了抵御重力而发展完善的刚性结构像昆虫的外壳，尽管低级简陋，却不大可能在朝夕之间便蜕变成蝴蝶。较之材料的更新换代，这个改变更具颠覆性，因此也就更难实现。再说建筑内部盘根错节的基础设施管网，那些保温防湿、上下水管、强电弱电、空调系统、排烟道和电热膜，为了人类的五官奢侈而附加的技术内容，各有各的作用，它们能够被新的系统有效容纳吗？它们能够同样完成短时效的进化、变得廉价可降解吗？已经被人造气候惯坏的人类，能够忍受像2010年引起普遍关注的“北京蛋宅”（戴海飞设计并建造）那样粗粝的生存条件，从而摆脱空调和电梯的束缚吗？城市生活的吸引力，恰恰来自对气候条件和生物局限的排斥和改造，而这本身就是反自然的。对这样无可挽救的“人性”，我们又能作何打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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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义或审美方面，短时效建筑预示的变化也不容忽视。早在1967年，让•奥伯（Jean Aubert）就在《乌托邦》杂志上发表题为《朝向过时演变》一文，提出将短时效的意识融入建构之中，以便得到更高的能动性。他赞成朝生暮死的建筑，“以便允许可以犯错，而不必对一个过长的未来做出承诺”。这一说法遭到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批评。鲍德里亚认为，时效的长短并非独立存在，这是一对相对的概念。如果短时效普遍化了，将会使得“整个丰富的对比场域消失”。回想前文对历史建筑的分析，不难看出，现代时代，正是混凝土等不会腐烂的材料破坏了与建筑品质相关联的时间属性，将建筑从自然系统中抽离出来，摧毁了古代时期的品格差序和物质循环过程，才会使环境变得如舞台布景一样趋同劣化。短时效建筑的潮流，如果不伴随着对纪念性的重新阐释，必将沦为一场世博会般光怪陆离的廉价建筑展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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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而易变，是当代流行文化的一个特征。流行，就是让一切都动起来，人心思变、手忙脚乱，产品概念轮番升级，让经典永远都成为“下一个”。在语言符号层，建筑也在呼应这个流行文化的结构，当人类的“创意”干涸的时候，新的设计工具披挂上阵（如参数化软件），对前所未见之物的期待压制了技术理性和价值评判，求新求变成了普世价值，至少也是政治正确。建筑系的学生之间，常常听到一个对另一个说，“你怎么还在用这么土的软件”。操作水平的较量变成了工具杀伤力的较量，新式武器正层出不穷。谁敢阻碍历史发展，做时代进步的罪人呢？早先，人们为了满足自己不断飙升的口味，暂且忍耐事物短暂易变的属性。如今，这一属性本身被说破了、正名了，可以用来审美了。接下来，它会不会成为新的标准，强制我们进入一个易拉罐建筑时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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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短时效建筑在上述几个方面都不能找到妥善的解决方案，就不会催生一场真正的革命，扭转我们严重的生存危机。但这还是乐观的估计。较坏的情况是，“短时效”作为一个政治正确的新鲜概念，像“绿色”、“低碳”等概念一样被资本或权力僭用，沦为意识形态文化策略，与良好的初衷背道而驰。放眼现实，有多少以经济利益为最终目标的单体、建筑群和城市尺度的开发项目，正以环保之名破坏环境，它们无一不得到权威、主流价值观和大众的默许，甚至通过种种评价体系的考核，获得种种认证。绿色建筑也正像社会募捐一样面临公信力的流逝，迟早沦为权钱交易的遮羞布。如果短时效建筑不能突破经济瓶颈，它很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奢侈品，普通民众依然只配购买廉价耐久的混凝土住宅，只有特权阶层才能拥有别致新颖的短时效房屋，以充当时代的典范。可是，一旦短时效建筑突破了经济瓶颈，变得廉价而易得，就特别容易受到流行文化的招安，结果电子产品领域批量升级的经济模式会迅速侵入原本庞大笨重的建筑领域，让建筑跟手机一样成为感官欲望的新载体，还没到寿命的极限，就迅速遭到抛弃。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只能造成更加不可估量的浪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已经进化成无远弗届的怪兽，有能力将任何反面的力量拉进资源消耗的快车，让未来的受害者暂坐在既得利益者的宝座上闭目享受。一不留神，“短时效建筑”就又成了环保主义的小发明、反社会人士的宣言书、高尚阶层的奢侈品或普罗大众的廉价玩具。每一种可能，都与人类严峻的现实危机和严肃的居住理想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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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诺威世博会日本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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坂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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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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坂茂可谓当今开拓自然材料用于新型设计的先驱，尤以使用纸管材料闻名。2000年德国汉诺威世博会日本馆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其使用的主要材料是再生纸。世博会结束之后，这些自然材料被制成日本小学生的练习本，得到回收利用。这座拱形建筑由440根纸管交织成网状，以织物和纸膜为外覆材料，宏大而不失轻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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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忧虑，短时效建筑还是将更加客观真实的选择摆在人们面前。与其说这只是一场建筑领域的变革，不如说是生存方式的反思。现代建筑史一直拿西方启蒙时代以来的积极进取的人本主义去解释世界，在这部历史中，建筑在形而下为人提供安全庇护，在形而上唤起伟大崇高，中心还是一个“人”字。所谓“人本主义”，本来就没有自然什么事。希腊神庙、罗马宫殿、哥特教堂和现代时代的摩天楼一样，都是人类“伟大创造力”的不朽铁证。这份创造力，以征服物质世界、满足人类的自大为目标。建筑正是人类自以为无限的物质象征。可是，当我们从飞机上俯瞰大地，会发现再宏伟的建筑也只是在平展地表上稍做凸凹而已。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人生而渺小，天地不为人类而设，却是人类存在的条件。3·11地震之后，日本建筑师坂茂立即投入为灾民建造避难所的工作中。他用硬纸板做成纸管，用白帆布做建筑隔墙，制成4米长、4米宽的单元隔间，简称PPS（纸隔断系统，Paper Partition System）。每个家庭住在不同的小隔间中，从而得到一点隐私和自由，仅此而已。一切美学讨论、手法裁量和历史溯源在此都毫无意义了。这些短时效的建筑看似无奈，却是平和而得体的。在暴怒的自然面前，人有什么资格愤怒抗争呢？有些灾难不可预期，有些却是人类自己制造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讲，“短时效建筑”恰恰道出了人的有限，无论是生命的长度、行动的广度、思维的深度还是力量的强度，都不容夸张。万物皆有始终，人理应安然于顺天应时的宿命，哀伤中体会喜乐。东方世界的祖先，不正是用比拟于自然生命的木构造，演绎生死因循的环境伦理，小心地守护着自然与人之间脆弱的平衡的吗？毕竟在生存的原点，建筑能够带给人的，是心灵的安宁而不只是物质的安全、是情感的呵护而不只是身体的庇护。建筑是自然的物质延伸，如果人类以为自己凌驾于自然之上，在灾难来临之际，建筑凭什么庇护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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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总是让人不敢轻易乐观起来，在面对“短时效建筑”这样鼓舞人心的概念之时也是如此。如果人类能够选择自我克制，作为一个群体，重新审视自己的命运，短时效建筑，也许可能意味着建筑走向更高智慧、更像生命体过程的一个环节。它将不仅是合乎伦理的，也是美的。在我天真的梦幻中，建筑有一天回归了自然，使用简单朴素的有机材料，拥有精美完善的组织结构，却不再一味追逐永恒或纪念性，而是与人类的生命周期相伴，重新纳入自然物质循环的永恒过程。也许有一天，人们不再吝惜创造的艰辛，不再强要把速朽的哀伤用不坏的建筑来作徒劳的弥补。就像春花秋月与青春红颜，人怎么能贪心地留住一切，无视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自然法则。环保的深层动力只能来自于自我克制。建筑的浪费，有多少是源于我们造得太多了，住的太大了，我们贪心地以为拥有更多面积就拥有更多快乐。中国真的需要那么多建筑师吗？我们到底要把这个国家建设成什么样子才算满意？什么样的问题才是真正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或许，我们需要讨论的并不是什么短时效、长时效、绿色、低碳或其他层出不穷的名词，我们只需每个人改变已经习惯的消费主义、放低自己的物质需求，别再把房屋当做储钱罐，别再用大兴土木来拉动GDP，别再把低碳节能当成促销广告，别再把可怕的城市化进程说得天花乱坠，从我做起，为地球的未来尽一份力。可是这谈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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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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