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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建国以后，北部有蒙古势力的残余，东北有女真政权的崛起，这对于朱明王朝是两个不小的威胁，所以在建国的第一年（1368年），明太祖就把修筑长城作为当务之急。他派遣大将军徐达开始修筑居庸关等处的长城，前后历时一百多年，才完成了明长城的全部工程。这道以秦长城为基础的明长城，西起嘉峪关，东达鸭绿江，全长六千四百多公里。其中，由嘉峪关到山海关一段，由于工程质量较高，至今仍然大部分保存完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最后修筑的万里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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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浩大的工程，究竟是怎样修筑起来的呢？这个问题，今天虽然已经所知不多，但凭借历史文献和文物考古资料，我们还可以作一点简单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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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建长城的建筑材料用量极大。明代以前，主要使用的是土、石、木料和瓦件等。一般情况下，都是就地取材，或者凿石垒砌，或者取土夯筑。在沙漠地区，还使用沙粒石子间以芦苇或红柳枝条层层叠压的方法修筑长城。我们今天在玉门关内外所见到的汉长城就是用这种方法修筑的。到了明代，在许多重要的地段使用砖石垒砌，大量的砖瓦石灰仍然是就地取材，开窑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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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沿线所经过的地区，大部分是高山深谷、沙漠草原，城墙需要随着复杂的地形而采用不同的方法修筑。地形的复杂增加了施工的难度，但是古代的劳动人民却巧妙地利用了各种各样的地形。遇到高冈险峰，就利用山脊作为基础，外面包砌石块。遇到河谷深沟，就利用地形的陡坎和崖岸修筑城墙。这种修筑方法可以节约大量劳力，而得到的结果，是城墙内部比较平坦易登，外部则非常险峻。不仅易守难攻，而且便于兵力的调动和增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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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修筑长城的施工组织情况，我们从居庸关、八达岭长城上所发现的明万历十年（1582年）修筑长城的一块石碑上可以看出，当时是利用守军力量，用分段包修的办法来修筑的。几千名官兵加上许多民夫，才包修了七十多丈长的一段城墙，由此可以想见当时工程的艰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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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的祖先在实践之中显示了高度的智慧，但是在动力机械尚未问世的古代，仅仅凭借人力、畜力和简单的器械，要把大批笨重的原始材料运上山岭，所付出的劳动和艰苦的程度是可以想见的。以秦代为例，秦始皇使用了主要由军队、民夫和罪犯组成的近百万劳动力，占全国总人口的二十分之一（劳动力的五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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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沿线的四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历史、构筑等各个方面都具有代表意义。下面就分别作一些简单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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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第一关”——山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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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些人以为山海关是现存的长城即明代长城的东部端点，其实这是不准确的。明代长城的东端一直延续到鸭绿江边，只是因为山海关以东的一段工程较为简陋，经历了六百年自然和人为的破坏，今天仅留下若干遗迹，所以才会引起这样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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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关现属河北秦皇岛，历来也有称之为榆关的，但是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榆关和山海关不是一回事。据记载，榆关原来在山海关附近，平野旷阔，无险可守。明朝的开国功臣徐达镇守北方，看到这一带地形险要，就废弃榆关，在这里另筑新城，背山面海，因而取名为山海关。西起甘肃嘉峪关的明代万里长城，历尽了山山水水，从燕山山脉上飞驰而下，和关城相连接，并越关城而东，一直伸进渤海的滔天白浪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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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关关城为四方形，周约4公里，墙高14米，厚7米，内部土筑，外面用砖包砌。东、南、西、北四面均有关门。东门外有一个凸出的小城圈，用以加强防守，这在古代称作罗城。罗城的外面还有烟墩、土堡等防御工事。四面关门上都有城楼，楼高二层，三面设有箭窗。东门城楼上有一块横匾，上书“天下第一关”五个大字，字体雄浑遒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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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关地当要冲，扼东北至河北的咽喉，自古以来就是一处重要的战略据点。明初在这里修筑长城，设置“卫所”，驻有重兵。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破北京，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出卖明朝政府，勾结清兵入关。李自成亲自率军北上迎敌，包围山海关，和吴三桂的部队进行了一场血战。农民起义军和清兵都把山海关作为争夺的重点，充分说明了它在战略上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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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关附近还有许多文物古迹，如朝阳洞、角山、三清观、卧牛山、徐达庙和伸入海中的老龙头等。曹操的《步出夏门行·观沧海》中曾提到“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其中的碣石山据说也在这一带，但具体的地点究竟在哪里，古代已经说法不一，今天就更难确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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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庸叠翠”和“北门锁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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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庸关云台和八达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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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万里长城的古迹名胜之中，最为人们熟知的是居庸关和八达岭。这两处关隘的位置就在北京昌平和延庆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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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坐火车或汽车西北行约60公里，就可到达居庸关。关城建筑在一条长达15公里的溪谷中间。这条溪谷叫关沟，两旁山峦重叠，树木葱郁，景色优美，所以在八百年以前的金代，这里即被称作“居庸叠翠”，列为燕京八景之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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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庸之名最早见于《淮南子》。《汉书·地理志》中有居庸县，属上谷郡，而且注明“有关”。据前人的考证，这可能是因秦始皇修筑长城“居庸徒于此”而得名的。在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东汉墓中，有一幅题有“居庸关”三字的壁画，画面上生动地描绘了关内外行人车马往来的情况，说明在两千年以前，我国各族人民之间的交流来往并没有为这一道高大的城墙所限制。居庸关在历代都有维修增建，名称也屡有改易。现在保存的居庸关关城是明代的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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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庸关关城的中心，有一座汉白玉石台，名叫“云台”，现在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座石台上原来矗立有三座石塔，是元代至正五年（1345年）元顺帝亲自下令修建的，当时称为“过街塔”。大约在元末明初，三塔被毁，后又在此修建了一所寺院，明正统四年（1439年）重修，并命名为“泰安寺”。该寺在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被火焚毁。现存的云台就是元明时三塔和寺院的基座。台下券门内的石壁上雕刻有四天王像和佛像，刻工颇为精巧。石壁上还刻有梵文、藏文、八思巴蒙古文、回鹘文、汉文、西夏文六种文字的《陀罗尼经咒》和《造塔功德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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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庸关的形势非常险要，是古代北京的西北门户。关于关城的形势，清代的龚自珍在一篇题为《说居庸关》的散文里有段形象的描写：“出昌平州，山东西远相望，俄然而相辏相赴，以至相蹙，居庸置其间，如因两山以之为门。”明朝政府的防务以北京为重点，对居庸关更为重视，设“卫”驻军，经常有五六千人在这一带扼守。看到这里险要的形势，明陈子龙曾作《居庸边词》云“险到居庸地脉分，何须常戍羽林军”，大为赞叹，似乎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回事。雄关险塞对防御虽有一定作用，但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是人。这首诗写成之后没有几年，李自成的起义军就从宣化、怀来经居庸关而长驱直入，攻克北京。顾炎武对此很感慨，他说：“地非不险，城非不高，兵非不多，粮非不足也，国法不行而人心去也。”倒还不失为有识见的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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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庸关原有南北两个外圈关口。南面的叫南口，是关沟的入口，旧关城和城墙早已残破，仅在两旁山脊上，还可以看出城墙和烽火台的痕迹。北口就是现在的八达岭岭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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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达岭居高临下，形势比居庸关更为险峻，确像过去有人所说的“居庸之险不在关而在八达岭”。岭口有一座小小的关城，东西两面各有关门，西关门上刻“北门锁钥”四个字。这个比喻极为贴切。如果说居庸关是古代北京的门户，八达岭就是一把坚固的铁锁。八达岭一旦失守，居庸关也就门户洞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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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庸关和八达岭附近的长城，在明长城中很有代表性。在构造上，这一段城墙墙身高大坚固，平均高约7.8米，墙基平均宽6.5米，下宽上窄，墙顶平均宽5.8米。墙内隔不多远就有一个券门，有石梯，守兵可由此上下。墙体用整齐巨大的条石筑成，内部满填泥土石块。墙顶用方砖铺砌，石灰填缝，十分平整。城墙上每隔300 — 500米，就有一个凸起的台子。台子又可分为墙台（用于巡逻放哨）、敌台（用于射击瞭望）、战台（用于攻战和储存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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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长城有不少地方设有重城，居庸关就是一个例子。如果坐火车由南口经八达岭而出关，可以看到横亘在群山万壑之中的城墙，断断续续，显得很不规则。在群山之间还有一些用以传递军情的烟墩——烽火台。原因是这里原有里外不止一道的城墙，而有的又因年深月久而倒塌中断，所以才会出现这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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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带还有不少名胜古迹，像望京石、天险、五鬼头、点将台等，号称“七十二景”，历来也为游人所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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