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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重镇”——嘉峪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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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峪关是明长城西端的关隘。关城位于今甘肃酒泉西约40公里处，峙立于嘉峪山下，南边是终年积雪的祁连山，长城即从祁连山上迤逦而来，直抵关下，然后从关北转折向东，伸展在茫茫的戈壁沙漠里。关前有一道清泉，灌溉着几百亩田禾，不仅平添了关城的景色生机，而且还是这座古关隘的命脉。如果没有这道泉水，就不可能有田禾草木，守兵和战马的饮食就将发生极大的困难。明代初年之所以在这里选点筑城，除了山形地势险要的因素外，该泉水的存在也是极其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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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城的平面呈梯形，西边城墙长166米，东边城墙长约154米，南北长160米，墙高达10余米。除了城楼、敌台和垛口等处用砖包砌之外，其余部分都是黄土夯筑，夯打极为坚实，用锄镐都很难挖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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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城的布局与山海关相似，同样有一道凸出的罗城，不过位置恰好相反，山海关的罗城在东，而嘉峪关的罗城在西。这个区别是因迎敌的方向决定的，道理很容易明白。城门上建有三层的高大城楼，城的四角建有砖砌的城堡式角楼和角台。在西边的外城楼上，原有一块“天下第一雄关”的匾额，和山海关东城楼的横匾“天下第一关”，地隔万里，东西相背。同类的事物而有两个“天下第一”，显然是不合逻辑的，但按其实际，山海关和嘉峪关，无论形势、气魄和防御地位的重要，确实很难分出高下。从这个意义上说，两个“第一”也就不无道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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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峪关的修建，据乾隆《肃州志》载，始于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年）。其后曾一度废弃。至嘉靖十八年（1539年），有人建议，说嘉峪关为河西重要隘口，“墙壕淤损，宜加修葺”，于是又重新增修加固。而据正德二年（1507年）王信所立《修建玄武庙碣记》的记载，我们还可以知道城西的罗城也是在此时增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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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政府对嘉峪关一带的防务同样极为重视。当时在嘉峪关曾设有守备把守，平时驻兵一千人左右，管辖三十九处敌台，并配置了大量火器（火药武器）。据记载，当时有“河西火器雄甲诸镇”的说法。设在嘉峪关的火器，名目繁多，有所谓大将军、二将军、金刚腿炮、火冲枪、飞火车等十几种。这些记载，既说明了明朝政府对嘉峪关防御的重视，也反映了当时火器发展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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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康熙以后，由于中央政权的巩固，嘉峪关逐渐由“河西重镇”而变成了检查来往客商、盘剥勒索的关卡。清末民初，关上只有居民十几户，老弱残兵一百多名，出现了一片衰败荒凉的景象。上面提到的西城外城楼和那块匾额，也在1928年被军阀拆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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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几千年来汉族和其他各民族的劳动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历代修筑的长城，有一半以上是在其他民族统治时所修筑的。万里长城是各族劳动人民创造的古代工程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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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迹 [:1700320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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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迹 中国古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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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各地，随处都可以看到高耸云霄的高层古代建筑——塔。因为僧侣曾用七宝予以装饰，故被人们称为宝塔。这些古塔，有的突起于城市之中，有的耸立在高山之上，有的守卫在江河岸边，有的紧靠在寺院近旁。它们不仅标志出某一城镇、乡区、名胜古迹的位置，点缀着祖国的锦绣河山，而且不少的古塔还能登临眺览，观看周围的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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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存的古塔，数以万计，遍布城乡，它们大多数已有数百年或是上千年的历史。许多古塔，数历沧桑，至今依然巍巍屹立，反映出我国古代建筑工程技术的高度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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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历史文献记载，在明代的时候，西安唐代的小雁塔，曾被一次强烈的地震震裂了，但没有倒塌，而后来的一次地震又把裂缝震合了。这不仅说明了当时的砌砖水平，而且还为研究历史地震情况保存了实物资料。河北定县的料敌塔是宋代专门修建来作为瞭望军事情况用的，是研究九百年前辽宋军事设防的一个重要实物。陕西榆林的凌霄塔，与定县料敌塔虽同为军事瞭望设施，但塔身内部结构特意设计为作战防御的形式，实际起着守卫明代九镇镇城榆林的作用。而广州怀圣寺的光塔则是为航海出行之前观察风向气候的。明清时期又发展了专门点缀风景以补山川形胜之不足的“文峰塔”等，这时的塔已经快要脱离原来佛教建塔的目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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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对我国古代建筑中这一高层建筑类型的起源、发展及其在建筑艺术、造型分类、各部分构造上的特点，作一简要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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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塔的起源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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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建筑的类型非常丰富，包括楼、台、亭、阁、斋、堂、轩、榭、宫殿、衙署、住宅、园林等。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的发展，建筑类型不断增多。尤其是历代都采取了“外为己用、推陈出新”的方针，更加促进了新的建筑类型的产生、发展。塔即是在我国传统建筑的基础上，吸收外来的形式与构造所创造出来的一种新建筑的成功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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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和佛寺、石窟寺等同属于佛教建筑，是随着佛教的传入而在我国产生的一种新建筑类型。它原是佛寺或石窟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早期的塔在佛寺的中心或是在主要位置上，或是在石窟的正中，称为塔柱，僧侣们围绕着它礼佛念经。随着佛教建筑的传入，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塔的作用也有了变化，不再是寺内礼佛念经的中心。从唐代开始，寺院的布局形式走向固有的宫殿、王府、第宅的几重院落相组合的平面布局，塔随即也改建到寺的后部或寺的旁边去了。与塔原来同时修建的佛寺有许多已经不存，因而有些塔成了一座单独的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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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起源于印度，梵文称作“stūpa”，巴利文称作“thūpa”。过去曾经译作窣堵波、塔婆、兜婆、偷婆、浮图、佛图等。印度最初建塔，是作为埋葬佛（释迦牟尼）的舍利之用的。舍利为梵文音译的略称，意思是“身骨”。据佛经上说，释迦牟尼死后，尸体用火焚化，变成各色晶莹的珠子，击之不碎。其中骨头称作白舍利，毛发称作黑舍利。八国国王分取舍利，建塔供奉。以后凡供佛奉佛即建塔，于是信奉佛教的国家相继建塔。塔的数量之多，不可胜计。最初在佛生处、成道处、转法轮处、现神通处、从忉利天下处、化度分别生处、思念寿量处、涅槃处等八个地方建塔，称之为八大灵塔，用以纪念佛的重大转变事件。后来各处都大量建塔。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前268—前232年），印度摩揭陀国孔雀王朝的国王阿育王大兴佛事，到处建立寺塔，供奉佛舍利，并下令他统领的八万四千个小国各建寺塔，即佛教经典中盛赞的阿育王八万四千宝塔。以后又演衍出释迦牟尼以前的塔，如多宝塔，说是释迦牟尼在灵鹫山说《法华经》刚要终了的时候，忽然有一安置多宝如来金身舍利的宝塔出现于空中，塔中发声赞叹释迦，谓之多宝塔。随着宗教的发展，塔后来成为一种宗教纪念性建筑。结合当地的具体情况，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其结构与形式又有新的发展。中国的塔就是其中成功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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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塔是佛教建筑中重要的一项，所以，当佛教传入我国时，塔也随之传入了。据文献记载，佛教是西汉末年开始传入我国的。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就从大月氏使臣伊存那里得《浮图经》。东汉永平十年（67年），西域僧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二人带着佛经佛像来到洛阳，正式传播佛教。当时的政府为二人修建了一所寺院作为居住和传教之用。传说二人是用白马驮经而来的，因而该寺被命名为白马寺。现在洛阳的白马寺就是那时创建的。根据历史文献考证，当时白马寺中主要的建筑就是一座方形木塔，建在寺的中心位置，四周有廊房围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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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末中平五年至初平四年（188—193年），笮融在徐州建浮图祠。据《三国志·刘繇传》记载：“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槃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这段文字说明了三件事：一是铜制鎏金佛像；二是有九重铜制相轮的塔刹和重楼阁道塔身；三是寺院很大，可容三千余人。铜盘九重，重楼阁道的塔，想亦是一座大木塔。《魏书·释老志》上有这样一段记载：“自洛中构白马寺，盛饰浮图，画迹甚妙，为四方式。凡宫塔制度，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从一级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谓之浮图。”这一记载不仅证明了白马寺是一座方形木塔，而且还指出了以后其他许多寺庙的塔都是这种方形楼阁木塔。至于这种以塔为中心，塔在殿前、四周有廊庑围绕的寺塔布局形式，在北魏杨衒之所著的《洛阳伽蓝记》中描写得更为清楚：“永宁寺，熙平元年（516年）灵太后胡氏所立也。……中有九层浮图一所，架木为之……浮图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极殿……僧房楼观一千余间……四面各开一门。”该寺可能承袭了白马寺的寺塔布局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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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存的实物中，早期的以塔为中心，四周环以廊庑，塔后建殿的寺塔布局形式已经难以寻找，但从日本早期佛寺的布局中，还可看到一些寺塔关系的情况。据日本学者考证，日本的飞鸟寺和四天王寺即是仿照我国白马寺而建的。它们与文献记载的永宁寺的寺塔布局形式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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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塔为主，塔在殿前的寺塔布局关系，始自汉代。自唐开始，这种自印度传来的寺塔布局形式发生了巨变，主要是把殿堂作为了礼佛的中心，而塔的地位下降，改建于寺后、寺旁或另建塔院了。这一变化正是佛教与佛教建筑同中国具体情况相融合的一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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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原因，大约有两个：一是佛教本身的发展。唐初律宗创始人道宣（596—667年）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制出了《戒坛图经》，把以塔为中心的佛寺布局改成了以佛殿为中心。二是我国传统的庭院式建筑布局对于佛寺的影响。道宣的《戒坛图经》也受此影响。这一影响的来源也有两个：一是我国从殷周时期就逐渐形成了的多层庭院组成的建筑布局，并已成定式，不管是宫殿、衙署、第宅均加以采用。自佛教广泛流行后，不少的官宦商贾常以“舍宅为寺”作为信佛的行动。这样的例子甚多，如《洛阳伽蓝记》所载崇义里杜子休舍宅的故事。北魏正光年间有个隐士名叫赵逸的，指着杜子休宅说，他的宅子是晋太康寺的遗址，掘之果然得砖数万，并有太康六年（285年）的石铭。于是杜子休便舍宅为寺，名叫灵应寺，而且还用所得之砖建了一个三层的砖塔。现存最早的一座砖砌佛塔——嵩岳寺塔，原来也是皇帝舍宫为寺的。据记载，嵩岳寺原名闲居寺，本是北魏宣武帝（拓跋恪）的离宫，建于永平年间（508—512年）。正光四年（523年），其子舍宫为寺，并把佛寺布置成园林形式。《北史·冯亮传》记：“林泉既奇，营制又美，曲尽山居之妙。”因而到唐代的时候，还把这里当作过皇帝的行宫。这两个例子都说明了佛寺到了中国之后，与传统的中国宫殿、宅第相结合的情况。就连首次正式来到中国传播佛教的迦叶摩腾、竺法兰二人所下榻居住的地方——鸿胪寺，也是当时的一个衙署。佛寺的“寺”字，原本是衙署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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