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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0：蒙特利尔世博会美国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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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富勒影响较大的是英国的诺曼·福斯特勋爵（Lord Norman Foster，1935—），其代表建筑是香港汇丰银行大厦（New Headquarters of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1986年建成，图191）、德国柏林的新议会大楼（Reichstag，1999年建成）。很多人都认为他是当代“高技派”的领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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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1：香港汇丰银行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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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到丹下健三比较技术重视，他的学生黑川纪章（Kisho Kurokawa，1934—2007）对此就很热衷了。他和其他一些人在1960年提出了一个“新陈代谢主义（Metabolism）”来反对现代派把建筑简化成机器的主张，后来他的老师也参加了这个派别。他的这个提法其实和赖特的“有机建筑”有异曲同工之处，但其东方味道和思辨的成分更重些。不过黑川不像赖特那样不信任技术，他把新陈代谢主义的实现完全建立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用新技术来反对旧技术，其实是当时及以后很长时间内日本人的一个总体倾向。总的来说，虽然新陈代谢主义强调要从日本的传统文化中寻找设计源泉，但他们仍可以算做高技派中的一部分。黑川纪章最出名的设计是1970年大阪世博会上展出的实验性房屋（Takara Beautilion，图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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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2：黑川纪章设计的实验性房屋“Takara Beauti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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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来说，矶崎新（Arata Isozaki，1931—）虽然也是丹下的学生，却对新陈代谢主义并不热衷。面对现代派的困境，他走的是一条折衷的路，也就是把西方和日本的建筑元素拿来做综合。也有人因此评价他是个“手法主义者”。他心中始终对日本神话中的“天柱”情有独钟，他的很多设计中都有它的形象，代表建筑有洛杉矶当代艺术中心（Los Angeles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1986年建成）、巴塞罗那奥运会室内运动馆（Palau Sant Jordi，1990年建成，图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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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3：巴塞罗那奥运会室内运动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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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矶崎新类似，依旧生活在现代派影响之下的还有贝聿铭（1917—）。他是格罗皮乌斯的学生。走出校门后他先是密斯的追随者，现代派倒台之后也走上了折衷和手法主义的道路。他最早出名的是肯尼迪纪念图书馆的设计（J.F.K．Memorial Library，1964年建成），后来有美国国家美术馆东侧大楼（East Building of National Gallery of Art，1978年建成，图194）以及卢浮宫前的玻璃金字塔（1989年建成）和香港中银大厦（1990年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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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4：美国国家美术馆东侧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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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战胜了“粗野主义”的“典雅主义”，还是那三类“高技派”人物，或者走折衷道路的人，虽然已经和现代派有了一段距离，但都只能算是反对者，还不能算是真正的造反者，因为从根本上说，他们的设计仍然针对的是工业化时代。只要还是从工业化出发，他们离四巨头的距离就不可能很远，至多是四巨头在工业化这条大船上建立的塔楼已经倒掉，他们换块地方另外立了一些小塔楼而已。但是在1973年的石油危机以及随之出现的能源危机、环境危机等巨礁面前，这条大船现在自身难保。消耗巨大的摩天楼越来越受到多方指责，人们对高技术的信心大为降低，大的建筑计划已经越来越少，各大事务所的生意大幅缩减。西方工业化的发展模式面临着巨大的问题，人类不得已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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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在理论上给现代派建筑以最后一击从而完成造反事业的，是1977年英国人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1939—）写的《后现代建筑语言》一书。它明确地宣告了现代派的死亡，首次提出了“后现代”概念，痛斥了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些反对者在内的所有“在船上”的人，就差骂对方是“资本主义走狗”了。到了1981年，一个建筑界的外行，美国人汤姆·伍尔夫（Tom Wolfe，1931—）在著名的右派杂志《哈泼斯（Harper’s）》上写了一篇长文《从包豪斯到现在》（后来印成了小册子），历数了现代派的罪恶，激烈程度几近“文革”中的大字报。有趣的是，和左派的詹克斯不同，伍尔夫是右派，在他看来，资产阶级的骨头还不够硬，否则就不会屈服于现代派的“淫威”了。伍尔夫的书虽然有些洞见，但明显过激的言词太多。有趣的是，当时似乎没有人出来为现代派说句好话，可见当时现代派在左右两派的交叉火力下确实已回天乏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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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詹克斯的书之前，他所称许的几个人已经在行动上和自称为“纽约五人组”的现代派原则的拥护者们开展了斗争。“纽约五人组”（NY Five），又称“白派”，代表人物有彼得·艾森曼（Peter Eisenman，1932—）、迈克·格雷夫斯（Michael Graves，1934—）和理查德·迈耶（Richard Meier，1934—）。“白派”的对手有人称之为“灰派”，但因为詹克斯的书，其更为人熟知的名称是“后现代”。这个在20世纪70年代刚出来时还没有被用滥到只剩时间意味的“后现代”倒确实是一种“主义”，因为“灰派”这些人有一致的、明确的主张（我叫他们“真后现代派”）。对于现代派崇尚的功能为主、理性、简化、单一、国际化等要素，他们全都反对。这些真正的、主动的造反者包括罗伯特·文丘里（Robert Venturi，1925—）、罗伯特·斯特恩（Robert Stern，1939—）、查尔斯·莫尔（Charles Moore，1925—1993）和后来的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1929— ）、朗佐·皮亚诺（Renzo Piano，1937—）。其中文丘里就是那本著名的《建筑的复杂性和矛盾性》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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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主要思路是反对以功能出发的简化，反对他们认为冷冰冰、缺乏人性的理性，最终的靶子就是工业化。他们要的就是复杂性和矛盾性，有时甚至故意追求破碎、分离、扭曲等奇特的效果。总的来说，他们强调的是建筑和历史、和周围环境的关系，注意装饰的象征意义，注意建筑的外在形象在公众眼中以及心理上产生的效果，追求建筑具有隐喻性。斯特恩曾经用“文脉主义（Contextualism）”、“引喻主义（Allusionism）”和“装饰主义（Ornamentation）”来概括后现代建筑。可以说在“现代派之后”的诸建筑风格中，他们是最极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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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后现代派”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建筑有这样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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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丘里为其母建造的费城切丝努特山住宅（1964年建成，图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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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5：费城切丝努特山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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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尔的新奥尔良意大利广场（Piazza d’Italia，1978年建成，图196），混杂着各种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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