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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妆容史上，魏晋南北朝是一个爆发的时代。华丽无比的盛唐彩妆风潮，其实只是魏晋南北朝丰富妆型的集中显现而已。大唐厚葬成风，保留下来的壁画和文物丰富多彩，为我们研究彩妆提供了丰富的视觉资料。事实上，没有魏晋南北朝的大量妆型积淀，没有魏晋南北朝的胡汉交流与佛教东传，不可能有后来的大唐繁华彩妆。只是魏晋南北朝战乱频仍，动荡不安，朝代更替频繁，贵族无力也无心厚葬，故此保存下来的妆容记载多为文献资料，图像资料相对匮乏，但比之先秦与秦汉，已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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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又称三国两晋南北朝，从名字就可以看出，这是由一大堆短命王朝所组成的时期的统称。政权的分裂和王朝的不断更替必然伴随着大规模的战乱，这一方面使社会经济遭到相当程度的破坏，但另一方面，由于南北迁徙，民族错居，中央集权的统一大帝国不复存在，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反倒比此前更为频繁，人们的眼界开阔了，思想上的禁锢也被打破了。汉代以“仁”为本的儒学信仰出现了危机，社会动荡给人们带来朝不保夕的危机感，使得人们开始重新思索人生的意义，从而把魏晋思想引向了玄学。玄学一反汉代把群体、社会放在首位的思想，而把个体人格的独立自由提到了第一位。门阀贵族们注重教养与风度，推崇和考究人的才情、思辨、品貌、智慧等，带来了“人的觉醒”，因此魏晋时期大讲人物品藻，“追求内在的智慧，高超的精神，脱俗的言行和漂亮的风貌。而所谓漂亮，就是以美如自然景物的外观来体现出人的内在智慧和品格”[1] 。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的那样：“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于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2] 门阀士族男子们不仅自己爱美，“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颜氏家训》），追求“标俊清彻”（《晋书》）、“风姿特秀”（《世说新语》），也影响了此时代的女性审美，使得围绕在他们身边的女性也呈现出一种充满神仙气的超脱与自在之美，妆容无所禁忌又轻盈飘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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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回避的是，魏晋南北朝依然是一个男权至上的社会，尤其是在战乱时代，一朝天子一朝臣，男性朝不保夕，被抢夺、被玩弄几乎是女性的宿命。那位让曹植日思夜想而写出流传千古的《洛神赋》的“姿貌绝伦”的甄皇后，便是曹操灭袁绍时抢夺过来的袁绍儿媳；那位“光彩溢目，映照左右”的陈后主贵妃张丽华，在隋灭陈后，被冠以“祸水误国”而被斩杀；“秀惠而绝艳”的北齐文宣皇后李祖娥，在文宣帝死后被逼入武成帝后宫，后被打得鲜血淋漓，被迫为尼；有“咏絮之才”的东晋宰相谢安侄女谢道韫，晚年丈夫被杀，虽保住一条命，但也是晚景凄凉。这些贵为后妃、出身侯门的女子命运尚且如此，出身卑微、被买卖或者被抢夺的女性命运就更如草芥一般，死生全由他人做主。西晋富豪石崇对待家伎之残暴简直令人发指；吴主孙皓后宫有美女五千，晋武帝后宫人数逾一万，“王侯将相，歌伎填室；鸿商富贾，舞女成群。竞相夸大，互有争夺，如恐不及，莫为禁令”（《全梁文》）。魏晋南北朝文献中记载的奇妆异服，便主要集中在这群后宫佳丽、家伎舞女身上。我们今天赞叹的这些百无禁忌的脂粉繁华，背后又有多少“人生几何，譬如朝露”的无奈与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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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层面的彩妆高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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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儒学的没落和玄学的兴起，魏晋时期不论男女，均追求以漂亮的外在风貌来表达超凡的内在人格。佛教东传，南北迁徙交流令魏晋人眼界大开，再加上后宫佳丽、家伎舞女数量实在众多，她们必须以独特的妆容来吸引主人的眼光，种种原因促成了魏晋南北朝彩妆爆发式的发展。然而，魏晋兴薄葬，可考的妆容文物数量稀少，彩妆的发展大多只呈现于文字记载，故此我们将这一时期称为文献层面的彩妆高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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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介绍魏晋文献记载的主要妆容和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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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妆，即以白粉敷面，两颊不施胭脂，多见于宫女。《中华古今注》云：“梁天监中，武帝诏宫人梳回心髻、归真髻，作白妆青黛眉。”这种妆式多追求素雅之美，颇似先秦时的素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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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红妆，即以胭脂、红粉涂染面颊，比较浓艳。温庭筠《靓妆录》中记载有：“晋惠帝令宫人梳芙蓉髻，插通草五色花，又作晕红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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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妆，以紫色的粉拂面而成。紫粉最初多用米粉、胡粉掺落葵子汁调和，呈浅紫色（图见85页）。相传为魏宫人段巧笑始作。晋崔豹《古今注》载：“魏文帝宫人绝所宠者，有莫琼树、薛夜来、田尚衣、段巧笑四人，日夕在侧。……巧笑始以锦衣丝履，作紫粉拂面。”以现代化妆的经验来看，黄脸者，多以紫色粉底打底，以掩盖其黄，这是化妆师的基本常识。或许段巧笑正是此妙方的创始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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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乐舞陶俑，着晕红妆。洛阳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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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卷》中的洛神，妆面是清新素雅的白妆、青黛眉。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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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妃半面妆，顾名思义，即只妆饰半边脸面，左右两颊颜色不一。此法相传出自梁元帝之妃徐氏之手。《南史·梁元帝徐妃传》中载：“妃以帝眇一目，每知帝将至，必为半面妆以俟。帝见则大怒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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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蛾妆，一种眉心相连的眉妆。在眉妆上，魏晋南北朝最为流行的仍然是汉代的蛾眉、长眉与广眉。晋代的《古今注》中便写道：“今人多作娥眉。”南朝沈约《拟三妇》诗中有：“小妇独无事，对镜画蛾眉。”此时的长眉在汉代的基础上更有发展。《妆台记》中叙“魏武帝令宫人扫青黛眉，连头眉，一画连心甚长，人谓之仙蛾妆；齐梁间多效之”。《中华古今注》亦云：“魏宫人好画长眉，今作蛾眉惊鹄髻。”文人诗赋中，有曹植《洛神赋》中“云髻峨峨，修眉联娟”的赞辞及南朝吴均的“纤腰曳广袖，半额画长蛾”等。可见，此时的长眉，不仅仅只朝“阔耳”的方向延伸，且已然是连心眉了。长眉既是一个时代的审美主流，又蕴含着复古之情。至于广眉，在十六国时期出土的一系列女乐伎壁画中多见广眉，其所展现的旷达随性的气质，在今天看来依然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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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字眉。晋葛洪《抱朴子·祛惑》云：“世云尧眉八彩，不然也。直两眉头甚竖，似八字耳。”李商隐《蝶三首》中描写南朝宋武帝之女寿阳公主时也曾写道：“寿阳公主嫁时妆，八字宫眉捧额黄。”公主连出嫁也画八字眉，可见其流行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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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妃半面妆复原。模特：杨述敏；化妆造型：张晓妍、刘永辉；摄影：文华（泰岩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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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蛾妆复原。模特：张译月；化妆造型：裘悦佳；摄影：华徐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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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酒泉市丁家闸十六国墓壁画中的广眉女乐伎，头梳发环，群髾乱舞（静安。甘肃丁家闸十六国墓壁画[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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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黄，也称“鹅黄”“鸦黄”“约黄”“贴黄”“宫黄”等，因以黄色颜料染画于额间，故名。它的流行，与魏晋南北朝时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有直接关系。当时全国大兴寺院，塑佛身、开石窟蔚然成风，女性或许是从涂金的佛像上受到了启发，也将自己的额头染成黄色，久之便形成了染额黄的风习。北周庾信《舞媚娘》诗中写：“眉心浓黛直点，额角轻黄细安。”梁江洪《咏歌姬》诗中亦云：“薄鬓约微黄，轻红澹铅脸。”南朝梁简文帝萧纲在多首诗中都曾提及额黄，如“同安鬟里拨，异作额间黄”（《戏赠丽人》）、“约黄出意巧，缠弦用法新”（《率尔为咏诗》）、“约黄能效月，裁金巧作星”（《美女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