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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乐图》中的八字啼眉妆。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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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啼眉的基础上，著名的“元和时世妆”很快形成了，喜爱记录当时服饰细节的白居易在《时世妆·儆戎也》中详细地描绘了这种妆容：“腮不施朱面无粉，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妍媸黑白失本态，妆成尽似含悲啼。圆鬟无鬓堆髻样，斜红不晕赭面状。”剃去眉毛，重新画出八字啼眉；不施红粉，不上白妆，不晕斜红，却用赭红涂面；双唇还涂成泥一样的乌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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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赭面”，是吐蕃极具特色的一种面妆，文献中屡屡提及。《旧唐书》说文成公主进藏后“恶其人赭面”，感到不适，松赞干布一度下令禁止，但明显并未广泛长期执行。以往很长一段时期，人们并不知道赭面的描绘方式，近年来，在青海乌兰泉沟、都兰、郭里等地的吐蕃墓中，出土了大量人物壁画、棺版画，几乎所有人面上额、鼻、下巴、两颊等部分，都绘涂各种条状、点状、块状的赭红色，应即文献所说“赭面”，展现了各种画法。吐蕃即现在的西藏，从生活经验来讲，“赭面”也有可能是所谓的“高原红”，即长期生活在高原地带的人们由于紫外线照射和温差过大导致面部皮肤受损而出现的片状或团块状的红色斑块。这种异域特有的“肤色”传到了中原，竟反而被视为新奇时尚，在女性中被模仿并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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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认为这种妆容“非华风”，将其归咎于“戎人”的影响，是乱世之相。安史之乱后，吐蕃军队乘虚而入，深入唐境，甚至两次攻入长安，对唐朝统治造成很大威胁。所以尽管时髦，这种八字哭啼的丧气妆容还是为士大夫所鄙夷，《新唐书·五行志》也认为这种妆面“状似悲啼”，是亡国“忧恤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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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过几年，到了穆宗长庆年间，元和时世妆升级为“血晕妆”：“长庆中，京城妇人去眉，以丹紫三四横，约于目上下，谓之血晕妆。”当时的妇人，头梳直指向天的高大堆髻，除了啼眉，眼睛上下还用丹紫画出几道横道，宛如被划伤的血痕一般，很明显，其灵感也是来自吐蕃妆面。极为难得的是，在河南安阳的两座中唐时期墓室壁画里，描绘的女性几乎全部做此打扮，与记载丝毫不差。这前后墓葬中出土的陶俑，也是各种夸张的高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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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彩绘泥塑菩萨像，脸上所绘极似“赭面妆”。内蒙古博物院藏（史金波。西夏文物·内蒙古编[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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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白居易《时世妆》的妆容演绎，八字眉、乌膏注唇、晒伤赭面妆。模特：杨述敏；化妆造型：裘悦佳；摄影：华徐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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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妆面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伤妆”的流行。《太平广记》记载了一个小故事，中唐时“房孺复妻崔氏，性妒忌，左右婢不得浓妆高髻”“有一婢新买妆稍佳，崔怒谓曰：‘汝好妆邪？我为汝妆。’乃令刻其眉，以青填之。烧锁梁，灼其两眼角，皮随焦卷，以朱傅之。及痂落，瘢如妆焉。”妒妇见不得婢女巧作装扮，灼其眉心和眼角，再填上朱粉，等到结痂留疤，就和特地画上的妆道一样。如此血腥的故事或许正是“血晕妆”的由来，正如“斜红妆”和“赭面妆”的由来一样，体现了唐代女性对伤痕美和病态美的猎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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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诗人元稹在《恨妆成》里，还提及了当时女子化妆的若干步骤：“傅粉贵重重”，首先重重地敷施铅粉打底；“施朱怜冉冉”“轻红拂花脸”，在脸上涂抹胭脂，点口脂；“凝翠晕蛾眉”“当面施圆靥”，晕画黛眉，施面靥；最后“柔鬟背额垂”“丛鬓随钗敛”“满头行小梳”，梳鬟髻，插钗敛鬓，满头插上小梳。这样才算大功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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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记载，文宗“性恭俭、恶侈靡”，即位之后，立刻下令遏止举国上下各种浮夸奢靡的风气，其中就包括妇人怪异的妆面。“妇人高髻险妆，去眉开额，甚乖风俗，颇坏常仪，费用金银，过为首饰，并请禁断，共妆梳钗篦等……限一月内改革。”文宗开始正式禁高髻险妆，禁去眉开额。但这份禁令似乎成效不大，去眉险妆虽不再风行，但晚唐五代的妆面似乎变得更加花哨。贵妇们不仅钗梳满头，还往脸上贴涂越来越多的东西。妆面更加花样繁多的时期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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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安阳市唐代赵逸公墓壁画中的血晕妆仕女。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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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血晕妆、八字眉演绎。模特：杨述敏；化妆造型：裘悦佳；摄影：华徐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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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西安市韩家湾唐墓壁画中“高髻险妆，去眉开额”的女性形象（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韦曲韩家湾村两座唐代壁画墓发掘简报[J].文博，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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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插钗梳之风的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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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时世妆中引人注目的，还有头上数量越来越多的钗梳，安阳中唐墓壁画中所绘女性，不仅前额两鬓由下往上横插三支梳篦，甚至在头顶中央的高髻上还上下插戴一排梳篦，尺寸由大至小，正是元稹诗中“满头行小梳”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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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体的流行变化上，隋唐五代的插梳也和其他首饰一样呈现体量从小变大、数量由少而多的发展趋势。从出土壁画、陶俑来看，隋初至初唐妇女头上插梳尚不多见。有的也只是在鬓侧、髻底插一两枚尺寸极小的梳篦，露出小小的梳背。如陕西礼泉神龙二年（公元706年）永泰公主墓石椁线刻，虽然描绘的均为宫廷贵妇，但大多只能在头上看到插戴一枚指头大小的梳背。这种情况维持到盛唐，头上所插梳篦的尺寸略有增大，但数量依然很少，有的梳背上还可见花纹或珠背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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