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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家提出了一个观点：国家集中灌溉工程的发展是让黍和粟传播至整个中亚和西南亚的主要驱动力之一（Miller，Spengler Ⅲ，and Frachetti，2016）。希罗多德评论称，西南亚广泛覆盖的灌溉系统让农民可以全年种植农作物，有利于实行轮作制。粟米曾经是属于穷人的低投入农作物，但在轮作周期中变得至关重要，在欧洲和西南亚的地位也因此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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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干地区的人们种植黍已有近2000年历史，他们可能是从中亚牧民那里获得了这种农作物，而且很可能是最早开始种植这种农作物的欧洲人。在德摩斯梯尼于公元前341年发表的第三次反腓力演说中，他警告雅典人，“为了色雷斯人粮仓里的黑麦和粟米”，腓力二世将在冬天围困色雷斯。德摩斯梯尼强调了粟米的储备，试图借此激励希腊公民团结一致，共同对抗“牧民”部队的入侵（Valamoti and Jones，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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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时期的自然哲学家和医师也提到了粟米的不同品种。希波克拉底（前460—前370）的《急性病摄生论》（De diaeta in morbis acutis ）中记载了经过烤制和发酵的粟米。泰奥弗拉斯托斯（约前370—前288/前285）在《植物志》（Historia plantarum ）第八卷“谷物和豆类”中描述了黍，在其他著作中对这两种小颗粒东亚谷物都有提及。出生于莱斯沃斯岛的泰奥弗拉斯托斯师从柏拉图，是亚里士多德的同窗好友。他的巨著《植物志》是欧洲最古老的植物志，他本人也因此赢得了“植物学之父”的美誉（Scarborough，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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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达努思·迪奥斯科里德斯（Pedanios Dioscorides，约40—90）是尼禄统治时期（37—68）的罗马军医。他跟随罗马军队遍访帝国疆土，从高卢直至小亚细亚遍布他的足迹。他留心观察并详细记录沿途遇到的植物及其用途，无意中成了有史以来第一位民族植物学家。他于公元64年左右撰写的著作《药物志》介绍了大约600种植物和植物产品，比泰奥弗拉斯托斯所罗列的还要多出100种。迪奥斯科里德斯谈到了黍和粟这两种农作物，尤其关注它们的养生功效，还对谷物酿成的发酵饮料赞不绝口（Dioscorides，2000；Osbaldeston，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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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普林尼（23—79）在其代表作《博物志》（Naturalis historia ）中提到了超过1000种植物，相比之下，泰奥弗拉斯托斯和迪奥斯科里德斯的汇编都相形见绌。老普林尼可以说是古典时期最著名的希腊生物学家，而他的这部作品也成了后人介绍自然世界时最常引用的文献。他对知识满怀激情，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在观察摧毁赫库兰尼姆古城和庞贝古城的维苏威火山爆发时不幸身亡。庞贝古城的植物考古学调查表明，粟米在当地居民的饮食中占有重要地位（Murphy，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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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志》第18卷第10章的标题为“谷物博物志”。老普林尼在这一章中指出，黍和粟都是地中海沿岸和安纳托利亚半岛的夏季农作物，而在后来的篇章中，他声称这些谷物只需40天即可成熟。他写道：“共有好几种黍（粟）类，例如，乳米（mammose）的谷穗呈簇状，边缘有细小的绒毛，一株植物顶部生有两穗。可根据颜色予以区分，有白色、黑色、红色甚至紫色。有好几种面包以粟米为原料，但以黍为原料的却寥寥无几：没有任何已知的谷物比粟米重、在烘烤时更易膨胀。”在第24章中，老普林尼列举了数个有种植粟米习惯的地区，其中便包括中亚。老普林尼称，粟米是斯基泰人的主要农作物。“萨尔马提亚人（萨尔马提亚是伊朗人在西南亚建立的部落帝国）主要以这种粥为食，甚至食用生肉，此外只饮用马奶或从马腿上割出的鲜血。”老普林尼在接下来的一卷中再次提到，两种粟米都是耐旱的植物，即使在夏季也能在贫瘠的土壤上播种。他指出，粟米是黑海以南东欧大草原地区的主要农作物之一。在讨论他所谓的“人工酿造葡萄酒”时，他还记录了酿造粟米啤酒的配方。尽管这些谷物（例如大米）在其东亚原产地主要用于制作粥一类的食物，但在中亚的厨房里，它们经过转化，被制作成了无酵饼和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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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拉波（前64/63年—约24）在《地理学》中介绍了古典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在谈及生活在今克罗地亚一带的雅波德人[4] 时，他写道：“他们的土地贫瘠，人们主要以斯佩耳特小麦和粟米为食。他们的盔甲来自凯尔特，他们也像其他伊利里亚人和米拉斯人（Miracians）一样文身。”他进一步指出，在高卢，人们在葡萄和其他水果难以生长的地区种植粟米。斯特拉波还写道，在意大利北部的波河两岸，粟米也是轮作作物之一，“他们说，有些平原一年到头都可以耕种；前两轮种黑麦，第三轮种黍类，偶尔还能再种第四轮蔬菜。”后来，在介绍生活在东欧大草原一带的民族时，斯特拉波特别提到了庞蒂克·科马纳（Pontic Comana）、达兹莫尼提斯（Dazimonitis）和加齐乌拉（Gaziura）等古镇，以及一些以粟米（包括黍和粟）作为最重要的农作物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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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提到粟米的古希腊和古罗马作者还有赫西俄德（公元前8世纪），他在《赫拉克勒斯之盾》（Shield of Heracles ）中提到粟米是一种夏播农作物。色诺芬（前430—前354）在描写在奇里乞亚（位于安纳托利亚南部的波斯控制地区）种植的农作物时提到了黍和粟。波利比乌斯（约前200—前118）的《历史》（Histories ）中有一章标题为“山南高卢[5] 的粮食生产”，文中称山南高卢地区（即阿尔卑斯山南麓、今天的意大利北部地区）种植的黍和粟产量都很高。除此之外，出现关于这些农作物记载的古籍还有：亚里士多德（前371—约前287）的作品篇章；老加图（前234—前149）的《农业志》（De agricultara ）；瓦罗（前116—前28）于公元前37年创作的《论农业》（Dere rustica ）；卢修斯·尤尼乌斯·莫德拉图斯·科鲁迈拉（4—70）所著的另一本《论农业》（Dere rustica ）；维吉尔（前70—前19）的《农事诗》（Georgics ）。另外，古罗马食谱合辑《阿比修斯》（Apicius ）也收录了若干份用到粟米的食谱（Murphy，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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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古典时期文献所针对的受众是生活富足、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群，而不是在田间辛苦劳作的普罗大众（Murphy，Thompson，and Fuller，2013）。罗马公民和希腊地主的别墅内栽种的通常是具有精英气质的作物，尤以葡萄、橄榄和其他水果为多。因此，被视为穷人食物的谷物并不是上述文献所关注的重点。考虑到这一点，粟米的地位可能比仅从上述文献所得的推断重要得多。证明公元前一千纪的欧洲人食用两种粟米的文献证据得到了植物考古学发现的支持。对庞贝古城进行的一项植物考古学研究为黍在古罗马世界的重要地位提供了佐证（Murphy，2016）。对古城第6区1号街区大量居民房屋内植物遗存的调查表明，黍在当地家庭中尤为常见，其出现频率是大麦的3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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黍究竟如何在公元前一千纪传播到东欧和内亚并成为当地至关重要的农作物？这始终是一个谜团，也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课题。在遥远的古代，许多农作物穿越了内亚的重重山谷，早期传播在黍遍及整个旧世界的过程中发挥着引人深思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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黍的起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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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系还是多系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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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来，黍喂饱了整个欧亚大陆上的数十亿农夫、小规模农场主和牧民；然而，关于这种谷物的历史，许多问题至今仍未得到解答：黍在何时何地被人类驯化，经历过一次还是多次驯化，以及它如何在书面记载出现之前跨越亚欧两大洲，等等。更令人不解的是，黍的野生祖先或亲本种群从未被发现过；为了回避这个问题，典型的做法是假设这种神秘的野生黍类祖先一定生存在（或曾经生存在）欧亚大陆中部的某个地方（Zohary，Hopf，and Weiss，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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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黍的故事中，最有意思的便是关于它究竟是单一起源还是两大起源的争论；用植物学术语来说，即关于黍应归为单系群还是多系群的争论。这场争论中的许多观点最早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格鲁吉亚境内的高加索山脉。戈里斯拉娃·N.利希齐纳（Gorislava N. Lisitsyna）曾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担任俄罗斯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常驻古植物学家，是苏联屈指可数的几位植物考古学专家之一。她对土库曼斯坦南部（当时是苏联的一部分）的早期农业，尤其是灌溉系统进行了研究。20世纪70年代中期，她将注意力转向了高加索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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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利希齐纳与同事L·V·普里什申蓬科（Prishchepenko）发表了他们在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对尤泰佩（Kjultepe）、阿鲁赫洛（Arukhlo）、伊米里斯戈拉（Imirisgora）和恰克（Chokh）等遗址进行的植物考古学研究的摘要（Lisitsyna and Prishchepenko，1977）。学界普遍认为，这片地区在人类历史早期便出现了农业生产活动。根据从这几处遗址收集的资料，两位苏联古植物学家认为，早在公元前5千纪，该地区便已存在活跃的农业经济。考古发现中包括保存完好的黍的谷粒。在利希齐纳看来，这样的发现或许并不意外，因为许多俄罗斯人从小就以各种各样的卡莎粥作为早餐，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小米稀饭。在1984年的一部专著中，利希齐纳以上述资料为依据指出，在苏联的行政区划内存在一个瓦维洛夫所提出的栽培植物起源中心（Lisitsina，1984）。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瓦维洛夫常被誉为苏联最伟大的植物学家（在二战期间的大清洗中牺牲之后，他更是备受赞誉），他在栽培植物起源方面的研究无疑对利希齐纳产生了很大影响，而利希齐纳的观点则为随后几十年许多学者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在苏联时期，研究早期农业栽培谷物的普遍手段是：仔细检查谷物留在黏土烧制的容器上的压痕。目前，东欧有31处考古遗迹发现了年代早于公元前5000年的黍，还有非常多遗迹发现了粟米或各种谷物混合物、狗尾草属或黍属谷粒的残迹（Hunt et al.，2008；Motuzaite-Matuzeviciute et al.，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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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证据显示“粟米在东欧被人类驯化”，但是，黍和粟这两种农作物在东亚饮食中的悠久历史（在东亚，黍和粟不仅仅 用来熬制早餐的稀粥，其用途广泛得多）却与这些证据相互矛盾。在中国的史料中，黍和粟的历史可追溯到数千年前。1980年，位于华北太行山一带的磁山文化遗址[7] （前6100—前5600）出土了一片大型粮食窖穴，为“粟米在中国的人工种植早于高加索山脉的考古发现”提供了物证（Zhao，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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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表明，这种谷物在7000多年前分别在欧亚大陆两端为人类所种植，这一现象很难得到解释。没有其他证据能证明这些文化之间存在交流，也无法证明谷物在如此早期的历史阶段就被传播了如此遥远的距离。目前存在两种可能的解释：其一，黍被人类驯化了两次——一次在中国东北部，另一次在高加索山区或欧亚大陆的某个地方（这一假设得到了“农业起源之争”中的著名学者杰克·哈兰的支持）（Harlan，1975；Harlan，1977）；其二，这种农作物在没有其他农作物或物质文化伴随的情况下，在早于现有的丝绸之路活动证据的时代，独自完成了亚洲和欧洲之间的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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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随着黍基因测序的完成，学界再度掀起了关于这种植物究竟源自一种还是两种祖先的争论（Cho et al.，2010）。同样在这一年，剑桥大学的一支考古学家和生物学家团队发表了一篇以遗传学为基础的种群研究，其中用到了在更大规模的基因组研究中所识别出的遗传学引物[8] 。这项2011年的研究检视了欧亚大陆各地的粟米品种中特定基因（等位基因）的分布。研究人员检测出了两个遗传信息截然不同的黍种群——一个在东欧、一个在东亚——两个种群在很久以前便存在明显的生殖隔离。研究报告的作者指出，造成这种遗传隔离的原因有可能是存在彼此独立的两次驯化，也有可能是一小部分栽培植物在早期传入东欧之后才与亲本种群发生了隔离（Hunt et al.，2011）。从理论上说，后一种情况的确有可能发生：长途旅行的人带着一小袋谷物，在离家万里的高加索山脉开垦出一片全新的粟米田。因此，早期学者提出的两种假设都可以解释遗传学研究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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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重新审视了十几份关于欧洲地区发现的、早于公元前5000年的各种粟米的报告，随后对其中的部分观点提出了质疑（Hunt et al.，2008）。他们指出，在对欧洲各地遗址进行的大规模植物考古学分析当中，只有一小部分涉及早期粟米（Boivin，Fuller，and Crowther，2012）。不仅如此，这些发现通常只是几粒谷物，与同一地点发现的数千粒小麦属和大麦谷粒不可同日而语。学者认为，在已发现的粟米遗迹中，至少有一部分可能只是粒型较大的野生黍亚科植物，这些野草原本或许是混杂在农田里的杂草。剑桥大学的吉德丽·莫图扎伊德·马图采维丘特（Giedre Motuzaite-Matuzeviciute）和她的同事指出，这些考古发现大多记载于50年前，许多出土谷物或压痕已经散佚，现已无法验证当初的判断或重新进行断代。不过，莫图扎伊德·马图采维丘特的研究小组成功锁定了他们认为具有代表性的10份关键样本，并对其进行了放射性碳定年检测。虽然证明欧洲早期存在粟米种植的证据看起来数目众多，但是莫图扎伊德·马图采维丘特及其同事坦言：“断代测定的日期显示，过去对中欧和东欧大量黍的大植物遗存年代的判断比真实情况偏早了至少3500年。”（Motuzaite-Matuzeviciute et al.，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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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在植物考古学领域的影响力空前；它表明此前关于这些考古发现的十数份现场报告并不可信，而且直接驳斥了许多已发表的现场报告中的观点。不仅如此，这篇文章重新描绘了欧亚大陆早期农业的图景，改变了我们对丝绸之路雏形范围内的农作物传播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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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上述两种假设——无论是主张粟米同时起源于东亚和东欧的多系说，还是主张一小部分种群在早期被分离后产生遗传隔离的单系说——似乎都站不住脚。如果推定莫图扎伊德·马图采维丘特及其同事（包括考古遗传学家哈丽雅特·亨特）的结论正确，那就意味着黍直到公元前二千纪早期才传入欧洲，欧洲地区发现的年代更早的粟米类谷物要么是鉴定有误，要么是从年代较晚的上层考古地层中下渗的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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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北”：粟米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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黍和粟在史前时代的大约同一时期、同一地区被人类驯化，更有意思的是，它们在整个旧世界的农耕系统中常常同时出现，不过，它们并不是一同传出东亚的。这两种农作物似乎都起源于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Bellwood，2005；Crawford et al.，2005；Zhao，2011）。它们的耐旱性也许正是适应黄河以北半干旱草地或辽阔草原的结果（Liu，Hunt，and Jones，2009）。现已发现的年代最早且保存完好的碳化黍粒出土于中国北方的大地湾遗址（约前5900），这一地区还有好几处大致属于同一时期的遗址（见地图2）（Bettinger et al.，2010；Liu，Kong，and Lang，2004）。例如，磁山遗址也出土了大量碳化的谷粒，尽管它们的来源和年代一度饱受争议。内蒙古兴隆沟遗址（前5670—前5610）的发现则进一步证实，早在公元前六千纪的中国北方，黍已经得到了广泛种植。兴隆沟遗址共出土了1400多粒碳化黍（以及60粒碳化粟）；这些谷粒在三家独立的实验室分别进行了测年以核实其准确性（Zhao，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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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的稳定碳同位素（δ13C）研究为我们对粟米传播的认识做出了重要贡献。粟米的光合作用机制（C4机制）与大多数植物不同，因此碳同位素的比值也有所不同，这一点可用于研究古人类食谱。以粟米为食的古代人类的骨骼中可以检测到这种与众不同的碳同位素C4的信号。对大地湾遗址进行的同位素研究进一步支持了“粟米种植 在公元前5900年已在当地普及”的观点（Barton et al.，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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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大植物研究结论的补充，大地湾遗址人骨中测出的δ13C含量较低，这一点似乎提示我们，在公元前5900年至前5200年，该遗址先民的饮食中粟米所占比例有限。这些数据很可能表明，当时低投入粟米种植还处于初期，当地先民的混合型经济仍然高度依赖狩猎和采集活动。不过，该遗址还出土了晚于公元前3900年的人骨，这部分人骨中的碳同位素含量较高，而这很可能就是粟作农业地位提升的结果（Barton et al.，2009；Jing and Campbell，2009）。其他学者基于考古证据指出，公元前5000年至前3000年是农耕活动迅速发展的时期，而这种发展显然是农业集约化和粮食出现富余带来的结果（Zhao，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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