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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早期粟米驯化的淀粉粒研究得到了另一支团队对同一考古现场材料所进行的分析的印证，这种情况在微观植物学领域屈指可数。淀粉粒在特定条件下可以保存数千年，植物考古学家经常能够从石制研磨工具或陶器中提取到淀粉粒。仔细分析淀粉粒的一系列特征，即可判断出留下这些淀粉粒的植 物所属的大致类别。在所述的案例中，两支科研团队在研磨石器中寻找淀粉粒遗存的考古地点是位于中国北方的东胡林遗址，其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9000年至前7500年。有趣的是，两支团队得出了大相径庭的结论（Liu et al.，2010；Yang et al.，2012）。第一支团队的结论是，从东胡林采集的淀粉粒来自橡子（栎属、柯属或青冈属植物）；他们还指出，这些淀粉粒的大小与基本形态都不符合粟米或草本植物的特点（Liu et al.，2010）。当时中国该地区的先民主要以橡子（而不是草籽）为食，这一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多大植物研究以及其他淀粉粒研究的支持（Fuller and Qin，2009；Fuller and Qin，2010；Fuller，Harvey，and Qin，2007；Anderson，2014；Liu et al.，2010）。第二支团队对同一处遗址（甚至可能是同一批出土文物）的研磨石器进行了研究，他们断言，这些淀粉粒来自人类驯化的黍和粟。他们宣称自己的数据“将中国食用粟米的历史提前了近1000年（甚至比植硅体研究论文作者所主张的还要早1000年），将该地区出现黍的年代提前了至少2000年。”（Yang et al.，2012）他们认为，将淀粉粒鉴定为橡子只是一种“推定”，以此驳斥前一支团队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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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支持该地区先民在这一时期采食橡子的数据很多，但还没有其他证据能证明当地先民在此时已驯化粟米。这项研究产生的疑问比解决的问题更多。例如，研究人员称，除了石器之外，他们还从一件陶制炊具碎片上的碳化残留物中提取到了粟留下的淀粉粒。但是，淀粉粒对高温非常敏感，一经烹煮便会分解，因此，在容器上发现煮熟之后碳化的淀粉粒实在令人意外。再者，此地先民似乎也不太可能先将粟米磨成粉，再放入锅中煮沸——这样烹煮而成的想必是黏稠的糊状物，而不是含有整颗谷粒的粟米粥。此外还有一点：这些作者一方面引述对其他谷物作物的诸多研究，称驯化野生植物需要长达2000年甚至3000年的进程。而另一方面，他们也明确指出，在考古遗址发现的早期植物微小遗存全部来自已经驯化（而非野生）的谷物。这样一来，他们的发现似乎将人类最早栽培这些植物的时间提前到了更新世[9] 。即便抛开这些疑点，“两种农作物在公元前9000年都已完全被人类驯化”的观点也很难令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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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争论进一步白热化的是，发布前述研究成果的学术期刊近期又登载了一篇同样以古代淀粉粒和植硅体为研究对象的论文。这篇文章称，在中国北方陕西省的米家崖遗址，研究人员在出土的容器中鉴定出了大麦的植硅体，距今有5000年的历史。他们提出的大麦栽种时间比现存最早的东亚古代谷物证据还要早大约1000年——这个结论似乎与中国大量涌现的大植物研究成果明显对立。这篇论文的作者指出，得益于他们“最近发展起来的、以植硅体形态测定一系列针对形态的特定测量为基础的研究手段”，他们鉴定出了“比植物大遗存早1000年”的大麦遗存（Wang et al.，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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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化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受到城市建设进程的影响，考古调查和抢救性发掘日益增多，关于最早种植粟米的时间和地点的疑问在未来几年里一定会有定论。不过，无论我们选择相信大植物研究的结论（粟米的驯化大约在公元前5900年左右）、植硅体测定的结果（约前8300—前6700）还是淀粉粒分析的结果（约前9000—前7500），有一点都是无可辩驳的：黍和粟这两种农作物都发轫于中国北方，与人类的关系源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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黍在中亚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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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接受“粟米直到公元前三千纪末期才到达中亚，到达东欧的时间更晚”这一结论，那么粟米从东亚外传的时间恰好与丝绸之路最早有人员往来的时间（当初曾被称为“内亚的 山地走廊”）相吻合（Frachetti，2012）。黍以及易脱粒密穗型小麦和大麦是最早穿越中亚的农作物（Spengler Ⅲ et al.，2014b）。它们很适应山麓和丘陵地区的雨育农业，沿着天山山脉和青藏高原边缘传播，随后进入中亚南部和印度河流域，最后来到安纳托利亚半岛和巴尔干半岛（Miller，Spengler Ⅲ，and Frachetti，2016）。经由安纳托利亚半岛和巴尔干半岛，粟米迅速传入欧洲，在公元前二千纪中期传播至高加索山脉西部（Trifonov et al.，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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黍最初向西传播的时间比大型公共灌溉工程的诞生还要早1000年。由于粟米相对容易种植，它的传播似乎与牧民或低投入（无须人工灌溉）的小规模农业息息相关（Spengler Ⅲ，2015）。中亚的山麓丘陵非常适合发展旱作农业，或者利用高山冰川融水形成的溪流进行少量灌溉的农业，这种地形也为农牧民提供了适合开垦小块低投入粟米田的区位条件。这样的农耕活动为牧民或小规模农场主提供了一定的保障，在遭遇其他农作物歉收或牲畜损失等灾害时能够维持生存。有意思的是，直至今日，黍依然是一种与内亚流动人口关系密切的粮食作物（Paskhevich，2003；Vainshtein，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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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产自东亚的这两种粟米可以耐受各种恶劣的生态条件。斯特拉波在《地理志》中记载：“粟米是最适合预防饥馑的农作物，因为它能承受不利于植物生长的气候，即使其他谷物颗粒无收，粟米也不会让人失望。”学者们发现，粟米的三大特点使之尤其适合成为游牧经济的组成部分。首先，这些植物十分耐旱，不依赖大型灌溉系统，它们可以在小溪或任何水源附近的小片土地上生长。其次，每株植物的单产量很高，牧民只需携带一小袋种子即可播种。最后，这些植物的生长周期很短，夏季播下种子，在前往冬季营地的季节性移徙到来之前便可以收获（Pashkevich，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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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种植黍这种浅根系农作物不用犁地（Motuzaite-Matuzeviviute，Telizhenko，and Jones，2012）。其需水量只有易脱粒小麦的一半，很可能是因为其生长周期短暂（在理想条件下，黍从播种到收获只要60天）。（Shantz and Piemeisel，1927）粟米的另一大潜在优势是谷粒体积小，烹煮时间短，因此消耗的燃料相对较少（Miller，Spengler Ⅲ，and Frachetti，2016）。这一特点在木材储备稀缺的环境里尤为重要，那里的主要燃料是牲畜的粪便——这是一种了不起的环保燃料，但是燃烧产生的热能不及木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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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前往中亚的欧洲探险家经常在其记载中提到低投入农业的情形。在受到俄罗斯人的影响之前，许多中亚游牧民族都在低海拔地带小范围种植黍和大麦（大麦的数量更少）（Di Cosmo，1994；Levin and Potapov，1964；Priklonskii，1953；Seebohm，1882；Vainshtein，1980）。这些小块田地通常分布在秋季或春季营地方圆5公里的范围内，但距离冬季营地可能有三四十公里远。这些农作物几乎不需要打理，因此，牧民在农作物的整个生长期只需骑马去田间查看几次即可。4月播种时去一次，10月收获时再去一次，中间基本不需要维护和人工灌溉。种植面积相对较小，鲜有大于1.5公顷至2公顷（3.7英亩至5英亩）的土地。在没有大规模灌溉的条件下，大多数农作物难以在干旱的草原存活，因此，这些小片田地通常位于河谷或水源附近（Vainshtein，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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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狄宇宙（Nicola di Cosmo）的评述，罗纳-塔斯（Rona-Tas）在1959年对蒙古西部色楞格河流域游牧民族农业活动的研究是对欧亚大陆中部牧民低投入农业进行了精彩总结。罗纳-塔斯注意到，河岸附近有用木犁翻过的小片土地；当地人用手搓碎土壤中的泥块，然后人工播下小麦、大麦或黑麦的种子。播种之后，牧民便驱赶畜群前往夏季草场，直到秋天才会回来。罗纳-塔斯还指出，牧民不使用镰刀，他们手工摘采谷穗，用大木铲扬谷脱壳，再用马拉磨将谷物碾碎。如果中亚史前先民使用的也 是这类不利于长期保存的工具，那就很难留下考古证据（Di Cosmo，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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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欧亚大陆中部的高山和沙漠地区，都有涉及此类小规模、低投入农业的人群的历史学记载。身兼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和丝绸之路探险家多重身份的欧文·拉铁摩尔坚称，草原上的居民实现了食物的自给自足（Lattimore，1940）。无独有偶，哈利尔·阿尔金巴耶夫（Khalel Argynbaev）也指出：“在本世纪初，七河地区引入旱作农业的唯一前提条件是山地间有许多小片可耕地。”（Argynbaev，1973，155）然而也有证据表明，在中世纪甚至更早时期，主要河流沿线便存在灌溉农业，大型市镇和聚居地便是证明（Bartol’d，1962-1963）。早期农业活动主要在河流和泉水附近进行，利用山地降水和冰川融水资源；在海拔更高的地区和山麓丘陵地带则实行旱作农业（Soucek，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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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粟米对大草原游牧人口——尤其是斯基泰人（尽管斯基泰人的具体身份尚未确定）（Semple，1928）——的重要性时，其他历史学家的观点与希罗多德相似。老普林尼记载了帝国北部大草原地区的粟米种植活动。科鲁迈拉（4—70）的农业专著可谓罗马时期该领域最重要的作品，他在书中写道：“许多国家的农民都靠以黍和粟制成的食物为生。”（Columella，1世纪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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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罗马的文本并不是唯一提及中亚地区粟米种植的历史文献。哈马达拉·穆斯陶菲·可疾维尼（Hamd-Allah Mustawfi of Qazwin）在1340年创作的《心之喜》（Nuzhat-al-Qulub ）地理篇中，关于突厥领地、民族和文化的描述里经常提及当地种植的主要农作物。有趣的是，这本书将金帐汗国（13世纪）的居民描述为种植粟米和夏小麦的牧民。可疾维尼写道：“此地气候苦寒；农作物收成稀少，只能种植粟米和夏玉米（谷物），棉花、葡萄和其他水果都无法成熟。不过，此地居民拥有成群的牲畜，他们的衣食住行都依赖牲畜的繁殖。此外，此地水晶矿的产量非常可观。”在同一章节中，他继续写道：“农作物中小麦的占比很低，但粟米和其他夏季谷物优质且高产。葡萄、西瓜和其他水果在此地极为罕见，棉花无法生长。但牧草丰美，牛马成群，当地人主要依靠畜牧产品维持生存。”（Hamd-Allāh Mustawfī of Qazwīn，1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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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阿拉伯文献对粟米加工的描写不如其他植物食材那样详尽（也许是因为粟米被视为低等农作物），但一些来自西南亚的早期伊斯兰文献提到了用黏土烤炉或馕坑烤制而成的粟米薄饼，粟米有时会和兵豆粉混合在一起使用。在今叙利亚和伊朗一带游历的早期旅行者也在他们的见闻录中提到了粟米饼（Samuel，2001）。成书于12世纪的《纳巴泰农事典》（Nabatean Agriculture ）对粟米饼和大米饼的制作过程进行了对比，指出粟米和大米一样在夏天种植，但需要的水分比大米少（Ibn al-Awwam，2000）。伊本·阿勒-阿瓦姆（Ibn al-Awwam）指出，有些地区在夏季种植粟米时完全不用灌溉（Samuel，2001；Ibn al-Awwam，2000）。萨马赖（Samarraie）通过对9世纪伊拉克文献的研究［由戴尔文·塞缪尔（Delwen Samuel）加以总结］，发现其中有用混合粟米和大麦粉制作一种厚实的死面饼的记载，包括伊本·瓦赫希亚在内的古代作家都曾称赞这种面饼很适合体力劳动者食用（Samuel，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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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和西亚的农业中心，黍也为劳动密集型农业出产的谷物提供了可靠的替代品。它在整个内亚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文化内涵。例如，在祆教传统的半年节（粟特历七月的第一天）期间，每逢粟特历七月的第二天，祆教徒都要享用一种由粟米、黄油、牛奶和糖制成的甜点。（Golden，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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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和中亚饮食对谷物的加工方式存在明显的差异。在东亚，人们将谷物蒸熟或煮熟（然后加工成馒头、面条、米饭和粥）。而在中亚和欧洲，谷物通常被碾成粉末，用于烘烤面包（Fuller and Rowlands，2011）。粟米跨越了这两种饮食的壁垒，它似乎扮演着双重的角色：既可以煮粥，也可以制作不同种类的面包。以迪奥斯科里德斯、老普林尼和科鲁迈拉的著作为代表的古代文献曾记录用粟米粉或混合面粉烤制面包的方法（Murphy，2016）。这些文献说明，粟米面包是当时常见的食物，不过很有可能只是平民百姓的食物。还有许多其他文献提到了粟米粥，通常与牛奶搭配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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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周期短、耐旱、喜温，这些特点让粟米成为夏季轮作植物的理想选择，而包括维吉尔和科鲁迈拉在内的许多学者的相关记载也证实，古人的确是这么做的（Murphy，2016；Semple，1928）。不过，夏季种植同样需要灌溉。因此，直到大规模灌溉工程遍及南欧和南亚之后，粟米才成为真正重要的大规模农作物（Miller，Spengler Ⅲ，and Frachetti，2016；Murphy，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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黍的植物考古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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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内亚古人食用黍的植物考古学证据不断涌现，我们得以相当精准地还原出这种农作物的传播途径（Spengler Ⅲ et al.，2014b）。黍传播到东亚之外的最早证据有许多来自以家庭为单位的小规模农场，即许多考古学家口中所称的游牧营地。迄今为止在东亚以外发现的最古老的谷物出自我在拜尕兹遗址（公元前2200年；见地图1）发掘的一座古代人类火葬坑。据推测，先民将经过焚烧的谷物作为祭品，与死者的遗骸一同埋葬（Frachetti et al.，2010）。拜尕兹位于中亚北部的哈萨克斯坦东部，因此我们可以推定，粟米只用了短短几个世纪的时间便经由中国新疆传播到了中亚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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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穆尔加布河三角洲的大型城市农业中心古诺尔特佩（Gonur Depe）（前2500—前1700；见地图1）也曾有发现粟米谷粒压痕的报告，但这些谷物可能来自公元前二千纪的文化层（Miller，Spengler Ⅲ，and Frachetti，2016）。但是，我在距离古诺尔主城区不远的阿吉库伊古城（Adji Kui）发现了粟米粒，经放射性碳定年法测定，其年代在公元前2272年至前1961年（Spengler Ⅲ et al.，2017b）。阿吉库伊古城的时间跨度覆盖公元前三千纪至公元前二千纪，是中亚南部贸易路线上的重要商业据点。2013年，考古发掘者将从该处遗址提取的大样本邮寄给我，请我分析其中的植物遗存。发掘者还注意到，遗址出土的陶器和物质文化在风格和形式上都与中亚北部的手工制品有几分相似。他们提出，这意味着“游牧民”与城市定居者之间存在某种关联。这些农牧民之间的联系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考古人员仅在放牧营地和小规模定居遗址中找到了粟米，却没有在同一时期的中心城市发现它们的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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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亚南部的几处小型营地或定居遗址发现了古代碳化黍，比如位于土库曼斯坦的奥贾克里（Ojakly，约前1600年）和同样位于土库曼斯坦的1211遗址（约公元前1200年）（Spengler Ⅲ et al.，2014a）。我对这两处遗址的古代植物遗存以及我本人于2011年在奥贾克里采集的植物样本进行了分类。在发掘现场，这些沉积层样本（以及来自整个中亚范围内其他考古遗址的许多样本）已作为植物遗存接受了地质学筛分，并按植物考古学里利用浮力从沉积层中分离碳化植物遗存的方法（浮选法）进行了处理。在土库曼斯坦南部多个遗址的后续发掘中，我的美国和意大利合作伙伴又为我收集了一些样本。其中一个样本内有一小批谷物——247粒黍。所有这些小型文化层遗址都分布在古诺尔特佩方圆20公里的范围内（Rouse and Cerasetti，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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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三千纪晚期或公元前二千纪早期，中亚北端和南端都已有粟米存在，这意味着这种农作物可能通过山麓丘陵迅速传播开来。公元前一千纪，粟米已成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多数植物考古学样本中都发现了这种农作物，便足以证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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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西南亚地区的其他考古遗址中也发现了粟米，比如公元前一千纪早期的塔希尔拜特佩（Tahirbai Depe）地层，还有公元前二千纪的苏尔图盖（Shortughai）文化层（第II层第I期；见地图2）（Herrmann and Kurbansakhatov，1994）。土库曼斯坦的达姆达姆切什梅（Dam Dam Cheshme）石屋的垃圾堆中也检测出了粟粒（前1200—前800）。不仅如此，黍还在大约3000至5000年前成功传入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化地区。被命名为皮腊克（Pirak）的村落或城镇是哈拉帕考古群的主要遗址之一，此地出土了粟米；谷物的历史可追溯到大约公元前2000年（Costantini，1979）。在更靠南的伊朗哈夫塔万（Haftavan），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大量年代在公元前1900年至前1550年之间的黍粒（Nesbitt and Summers，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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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一千纪，粟米已成为日益复杂的中亚和西亚农耕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粟米是小型村落图祖塞（前410—前150；见地图1）遗址发现的大量农作物之一（Spengler Ⅲ，Chang，and Tortellotte，2013）。这处遗址附近保存了好几种农作物和各类牲畜的痕迹。目前正在进行的研究提供的补充数据显示，整个山麓地区都分布着农业社群，可能实行轮作制，也可能将粟米当作防范风险的储备作物。与之类似的是，土库曼斯坦的塔希尔拜特佩遗址（约前650—前500）出土了大量黍粒；而大致同一时期的乌兹别克斯坦克孜勒捷帕（Kyzyl Tepa）遗址也检测出了黍和粟（Nesbitt，1994；Wu，Miller，and Crabtree，2015）。其他发现粟米的考古遗址还有：位于伊拉克（前7世纪晚期）的新亚述遗址尼姆鲁德（塔庙）和撒缦以色（Shalmaneser）堡垒，以及约旦的底雅亚拉（Deir Alla）第六期遗址（前650）（Helbaek，1966；Neef，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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